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〇一年周作人考入江南水师学堂，由已在那里就学的叔叔周伯升补习两天英文字母，随即就进洋文馆听课了。“那里的学科总分为汉文、洋文两部，一星期中五天上洋文，一天上汉文，洋文中间包括英语、数学、物理、化学等中学功课，以至驾驶、管轮各该专门知识，因为都用英文，所以总名如此，各班由一个教习专任，从早八时到午后四时，接连五天。”（《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学堂生活》）在此五年，他学会了英文，其间出版了《侠女奴》（一九〇五年）和《玉虫缘》（一九〇五年）两本译著。嗣后到日本留学，进法政大学特别预科和立教大学，分别学会日文和古希腊文；一九二一年在西山养病期间，又自学世界语。周氏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即是利用这几种语言。如上所述，此事始于二十世纪初；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日记云：“译书得二纸。”是为绝笔，最后所译之《平家物语》未及完成。以字数论，他毕生译作较之著作还要多些。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日周氏致徐訏信，略述当年出任伪职因由；接下去说：“可是我也并不后悔，不但是后悔无济于事，而且现在这十多年来，得以安静译书，也是我以前未曾有过的境遇。以前以教书为职业，没有余暇做翻译的工作，现今是工作与职业合一了，我好久想翻译的书于今才得实现，即如希腊路吉阿诺斯（英国人叫他Lucian）的对话二十篇，总计有四十七八万言，这乃是我四十年来的心愿，在去年里总算完成了。”的确若论其毕生翻译成就，乃以晚年为最。除《路吉阿诺斯对话集》——那位“后汉末年的希腊作家”，其实做了译者一以贯之的“非圣无法”的代言人——外，古希腊文之《希腊神话》，日文之《狂言选》、《浮世澡堂》和《浮世理发馆》，亦为他素所看重。而《欧里庇得斯悲剧集》、《古事记》、《枕草子》等，均属译界难以替代之作。
我曾说：“现在来看周译古希腊文和日本古典文学作品，特色大概有三：一是选目，一是译文，一是注释。译文质量我们外行人无力评衡；但这些译作一时难以取代，却是显而易见的了。注释向为译者所重视，在译作中占着很大比例，不妨看作有关古代希腊和日本的重要研究成果。周氏当时置身主流话语体系和正统思维方式之外，反而保证了这些注释不受时代局限，价值历久不衰。至于选目，一概都是经典之作，取舍精当自不待言，其中却也有所分别。周氏后来为出版社译书，按月预支稿费，选目并非完全自行决定；不过纯然受命者却是没有，只要看看他日记中记着曾经拒绝多少题目就明白了。”现在谈周氏译著，仍是这番意见，然而不妨多说几句。
关于注释，有件旧事可以重提：当初周作人与罗念生合作翻译欧里庇得斯和阿里斯托芬，关系并不和谐，缘由之一有如罗氏《周启明译古希腊悲剧》一文所云：“周译注解很多，我曾建议压缩，但译者不同意，说可以任读者自由取舍。”将五十年代所出《欧里庇得斯悲剧集》与周氏手稿加以对比，可知尽管“译者不同意”，结果还是大量压缩了的。过去出版的周氏其他译作，除正文多被改动外，注释均有程度不同的“压缩”。这回则将从前删改部分尽量恢复，俾可见周译“注解很多”之本来面目。譬如《海伦》一剧，手稿正文九十四页，四万七千字；注释一百四十二页，七万一千字。又如《希腊神话》，手稿正文二百一十页，十万五千字；注释二百页，十万字。《知堂回想录》谈及晚年所译诸书，评价高低往往以所作注释是否充分为标准。这些注释涉及典故、名物、风俗、制度、传说等，体现了他对古希腊和日本文化的丰富知识与深刻理解。
关于选目，有一点需要补充说明，即周作人所译都是他愿意或同意译的，但愿意译的却不一定得到同意。这里姑举两例。一九五九年五月十一日周氏日记云：“文学出版社文洁若来访，《好色一代女》暂停译，知该社无此勇气也。”一九六五年三月二十日日记云：“上午吉宜为寄人文社信，问要否译Hêsiodos。”按，Hêsiodos周氏在《翻译计划的一项目》中译为赫西俄多斯，现通译赫西奥德，有《工作与时日》与《神谱》传世。不知他打算译的是哪一本，而此项建议并未得到回音。前述《好色一代女》，倒是在一九五九年十月二十二日至三十日译出了第一章，随即也就中止，译稿迄今下落不明。
至于译文本身，还是那句话，“我们外行人无力评衡”；可惜懂得古希腊文和日文的学者，似乎无暇顾及于此。这里姑以《枕草子》为例，讲点粗浅印象。此书已有三种中译本，第一段起首四句，周氏译为：“春天是破晓的时候[最好]。”“夏天是夜里[最好]。”“秋天是傍晚[最好]。”“冬天是早晨[最好]。” 林文月译为：“春，曙为最。”“夏则夜。”“秋则黄昏。”“冬则晨朝。”于雷译为：“春天黎明最美。”“夏季夜色迷人。”“秋光最是薄暮。”“冬景尽在清晨。”林文月译本于此有注云：“原文过于简略，若直译为‘春是曙’，无法赏读，乃稍增益之；至于夏、秋、冬，原文亦极简洁，为求可读性，皆略有变动。”据此可知，三种译法以周氏最接近直译，虽然亦不无“增益”，即特别加了方括号的几个“最好”；译文平实之中甚有味道。林氏尝批评曰“执着于原文”，或许周氏不愿“增益”——不仅是添加，还包括变动——太多，以免误导读者。可以顺便提到他对丰子恺译《源氏物语》的否定，所说：“丰子恺文只是很漂亮，滥用成语，不顾与原文空气相合与否，此上海派手法也。”（一九六四年三月五日日记）“近见丰氏《源氏》译稿，乃是茶店说书，似尚不明白《源氏》是什么书也。”（一九六四年七月十三日致鲍耀明）即基于此一立场。要而言之，不主张以与原文“空气”明显不合的汉语之美或不美来替换原文之美。回到《枕草子》，林译究竟“增益”有限，亦不失其美；于译则难免滥俗之讥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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