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确立于五四时期，建立在儿童/成人具有本质差异的现代儿童观基础上，强调儿童不是“缩小的成人”和“成人的预备”，孩子的世界与成人截然不同，要把儿童当作“儿童”。然而若将儿童的特殊性推向极端，可能导致儿童文学成为儿童唯一能够阅读的文学以及只有儿童才阅读的文学。儿童文学需要突破现代性的童年话语框架，尊重差异也认同共性，超越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从而拥有更多的发展可能性。
Abstract
Chinese modern children’s literature is established in the May-Forth Movement, and based on modern view on children that there are essential differences between children and adults. The theory emphasizes that the child is not “miniature adult” or “adult preparation”, and the child’s world is very different from adult’s, so we should treat children as “children”. However, if we apply children’s particularity in an extreme way, it might result in children’s literature becoming the only literature which children can read and which only children read. Children’s literature needs to break through framework of the modern childhood discourse, respect both difference and commonness, and transcend the binary-opposition way of thinking. Thus, our children’s literature has more development possibilities.
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已走过百年历程，从叶圣陶的“稻草人”到2016年曹文轩获得国际安徒生奖，我们的原创儿童文学取得了越来越丰硕的成就。当然，这也是一条“光荣的荆棘路”，这条路会继续向未来延伸。某种意义上，反思儿童文学的现代性问题，对于当今儿童文学的进一步发展极为重要。
儿童文学关乎我们的儿童想象，如何看待儿童，赋予童年何种意义，无疑会影响儿童文学的主题意蕴和艺术表达。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界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聚焦儿童观问题，曾提出儿童观是“儿童文学的原点”（朱自强,1988)，童年是“儿童文学理论的逻辑起点”(方卫平,1990)，儿童观是“儿童文学的美学原点”(王泉根,1991)等，而且对童年的思考逐渐超越心理学意义上的“年龄特点”，融合了哲学、美学、文化学等多学科视野，这也为儿童文学的现代性反思奠定了理论基础。
一、儿童/成人具有本质差异：现代儿童文学的前提假设
通常认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发轫于五四时期，它与现代儿童观的确立密不可分。现代儿童观的核心在于：儿童不是“缩小的成人”和“成人的预备”，孩子的世界与成人截然不同，有他自己内外两面的生活，成人不仅要把儿童当作完全的个人，而且要把儿童当作“儿童”，尊重其不同于成人的身心特点，满足其特有的身心需要，包括文学需要。这不但颠覆了传统社会“父为子纲”的儿童观，也奠定了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儿童文学的理论基调，无论对于五四落潮之后的革命与抗战儿童文学还是当代儿童文学而言，都或隐或显地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前现代社会的“荒野文化”过渡到现代社会的“园艺文化”，儿童才被视为是与成人有本质差异的独立存在，是需要“园丁”为其“立法”并进行塑造的个体。自晚清以来，儿童的发现者们致力于把儿童与成人相分离，使童年越来越远离成年。儿童与成人的高度分离是现代性的重要形式，根据齐格蒙·鲍曼的观点，寻求社会秩序而排除矛盾是现代性的基础任务，对混合的恐惧反映出人们对分离的痴迷，由此制造出一系列的二元对立。把儿童与成人相分离，确保儿童待在“适合”他们的地方，做“适合”他们的事，包括读“适合”他们的文学，“这种把童年从成年中分离出来的思想既是导致童年成为特殊研究领域的可能条件，同时也是后者所产生的结果”［1］。同样，现代儿童文学也参与了表现、制造、合理化甚至加剧成人与儿童“二分”的话语实践。
