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屠晨昕
2012年02月29日 来源：钱江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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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香港才子马家辉
1963年生的文化中年
有江湖味有书生气
马家辉是那种你第一眼看过去，就能准确地给他贴上“香港人”标签的有文化的老帅哥。这位普通话说得很溜的“贱嘴马”，身上既有江湖味，又有书生气。
梁文道在内地大名鼎鼎，事实上在香港这块地头上，马家辉和梁文道的人气有一拼。刚读大学不久，他就以一本《消灭李敖，还是被李敖消灭》，令李敖刮目相待，将这位后生视为挚友。
如今，“小马哥”跻身集传媒人、专栏作家、文化评论学者于一身，无论严肃或娱乐，两道通吃。他时常在凤凰卫视《锵锵三人行》露脸，去年还主持脱口秀《香港e道》。2010年，他更是被评上“年度深圳香港意见领袖”，
在众多的身份头衔中，马家辉自己最看重的是“作家”。他成为了最近市面上一本让人眼前一亮的新书《对照记@1963》的始作俑者。
书中，出生于1963的马家辉与台北作家杨照、深圳资深媒体人胡洪侠，以50年来最常用的30个日常词汇，共同书写“公共话题中的私人记忆”，从初恋、青春欲望到成长记事，从孔子、耶稣、三毛到女教师、女同学，再到火车、电车、求职、天安门……在互相对照中折射出沧桑变化。
近期，《对照记@1963》的三个版本分别于大陆、香港和台湾地区齐头亮相。2月12日，三联书店还为此书办了场“新书剧场秀”，三人走上舞台，亲身演绎书中桥段。
成书之后接受记者专访，见多识广的“小马哥”向记者透露了他对内地60后文化中年的印象——许多人崇尚虚无，然而心中依然有愤怒，嘴上依然有理想。
谈新书：有些差异大得难以付诸文字
记：听说“对照记”的点子，是在一次闲聊中由你提出来的，能否透露一下当时的详细状况？对你的提议，大家是一拍即合，还是有个说服的过程？
马：大概在六七年前，那是一回座谈活动后的烟酒场合，我知道胡洪侠很爱玩，所以认真地对他说：我们三个都是1963年出生，不如我们合作写点文字，分别从两岸三地审视自己生命所经历过的种种喜悦或不堪，那既是个人回忆，也是集体历史，写起来和读起来，皆具趣味。胡洪侠一听，立即猛拍自己的大腿道：“同意，就这么干！”
后来，每次见面我们都要温习一次，互相埋怨一顿，然后再次想象一番。可结局呢，往往又是说说而已。
2009年香港书展，我们两个总算遇到了杨照，三人于海边一酒吧小聚，旧事重提，都觉得如果再光说不练，那就太不够意思了。一直到前年2月，总算在深圳《晶报》以专栏的形式落实。
记：在三个人同题写作的过程中，曾经遇到过哪些难题？
马：《对照记@1963》自然是一个有趣味的创意，可是真的要写起来，其实并不容易，起码对我本人是这样。
其一，怎么写？我们要写的是“公共话题中的私人记忆”，需要启动自己的青少年记忆，说一些之前从未披露过的自己的事。“投枪”投向别人总是容易，投向自己时又该如何自处？我们需要多少勇气才能直面往往不堪回首的过去？回避什么，隐瞒什么，当然是作者的权利，但这一权利要如何在“据实直书”的前提下得以维护，以求适度、适当？
其二，写什么？既然是对照，那就要写出差异。我们所处的三个华人社会，其政治经济体制、社会状况、文化面貌，差异不可谓不大。但是，选择什么样的主题词才足以呈现这种种差异？更麻烦的通常不是如何写出差异，而是差异大得简直无法下笔。
记：刚才，你说到了主题词的选择，那么有没有在确定主题词时，三个人无法统一意见的情况？
