摘要
原创少数民族儿童文学的发展离不开社会思潮、民族心理意识的变化,也与儿童、儿童文学的正确定义密切相关,并与整个社会对建设未来的理解与期盼联系在一起。少数民族作家往往有意识地关注新时期少数民族儿童的困境,这造就了少数民族作家的写作选择与倾向。他们对少数民族儿童成长的反思使这种儿童文学极具价值,也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本文全面审视了“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儿童文学原创书系”的十部作品,探讨了当代少数民族儿童文学的价值。这也是探索中国原创儿童文学的民族性的重要话题。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ethnic minority children’s literature can 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 social trend of thought, the change of national psychological consciousness, but also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orrect concept of children, 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is linked to the entire society’s understanding of building the future. The minority writers consciously focused on the plight of the ethnic children in the new era, on which caused the ethnic minor writers’ choices of writing. Their reflection on the growth of ethnic minority children and their modern thinking made ethnic minority children’s literature extremely valuable, also ha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his article takes a comprehensive look at the ten works of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Ethnic Minorities’ Children’s Literature Original Books” and explores the value of contemporary minority children’s literature. It is also the topic of exploring the nationalization of Chinese original children’s literature.
当代原创少数民族儿童文学的发展与整个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基本保持一致,这是经过对中国儿童文学,尤其是新时期以来的少数民族儿童文学思潮做出梳理之后所得出的结论。少数民族儿童作家一方面利用浸润本民族文化传统的艺术形式来反映当下真实的儿童生活—他们将那些最能代表本族儿童生活的素材,借由当代儿童审美眼光,再用原汁原味的民族语言“讲故事”;另一方面他们又从儿童文学经典中寻求中国少数民族儿童文学的艺术价值与整个人类文化价值的契合之处,从而使原创少数民族儿童文学满蕴民族底色,又有世界眼光。《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儿童文学原创书系》(以下简称“《书系》”)的十部作品正是如此:一方面,呈现少数民族儿童在现代生活中的朝气蓬勃,生命活力无限,另一方面又在庸常的生活中寓以生动的民族精神,将凝重的人生内容融于儿童视角的诗情画意,实现了内涵丰富的民族性和洋溢活力的儿童性浑然一体。
一、少数民族作家儿童文学观与创作生态的转向
近年来,儿童文学创作生态依然悄悄发生着变化,队伍构成的不断丰富和创作生态的日趋合理,带来了儿童文学欣欣向荣的发展态势。《书系》的十位少数民族作家之中不乏由长期从事成人文学创作转向儿童文学的作家存在,一如“景颇族第一位女作家”玛波,将她所熟知的书写角度从景颇族女性转向了民族少男少女,《背孩子的女孩》表现他们面对生活坚强乐观的心理。再如回族女作家马金莲,她的文学笔触始终逡巡在她熟悉的西海固大地,这里贫瘠荒凉、偏僻隔绝,但是这里民风淳朴,人们勤劳、善良、虔诚;也有长期在儿童文学创作队伍里持续发力的作家,如满族女作家王立春突破自己以往擅长的儿童诗写作,跨越文体界限,将丰富的想象力、满溢的诗情、对自然万物的敬畏投入了儿童小说的创作,使本来冰凉的小说文字覆上了暖暖的诗意。
“人类是在不断追寻少年儿童时的梦想中实现自己的精神的净化的”[1],而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从来就是儿童接受优秀的文化滋养的精神食粮,《书系》开拓出了少数民族儿童书写的新领域,丰富了中国儿童文学的文化底蕴,也为未来的儿童文学书写提出了新的可能性。无论是书写少数民族儿童不同的生存体验,或是朴素的天人合一、万物有灵的大自然崇拜,或是民族儿童生活困境的超越与童年理想的表达,那些或是足以写入新中国大书的民族经历,或是当下社会少数民族儿童不同的“成长的烦恼”,或是漫游田野河畔、高山深林、牧羊收麦的童年记忆,都是切入当代少数民族儿童生存困境的写实书写。
二、现代化拓进民族儿童成长的广阔空间
当代少数民族作家将自身在社会的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中体验到的童年生活变迁的焦虑、困惑和反思,用儿童文学的讯号传递出呼唤重视文本之下潜在的时代声音,关注民族儿童生存的当代“成长的烦恼”,进而显示出现代化对于儿童成长空间造成的切实影响。进入新时期以来,中国社会进入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转型时期,与现代化同步出现的人类生存危机成为文学关注的重要话题。少数民族儿童生存也不可避免地遭遇社会现代化的冲击,突出地表现为留守儿童的受教育权利与家庭负担之间的矛盾、重视生态与发展经济之间的矛盾等等。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日渐复杂使得少数民族聚居的边远地区不再隔绝,城市化程度愈加深刻,成人的外出工作造成的留守儿童生存面临着严重的危机。《书系》里少数民族少男少女们在自主劳动与照看兄姊的日常家务里,坚持学习科学知识,始终不改获取知识和坚守梦想的主动性。