在现代中国的语境里，不同时期和不同群体对“现代性”的理解并不相同，由此也赋予了儿童文学以复杂性和历史性，但对儿童特殊性的认同却基本一致。例如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战争影响了现代儿童文学的内容及其表现形式，儿童身份由五四时期的“小野蛮”转变为“小英雄”、“小战士”、“小主人”甚至“小先生”，它似乎不再关注儿童与成人的异质性，而是强调儿童应负的与成人同样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但儿童这些新身份的关键不在于“英雄”、“战士”或者“先生”，而在于其“小”。就如陶行知三十年代发起的“小先生”运动，是因为当时的知识分子“意识到儿童的年龄及天真可能恰恰是这些孩童向群众宣传抗日的优势所在”［2］。四十年代以苏苏（即钟望阳）的《小癞痢》为代表的儿童小说，塑造了典型的抗战“小英雄”形象，很大程度亦是借助了主人公“小癞痢”的孩子身份。
有趣的是，成人文学从不声称自己是“成人文学”，也不依赖于儿童文学的存在来解释自己，但儿童文学却总是要在“成人文学”的参照下才能获得意义，并借此定义自己，定义的基础就是它与成人文学的差异。甚至可以说，当成人发明出“儿童文学”这个概念时，就意味着它是区别于“成人文学”的，而区别就在于其“儿童性”。虽然儿童文学也是文学，但当且仅当文学同时对儿童性有足够的理解和表现，它才成其为儿童文学。
儿童/成人之间具有差异，这毋庸置疑，问题在于二者间的差异是程度上的，还是种类或性质上的？本来“不同年龄的人，只有年幼与年长、年老的区分，他们是小的人、大的人或老的人，他们也因此可能有体能上的以及智能、经验上的差异，但是近现代以来有关儿童期的概念，将小孩子与成年人区分为不同种类的人”［3］。将程度上的差异变为种类上或性质上的差异，这才是古今儿童观最根本的区别。在现代性话语体系中，无论“儿童性”的内涵如何定义，都必然是迥异于“成人性”的，二者的“异质性”构成现代儿童文学的理论前提。
二、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儿童文学的现代性隐忧
不管是儿童与成人的异质性导致了二者的分离，还是分离造就了二者之间的异质性，中国现代儿童文学都不过是这种“二分法”在文学领域的产物。
现代儿童观所属的二分式现代性话语框架，不但隐含着儿童与成人的对立及其文学的对立，还可能隐含着现代与传统之对立。借此凸显现代之正确和进步，痛斥传统之封建腐朽，视前现代社会的儿童为可怜的“受虐者”，而“现代”理所当然成为“传统”的拯救者。这恰恰是现代性修辞的重要组成部分。借用日本学者柄谷行人的“风景之发现”理论来讲，现代儿童文学作为“风景”一旦确立，其“起源”便被忘却了，致使人们相信儿童文学的现代观念具有普遍性和不证而明的正当性，并以此为标准去评判和排斥前现代的儿童文学。
这种势不两立的二元化修辞，也切断了童年观念的历史脉络。尽管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产生通常被认为是外源性的而非内发性的，但很难想象一种文学完全靠外力影响就能诞生出来，不应否认传统文化中的某些思想也有作为文化血脉传承的可能，比如孟子的“四端说”和李贽的“童心说”，皆视儿童与成人并非单线直进之关系，而是相对、交融与连续的。所以中国古代的主流文化虽然是“成人中心”或“长者为尚”，儿童的存在主要是为了变成大人，但在对待二者差异的态度上并不是那么剑拔弩张，由儿童至成年的转变也就更平和。
当现代性所标榜的二元对立逐渐制度化，它便会走入一个封闭的话语空间，影响儿童文学理论发展与创作的多元创新。片面强调儿童与成人的差异而忽视共性，并使其成为社会相关领域的主流共识，也可能造成两种文学之间无法弥合的鸿沟。尤其在商业文化的裹挟之下，儿童文学对出版者、购买者、评论者等成人消费者所持儿童假设的刻意迎合与强化，极可能导致童年书写的单薄、失真以及同质化。
若将二者的差异性推向极端，还可能制造出成人/儿童两个界限分明的阅读世界，使得儿童文学成为极具特殊性的文学类型，这种特殊性必然体现在对某些内容、主题及表现手法等的排除。不但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而且幼年文学与童年文学、少年文学都将成为不同种类的文学。这种差异是从程度到性质的不同，从而使阶段之间的过渡成为一个问题，由此导致必须去研究各种“衔接”，各种“桥梁”式的阅读。悖论的是，逐渐分层细化的文学阅读在强化差异的同时，孩子们却可能变得越来越“同质化”。因为他们与同龄人在阅读相同的内容，而且会随年龄增长去重复年长儿童的阅读轨迹。
当儿童文学被划归到儿童阅读的专属领地，它通过从内容到形式的独特媒介代码，将儿童与成人隔离在彼此的阅读场景之外，从而可能把儿童文学变成“儿童唯一能阅读”的文学以及通常“只有儿童才阅读”的文学。前者表明儿童没有能力阅读“复杂深刻”的文学，后者意味着儿童文学简单贫乏无法吸引成人,“从这个意义上说，儿童文学是一个信息贫民窟，既是隔离的又是被隔离的”［4］。
