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氏三姐妹，从左至右：朱天衣、朱天文、朱天心。
两年前，上海译文出版社为朱天文的作品结集，出版了她的四本书，我还清晰地记得当时她来上海做新书宣传时的情景。看上去年龄不小了，却一点也不给人以衰老的感觉。也许，女性的衰老更多来自于内心的平庸，只要灵魂的深邃度保持在一定水准之上，无论脸上怎么长皱纹，都是可以被忽略不计的。朱天文就是这样的人。她谈吐优雅，用词准确，态度平和，这又是所有好作家都具备的优秀品质。也是后来才知道，那次她的妹妹天心也来了。只是，天心的文集迟到了许久，近期刚问世，才好不容易圆满了。
阿城说：“朱家一门两代三人都是好作家，这在世界上是少见的。”说的正是这两姐妹和他们的父亲朱西宁。其实，如果把范围更扩大一些，她们的母亲是日语作品的翻译，小妹妹天衣是作文老师，一家子都是文人，真是举世少见。而更让我诧异的，是这姐妹俩的创作竟然也透着些许相似，有着彼此印证，互为补充的潜在关系。天文的《炎夏之都》，《世纪末的华丽》，写出后现代城市人精神世界的颓靡和浮躁。天心的作品则充满了时代的荒诞性，且有着女性特有的焦灼感，但又不是被束缚住的。看她的短篇小说，会感受到一种弹性，或苍老或空灵，或随意或家常，不容易被轻易抓住。创作在天文看来，是一次扎实的持续的运动，就像长跑，气息耐力都是经过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循序过程。而天心的这个过程却并不容易把握，她总是跑得时快时慢，甚至同一本集子里的风格也大不相同。《鹤妻》和《去年在巴伦马》的后现代感，《采薇歌》的柔情，《古都》的意识流倾向，估计是受了普鲁斯特的影响，而《威尼斯之死》却又像是在随意的边叙边议（边走边评）。于是每起一个新篇，都要先清理一下脑子，害怕如烧菜串了味儿，辨不出真性情了。天心在数年之间，能如此富有变幻力地创作出大量题材结构都差别甚远的作品，在女作家里是极为难得的。
关于创作主题的相似性，我们还可以拿詹宏志和王德威的论文为证，詹宏志的《一种老去的声音》写天文，王德威的《老灵魂前生今世》，写天心。二人不约而同都点中一个“老”字，可谓正中了靶心。天文的苍老似是从灵魂里溢出来的，她笔下25岁的米亚，却给人鸡皮鹤发的感觉，带着一种死一般的寂寞。相对而言，妹妹作品里的肃杀味道不是那么浓，也许是有这样一个唯美又极端的姐姐压着，天心在作品里很自然地流露出了一丝带有解构色彩的自嘲，有时甚至拿姐姐的作品“开涮”，比如在《威尼斯之死》里就提到了天文的《世纪末的华丽》。自嘲，或者说讽刺，其真实的目的，都是为了自我警惕和凸显。所以这样的写法在作品中经常会产生一种“反讽”的力量，一股叛逆的滋味。如果说天文是庄重典雅的，那么天心就是恣肆不羁的，只是这种纵情，是通过一种悖反原理来显现。当然这是真正意义上的纵情、恣肆，还是天心因是戴着镣铐跳舞从而使用的叙述策略，就难以判断了，但至少在文学上，这是成功的。
记得朱天文在《黄金盟誓之书》一文中提到天心，说她是“不逼到最后不拼”，即便参加小说大赛，也要胡老师买来原子笔哄着写，而天心则在事后嗔怪地否认着。虽然是陈年旧事，姐妹俩的个性却跃然纸上。天文作为处女座的大姐，温婉执着，又略显孤僻，而天心这个双鱼座的妹妹，在姐姐的身边却毫无保留地表现出古灵精怪的一面。所以，即便她们的文风都很荡漾得开，联想力丰富，从文典到自然意象，有时甚至没啥内在逻辑联系的事物到了她们笔下也变得相谐统一，无做作之感，但天心更随性。天文相对而言就比较严谨，表现在创作的技法上，就比天心更为纯熟老练，小说也越写越扎实沉稳。天心是那种年少就才华突出的典型，学生时代习作《击壤歌》的成功就是证明。所以天心给我的感觉总是不那么“正经”的，就好像松松垮垮地靠在那里，不是腰杆笔直背着双手的那种坐姿。看天文的东西，是非常容易想到“唯美”这个词的，哪怕是她早期的作品，如《画眉记》，《带我去吧，月光》等，都以细节的精致和美丽著称，有着精细的雕工。但天心不是，她的文字简约中性一些，似好尚古典化的韵律，在《古都》里表现得尤为突出。她几乎不堆砌什么形容词，对环境的白描类似于梵高大而浓烈的色块，总之有股“男孩子气”。
我曾有意识地搜集过天文天心两姐妹的合影，她们年轻时的黑白相片较多。总是姐姐在略前方，眼神特别湿润，好像随时可以流出眼泪来；妹妹则在身后或者侧旁，探出脑袋，或歪着头，天真地笑着。天文是瓜子脸，五官内敛含蓄，有种古典美，外貌像父亲西宁先生；天心则得到母亲的真传，圆脸，大眼睛，张大眼睛看着你的样子特别可爱。你不得不感叹，文字与生活的契合度，作品与命运的关联性，竟如此神奇。只是，写作似乎让她们都变得沉重了，但也因为沉重了，才显现出生命与作品双重的价值，它们是不可分的，也是最平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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