三、少数民族儿童文学价值追求
一般来说,丰富的人物形象谱系,各具民族特色和地域特点的风情画与风景画,充溢文字之间的民族传统文化底蕴,成为少数民族文学的价值所在。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对于彰显中华文化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上世纪末,著名的民族学家费孝通提出的“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奠定了中国多民族文学研究的基石,随后满族学者关纪新沿着“多元一体”的道路进一步倡导建立“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引导人们进一步发掘、发现中国所有民族的文学,从而致力于“为中华多民族文学书写提供案例”。少数民族作家的文化自信既是对过去民族历史的认同,更是对民族文学面向现代、面向未来的担当。《书系》里的十位少数民族作家在书写民族儿童的本真纯粹时,既没有成人世界迷茫的不安,也没有晦涩的表达方式;正是按照最朴实的乡土经验与记忆来书写,他们赋予了民族儿童在其成长过程中心理状况的变化以本色存在,历史的存在就自然呈现了出来。他们将本该厚重的民族文化、崇高的宗教情感以充满童真童趣的方式呈现,小说语言也因融合了民族宗教色彩而显示出艺术陌生感,使儿童读者感受到异于本民族文化的新鲜感。
班马认为,儿童的心理主要是原生的、自我中心的,他们对异于自身的外来图像的接受和认识,主要依赖“感知”。“感知,是实物的,是声光形色的,是器官性的,是具体动作的,使文学直接带上一种生理的活力”,“它与追求心理的、意识的表达不一样”,是能够唤起儿童读者阅读兴奋的新形式。[2]具体来说,儿童对于宏大的社会生活主题、严肃的生存或死亡命题等无法准确“认知”,却可以“感知”到蕴含了重大深沉内涵的感性图像。鉴于此,儿童文学的功能并非教儿童读者进行“认识事物”的某种社会性学习—而在“感知”,来自儿童生理器官的感受性,也是在审美感应力的养成之上。《数星星的孩子》中“我”在仰望星空的时候,“感觉整个夜空就是一个巨大得没有边际的秘密”,“天幕多么像我们活在其间的这个世界,而星星恰如大地上的一个个生命,生命会结束,星星会陨落,生死在上演”[3]。或许“我”还没能准确知晓生命的诞生与消逝的意义,当看着夜空中的繁星却也感到人的生命或许就像闪烁的繁星。星星和人一样,生命的结束的“口唤”之于星星,就是不再闪耀,而人“完了”就要被埋掉,简单等同于不能再和姐姐抢那把小镰刀,不能再吃到甜甜的杏子。少数民族作家用最逼近儿童稚气的真实心理反而将成人意识中最为沉重的生死主题进行了合理的解构。藏族人认为众生平等,崇信神明,就连天上多姿多彩的云朵也承载了他们的梦,于是小扎西和哥哥达瓦不只是牧羊,更像是“牧云”,与云朵对话时感受他们的情绪,一起为生命喝彩,一起为死亡哭泣,有时甚至还是成堆的经卷模样,他们坦率真诚、对宗教的虔诚信仰,都昭示出藏族新一代人自然、素朴的文化心理。无论是智斗老鹰、抵御狼袭、遭遇洪水,或是拜山神、逛法会、凿刻六字真言,《牧云记》的藏族少年的勇敢坚毅蕴含着他们对本民族文化传统独到的理解。这类极具民族性与地域性的审美经验是少数民族作家的民族自信心的有力证明,尤其是对民族文化有益思想内核的深入开掘,成为不同少数民族进行价值判断的自觉选择,少数民族儿童文学的民族性书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对本族儿童进行美育的一条捷径,也是作家自身对民族历史文化的拉开距离的审视与深刻体认。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提出“儿童文学承担着塑造未来民族性格的天职”,到新世纪之初进一步提出“儿童文学的使命在于为人类提供良好的人性基础”[4],曹文轩始终相信,儿童文学的目的在于为未来的国民打好“精神的底子”,为儿童传达人之为人应有的道义感、情调和悲悯情怀,这也是包括儿童文学在内的所有文学类型的题中之义。少数民族作家通过对本族儿童外部生存困境的把握,发现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过程,进而揭示儿童心理在其成长过程中所受到的民族文化、社会变革的影响。《书系》中十位少数民族作家朝气蓬勃地站在时代前沿,在民族文化的熏陶和现代意识的影响下,将自身的创作经验化作独立、自由的个性化精神,在儿童文学一贯的现实主义手法的贯彻中显示出各自民族性格的独树一帜。同时,我们也应该直面少数民族儿童文学潜在的发展空间。如继承民族优秀文化传统还显单薄,不止沿袭少数民族作家统御长篇文学的叙事能力,还可以更纵深进入本民族民间文学的汪洋之中,打捞符合中国社会文化语境的文化内核。少数民族作家在创作中着意追求思想的深度和艺术的力度,怀着自觉的文体意识和“为儿童”的儿童文学观,以《书系》为代表的原创儿童文学作品既标示着当代民族儿童文学的美学价值和审美取向,更是中国儿童文学创作领域不断开拓民族化道路、跻身世界优秀儿童文学的有力尝试。
[1] 王富仁,呼唤儿童文学—王泉根先生《现代中国儿童文学主潮》序,现代中 国儿童文学主潮,2000 年 12 月第一版,第 6 页。
[2]班马: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与构想,武汉: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1990 年,第 60 页。
[3]马金莲:《数星星的孩子》,沈阳: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2017 年,第 124、126 页。
[4] 曹文轩 .《文学应给孩子什么?》,《文艺报》2005 年 6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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