马：有啊，比方说我曾提出写一期“英国女王”，他们俩一听都马上反对，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根本无从写起。
记：在一本书中全面展现香港、深圳、台北三地的历史生活细节，非常罕见。你们三位的文章风格迥异，能否谈谈这种风格的具体差别？
马：我可以举出几个例子——因为读文科，杨照的母亲曾经不敢告诉别人儿子的选择；因为毕业分配的关系，胡洪侠不可能随便谈论初恋，而其人生转折点却是一次无关紧要的发生在男厕所里的谈话……
胡洪侠14岁时才第一次照相、20多岁第一次坐火车、30岁第一次吃麦当劳；而杨照自己家里就有照相机，可以拿着照相机去拍摄别人。我甚至相信，有些差异大得难以付诸文字。
记：胡洪侠对这件事还有些意犹未尽，他说“我们应该等待一个更合适的时间，我们也应该有足够的时间讨论每期的主题词”，而且计划写三本，第一本暴露出的缺陷还可以由第二本、第三本弥补。请问第二、第三本准备何时出？到时候会有些有意思的新话题？
马：第二集目前预计今年9月出，至于第三本嘛，必须有足够多的人来买书，书商才肯出吧？题目现在还在商量，等全部定了再透露给大家吧！
谈同龄人：内地60后文化中年依然有棱角
记：在你的人生阅读体验中，哪几位作家对你的影响最大？
马：这个问题，我有个固定答案——李敖。看他的书，第一是形成我的性格，比较狂傲，可是李敖有狂傲的本钱，我不一定有。另外是启蒙，当一个年轻人要有什么样的理想，从李敖方面慢慢追读其他的作品，所以李敖的确是打开我的眼睛，到目前为止还是经常令我们拍案惊奇的一个作家。
还有一位，跟很多文艺青年一样，是张爱玲。她看世界，看得很细微，有时又蛮阴暗的。她运用文字的手段，也令我折服。我不断重复看她的作品，到今天还是一样。
记：你们三位，这次在48岁时就写了回忆录，似乎比一般的作家都要早得多……
马：是的，作家通常到了七老八十才写回忆录，除非像民国的某些文人，如胡适，会突然写一本《四十自述》。我们在48岁时写回忆录，其实很好，因为太年轻时写，没有经验，没有故事，写出来不够味道；七老八十才写，年代久远，记忆模糊，写来不够确切。
更重要的是，一旦老去，在整理出某些生命经验和领悟后，就没机会修正和补偿，遗憾就永远是遗憾，很惨。
我们可不一样。我们才到中年，一来，对于往事记忆犹新；二来，笔头仍健，写出来的文章强弱适中；三来，如果领悟了某些生命遗憾，例如对不起妻子或父母或朋友，他们都仍在嘛，便有机会弥补。再举个例子，如果你回头发现自己曾说谎欺骗妻子又不幸被她识破，那么往后，你可以改善说谎的艺术，把她骗得好一些，呵呵。
记：你是怎么看内地这一代与你同龄的60后文化中年的？在你眼中，两者在文化环境上、思维方式和人生态度上有什么差异？
马：经历了许多许多，内地的许多人变得虚无了，但也有许多人的心中仍然有棱角，坐下来，仍会讲政治和理想，也爱骂人，也爱男女情事。香港和台湾的同龄人，或许早年的压抑没有这么大，即使有，也已经打拼过了，所以他们比较关注现实，许多人去学佛或搞环保了，还有不少喜欢追溯父亲那代的事情，喜欢谈论子女问题。
记：我们知道，你与内地文化界接触很多，了解也很深，有什么内地的文化现象是您比较关注的？对于最近的韩寒和方舟子的掐架，你怎么看？
马：对内地文化界，一般我比较关注大学教育和学术研究方面的争议，因为那些关乎我自己的工作。对于韩寒和方舟子之争，我没有太去关注。不过，对于这样的事件，我赞同用法律来处理，因为那毕竟关乎个人名誉，希望法律能做个公正的评判。
作者：屠晨昕
来源：钱江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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