令人忧虑的还在于，儿童观不仅是一种形而上的假设，而且具有一种实践力量，可以借由儿童文学的阅读将其假设变为现实。如皮尔·诺德曼所言，当假设儿童只能阅读浅显短小的文学，我们就会把复杂深刻长篇的文学从孩子身边拿走，这样也就剥夺了孩子成为相反情况的可能，久而久之其阅读能力和审美趣味也就变成我们假设的样子。可想而知，当七千字的《丑小鸭》被删改为二三百字的“故事梗概”收进小学语文教材，当几千字的《三只小猪》被删改得不足百字并配上卡通图画讲给幼儿，儿童的阅读会是怎样的一种贫乏？此类儿童文学的“弱智化”和经典儿童文学的“非经典化”现象，难道与我们过度强调儿童区别于成人的幼稚、非理性、脆弱、无知等“本质特点”无关吗？
三、尊重差异也认同共性：儿童文学的生命力所在
事实上，“根据成对事物的关系进行理解……无疑是西方思想和文化的那个伟大正典传统之思维所特有的，这种思维往往根据二元的范畴来看世界”，“二元思维可能只是欧洲人，而且是父权制男性欧洲人思想的基础”［5］。西方儿童文学就是在这种思想背景下形成的，而它又直接成为我国现代儿童文学确立所资借鉴的重要思想资源。
对于儿童与成人之间的对立，杰奎琳·罗斯曾指出：“在最严格的意义上这些是结构性的对立，每个术语只有与它所对立的那个术语相比较才有意义。它们不反映关于儿童的一种本质真实……”［6］这就意味着，如果以这样的结构性对立来定义童年的本质，那将是虚空而不真实的。对于创作而言，以这样的对立来想象儿童及其童年，就可能在作品中将儿童或成人的世界“他者化”来突出儿童与成人的差异性而拒斥共性与互融，无论是以成人的睿智理性来映衬儿童的幼稚无知，还是丑化教师与父母形象而凸显儿童形象的美好，最终塑造出的概念化人物和“伪童真”都会大大削弱儿童文学的艺术魅力。
如前所述，不同于西方儿童/成人截然有别且二元对立的童年概念，传统中国对于儿童与成人的区别虽早有认定，但并不将二者视为两极对立之关系，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交融交替、周而复始变动不居的过程［7］，这或许就能为现代童年假设导致的困窘提供重要的解答思路。
因此在尊重儿童差异性的同时，我们是否应该接受另一种可能：“不再以儿童的身份捍卫儿童自主和儿童特殊世界的不可侵犯性，而是以人类的身份来捍卫儿童自主。儿童和成人都扎根在唯一的和相同的世界里”［8］。进一步融合儿童世界与成人世界，将儿童从隔离的“秘密花园”中解放出来，共同来理解、参与、建设这个“美丽新世界”，是一种必要的可能。
我们需要重新审视现代儿童文学预设的二元对立。凯瑟琳·琼斯曾指出：“成人/儿童的对立因而成了理解世界的一个问题而非一个前提。我们无法超越二元对立的思维，但我们可以挑战并抵制它，看看成人/儿童之对立是如何产生的，而不要只是把它作为‘理解世界的一个想当然的模板’来接受。”［9］意识到这一点的成人就可以抵御它并帮助儿童抵制它。这为我们重新理解儿童文学提供了启示。超越简单的对立与封闭，关于生命、死亡、苦难、爱、文明等这些人类大主题才能理直气壮地延续，以艺术的方式去表现深度与厚度，与孩子分享那些大美、大爱、大智慧，这才是现代儿童文学的生命力所在。
［1］[ 英 ] 艾伦·普劳特 . 童年的未来—对儿童的跨学科研究 [M]. 华桦译 . 上海：上 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 年，第 35 页。
［2］徐兰君 . 儿童与战争：国族、教育及大众文化 [M]. 北京 :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年， 第 97 页。
［3］ 陈映芳 . 图像中的孩子—社会学的分析 [M]. 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 年， 第2 页。
［4］[ 美 ] 约书亚·梅罗维茨 . 消逝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 [M]. 肖志军译 . 北 京 :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第 206 页。
［5］[ 加 ] 佩里·诺德曼 . 隐藏的成人：定义儿童文学 [M]. 徐文丽译 . 北京：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2014 年，第 240 页。
［6］[ 加 ] 佩里·诺德曼 . 隐藏的成人：定义儿童文学 [M]. 徐文丽译 . 北京：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2014 年，第 241 页。
［7］熊秉真 . 童年忆往—中国孩子的历史 [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年， 第 176 页。
［8］[ 意 ] 艾格勒·贝奇、[ 法 ] 多米尼克·朱利亚主编 . 西方儿童史·下卷 ( 自 18 世纪 迄今 )[M]. 卞晓平、申华明译 .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年，第 494 页。［9］[ 加 ] 佩里·诺德曼 . 隐藏的成人：定义儿童文学 [M]. 徐文丽译 . 北京：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2014 年，第 2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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