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说中国近代史》 张鸣 著 中国致公出版社 2012年2月版
中国人喜好议论历史，并自以为国家之兴亡与自身有紧密关系，虽然顾炎武的原话在流传中有所变形。亭林先生说的“匹夫”原指是他们“士”的那一拨儿精英，但国人将其延伸到贩夫走卒上，正说明了国人对历史的担当。“莫谈国事”高悬时，恰是一个国家走向衰败的时候。今天我们能够读到很多关于研究晚清民国的书籍，那些书籍观点迥异，更非来自同一个意识形态背景，证明国人已经具备初步的自信心去解读那段痛史了。辛亥革命去今不过百年，晚清距离现在也没超过二百年，这二百年，真正安定的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以碎片状呈现，动荡时期则如惊涛裂岸，不容喘息。万事万物一旦成为常态，人的惰性势必附和事物之惯性，长此以往，要么安于现状、不思进取；要么痛定思痛，变革图新。百多年来，若从国人的心态上看，这段历史，说成是此两种思想激烈交锋的历史亦不为谬。张鸣以为，我们对于中国近代史的三种心态：怨妇、泼妇和情妇心态都是错误的。怨妇者，“凡事以哭闹为主，时不时掀起衣襟给人看，我这伤疤就是当初你弄的。”泼妇者，“自信心”爆棚，“凡事讲打，打不过我挠。”情妇者，以被侵略、侮辱为荣，“觉得殖民是好事，能看到它给被殖民国家带来文明，却看不到殖民本身的掠夺和奴役。”张鸣要求研究历史者必须摆正心态，他说，“心态问题，我觉得是在看待近代史的时候首先需要思考的问题。”
去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相关书籍出了很多，其中有本以访谈为形式的《告别皇帝的中国》。包括海外在内的十多个学者发表了他们对晚清民国及辛亥革命的各自见解。他们的观点各不相同，甚至针锋相对，但他们都有十足的自信心，对自身学术研究的自信、对读者辨别能力的自信。自信心、平和的接人待物的心态与本人的强大有着相辅相成的关系。从前我们看近代史，基本上是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史，大体上是屡败屡战，即或有胜利，也是“不彻底”的胜利。只有在1921年以后，中国革命才有了根本性的变化。张鸣认为，这种史观“其实是一个观念史，所谓史实，是被要求服从某种观念的。”它形成本末倒置的局面，你去探讨历史，应当是由历史而得出某种观念，而不是先有了某种观念，再去用这种观念去看待历史。现在我们能够抛除成见、陋见以及呆板的本本主义，以平和的心态“重说中国近代史”，正是由于我们强大了，有了足够的自信心正视过去。
以前我们也有“自信心”，狭隘、愚昧和狂妄的“自信心”。比如洋人没有膝盖到义和拳的神兵天将，“自信心”总是从他人身上得来，从来没有真正信过自己。70多年前，鲁迅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沉痛地说过，“先前信地，信物，信国联，都没有相信过自己。假使这也算一种信，那也只能说明中国人曾经有过他信力。”张鸣举国人传说“洋人吃牛肉粉为生，如果没有中国的茶叶或大黄，那么他们就会因大便不通而胀死”的例子。2005年，中国民间发生抵制日货，有人相信国人一天不买日货，日本上千家公司破产，半年不买，一半日本人失业，一年不买，日本经济崩溃。此二者，相距百年以上，却何其相似乃尔！幸好这种人现在已经很少了。
我们的学者常常要为学问以外的事情分心，他们并不缺乏历史自信心，但所处的大环境，常常使他们做好了随时辩解与证明的准备。今天我们如何确立历史自信心？那就是历史的归历史，研究的归研究。还原史实本身，再论研究。让我们看得见历史的原貌，听得到研究者的不同声音，这就是“历史自信力”的立足之地，也是我们强大的表现。一桩历史事件，首先它是独立于研究者之外的，先于研究者发生的客观事实。如果研究者的主观强加给历史事件，它难免会成为历史的“罗生门”。另一方面，假如只有一个研究者或一种方法论，历史便会被垄断，成为服务其研究者的工具。只有研究者和研究的角度多了，一桩历史事件才可能会最大、最全面地展现真实。现在我们谈论张鸣的《重说中国近代史》，不是探讨张鸣的观点是否正确，而是在意他的“重说”。因为学术范围内，要点在于论者能够言之有据，自圆其说，我们现在应当有让更多的秦晖、杨奎松、张鸣和高华这样的学者说话的胸襟和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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