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网·唐俊荣专栏】“个人能力有限，面对无边书海，需要一定的指引，过去张之洞、梁启超和胡适都做过这方面的工作，《读书指南》便是一本属于目录学范畴的知识性、资料性和实用性的工具书。”而在基层书店工作的刘本仁写作《读书指南》的功课都在业余时间操作，这里所说的“业余”不是指八小时之外，因为基层书店的门市营业员就只一两个人，从开门到关门，十几个钟头一班到底。刘本仁的业余时间就是门市打烊之后，集体学习和开会之余的那点可怜的时间。那几年刘本仁给自己规定的作息时间表是每晚只维持四个小时的睡眠。
1988年1月13日，《光明日报》公布了由《博览群书》《书林》等6家杂志社联合举办的“1986年度图书‘金钥匙奖’”的评选结果。在评定的五十种获奖书单中，就有刘本仁编著的《读书指南》。
（一）
刘本仁是何许人？我在5月份的一篇专栏文章中曾经提到：1965年7月他在湖南攸县新华书店当门市营业员时，曾给时任文化部办公室主任的黄洛峰率领的调研组，表演过书店专业技术。这次专业技术表演给了刘本仁极大的鼓舞，可是正当他准备向更高的目标攀登时，“史无前例”的“文革”开始了。照说刘本仁一个小小营业员跟文革并不沾边，可是就因为他的业务技术曾受过多次表彰，就理所当然地成了“资产阶级”的“黑典型”而受到批判。他们花了两三年的时间，给刘本仁罗织种种罪名，终于在1969年初逼迫他离开为之苦干了18年的书店，罚回老家务农。四年后，刘本仁被初步落实政策，带着“尾巴”重回书店工作，顽强的刘本仁又开始了新一轮的业务技术大钻研。
在新华书店服务传统中有一句被普遍接受的口号叫做“为读者找书，为书找读者”。刘本仁在长期接触读者的过程中，深深感到这两者的对接是何等的不易啊！距离1965年刘本仁的第一次业务技术表演过去了二十来年，这时，刘本仁的业务技术已经不是只满足于熟悉书架上的书，而是追溯到书籍的源头——学科；同时不只是自己领会，而是要将熟悉书、了解书的本领延伸到同行乃至读者。1983年刘本仁开始设想要编一本关于书的工具书，他甚至连书名都想好了，就叫《知书入门》吧。他决心从自己读书开始，在读书中积累资料。读书是一把钥匙，它能打开知识的宝库，这个思路无疑是对的，可是对于只有初中文化底子的一个基层书店营业员来说简直是一场万里长征。
（二）
当然不能说刘本仁是白手起家，那样说写书就太容易了。刘本仁在这之前的三十来年书店生涯，都是生产第一线的业务骨干，有丰富的业务知识，对书对读者都十分熟悉，可以说这本书的草稿蕴藏在他的胸中很久很久了。
首先，他比较熟悉“图书分类法”，这本书就是以新华书店通用的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分类法，简称“人大分类法”的17个大类，136个二级类，205个三级类为框架，按学科知识，分门别类地列举其代表性著译作品3981种，介绍相关的著名作家、学者643位。这既符合当时的出版分工，也适应书店门市的陈列习惯。
其次，三十多年的图书发行工作，他几乎每时每刻都在跟书打交道，自己也读了很多书，尤其善于使用工具书。也就是说，他知道编好这本书要读些什么书，要掌握些什么资料。这期间，他凭着几本字典一个笔记本，先后阅读了《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国书史简编》《中国史学入门》《平凡的真理》《自然科学概要》《中医学概论》和大量文史哲专著，先后翻阅查找了134种239册参考资料，写了十多万字的读书笔记。特别费时费事的是这些资料并不都是现成的，有时为了查证落实一人一事，要跑几趟图书馆，或者打几个电话写几次信，力求观点定论，资讯准确，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耐得住读者的深究。那时还没有电脑，全靠笔杆子爬格子，每修改一次又要重抄一次。
刘本仁的这些功课都是在业余时间操作的，这里所说的“业余”不是指八小时之外，因为基层书店的门市营业员就只一两个人，从开门到关门，十几个钟头一班到底。刘本仁的业余时间就是门市打烊之后，集体学习和开会之余的那点可怜的时间。那几年刘本仁给自己规定的作息时间表是每晚只维持四个小时的睡眠。
刘本仁就这样超负荷地苦熬了两年，到1984年拿出了此书的初稿，为了便于研究修改以及商量编辑出版事宜，省店于1985年7月正式将刘本仁调到省店办公室工作，使得这本45万字定名为《读书指南》的书正式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三）
省书店的关注对《读书指南》的出版起了关键作用，早在刘本仁提出编写意向时，省店就予以支持，坚信他能行，他们对他太了解了，了解他的知识储备，了解他的刻苦精神。当刘本仁碰到具体困难时，他们就及时给予鼓励，有时还派人下去当面协商解决。几次研究提纲，几次修改，都由省店出面组织。直至最后联系出版单位，开展宣传征订，举办报告会，提供新闻通稿，都是省店操办的，有的还是主要领导人亲自动手。
《读书指南》出版之后的反响有些出乎意料，第一次印刷的3万多册，不久就全部发完，连进货挑选最严格的香港三联书店也进了250册，说明社会实在太需要这样的工具书了。在此书获得“金钥匙奖”的同时，不少报刊发表过书评，给我印象较深的是香港《明报》1986年8月30日题为《读书指南：一本具资料性与实用性的书》的书评。书评提到：个人能力有限，面对无边书海，需要一定的指引，过去张之洞、梁启超和胡适都做过这方面的工作，《读书指南》便是一本属于目录学范畴的知识性、资料性和实用性的工具书。这篇书评同时也很内行地提出一些中肯意见。尤其是编校质量上的问题，刘本仁至今还耿耿于怀。
应该说出版社对此书的出版不够重视，抱着一种应付态度，编辑、印刷、用纸都是低成本运作。在本书的编校环节上，处处表现出不认真不负责，不少错误是让责任编辑改错的，如书中举例的苏联小说《落角》被改成“角落”，就像一位报纸校对将“国美”改成“美国”一样可笑。以刘本仁的精明精细，若由他自己在付印前过目一遍，这些问题都不会出现，可惜出版社放不下这个架子。
前几年我听刘本仁说，此书出版25年之后的2011年，还有一位重庆人文学院教授来函索要此书，刘本仁自己只剩下一本经过全面校正的“善本”，必须保留，最后只能将他儿子收藏的一本送给那位读者了。
（封面图片来自湖南省攸县新华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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