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碎片：侧击辛亥》，张鸣著，当代中国出版社2011年6月版，26.00元。
真实是历史的生命，也常常是距离历史最为遥远的东西。历史是人们对自己经历筛选后的记忆和阐述，即使不是任人缝制的布娃娃，也常常是中风偏瘫的歪嘴斜脸汉。
辛亥革命距今不过百年，然而却恍若无限。这不仅因为我们有历史而无历史感，因为我们板结的历史讲述方式，也因为孳孳于生存的活命哲学。按照我们所受的教育，辛亥革命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只赶跑了皇帝，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并没有改变。在鲁迅的笔下，只不过是一条辫子在死水一般的农村引起的“微澜”，很快又死寂如初。我们的思维被这些经典叙述统一了。如同机械的植物学家一样，看见一种植物是从双子叶的种子里生长出来的，就固执地认为一切植物都要长成两片叶子，凡是不合此种现象的，都是奇怪异类。可惜这种复杂性被我们忽略了。我们的历史学常常用某种范式剪裁一切，丰满的历史被剪掉了枝丫，剩下光秃秃冰冷冷的树干。或者没有细节，或者细节被重塑了。因而我们的历史叙述和历史事实经常发生抵牾或者冲突，历史常常成为我们意想不到的事情。
辛亥革命即是如此。在中国，几乎没有人不知道孙中山，但知道辛亥革命的，却没有多少。这场曾和共和民主失之交臂的伟大革命是中国走出“历史三峡”的最好的机会，可惜历史错过了我们，我们也错过了历史。当我们重新回望百年前的风云激荡和豪情血气的时候，岂是五味杂陈百感交汇所能形容。我们要纪念辛亥，同时也应该有反思、深思乃至拷问，这百年以来，我们民族的步履为何如此蹒跚多艰？我们为何做出了这样而不是那样的选择？我们究竟前进了几步？可惜我们的纪念，大多是老调重弹。躬逢盛世，似乎就顺理成章获得了历史的审判权，我们喜欢对历史、先辈平头论足，却往往流于简单、幼稚和肤浅。辛亥革命除了和我们主流意识形态合楔的内容之外，还有什么值得我们回嚼反思？张鸣用生动的笔触，给这段历史以血肉、以灵魂，用细节还原了一个“原生态”的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
张鸣笔下的历史不是冷冰冰的事件，历史是有表情的。从他生动而有历史感的叙述里，我们看到历史和我们原来的理解往往发生乖逆。比如慈禧太后，这个被完全脸谱化的老太婆，竟然也懂得中国非变法不可，甚至看过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并夸其“剀切”，只是这个精通权谋的老太婆不肯轻易放弃自己手中的权利而已。光绪挪用海军经费修建颐和园，想让母后交权，谁知慈禧住进了颐和园，权力却没有交出来。以前我们说慈禧如何奢靡，挪用军费大兴土木，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西太后不只是吃喝玩乐，纸醉金迷。她也想知道“立宪”是怎么回事，于是便有了曹汝霖给她讲立宪。她担心的是立宪之后出现乱局，曹汝霖以日俄战争时期的日本御前会议为例，说开会难免有争议，会后却很团结。慈禧听后长叹：“唉，咱们中国即坏在不能团结！”曹汝霖回复说有了宪法、开了国会即能团结，并陈述了其中理由。慈禧听后“若有所思，半顷不语”。
在我们的历史讲述中，义和团是英勇的民族主义者，当作者揭开历史面纱的时候，我们发现，这群“用法术包装起来的武装农民”固然英勇，然而又何等愚昧！作者的反思是令人振聋发聩的———“当一种病态行为在某种特定的情境下爆发性蔓延时，而且又不断地得到一向受人尊敬的士大夫甚至朝廷的支持，其自身就会像瘟疫一样具有极其强烈的渲染力，可能把每一个置身其中的人吞没，甚至那些瘟疫的原生者。”反观中国历史，不独义和团如此，这几乎成了中国历史的一个隐性传统。
张鸣并不简单地给历史塑性还魂，他在展现历史表情的同时也在无情地揭穿乃至刺破我们历史文化中的“毒痈”。赛金花救国的轶闻，维系的是中国文人赧颜无耻的妓女救国情结。当一个国家和民族要依靠妓女牺牲身体去维护的时候，无疑是这个国家和民族气息奄奄的时候，而编造宣扬这些故事的男性文人，则狡猾地推脱掉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从李香君、柳如是到赛金花，男人的寄托兴味未曾改变，甚至愈加炽烈。义和团曾经制造过红灯照的女兵们临阵脱下裤子就能让敌人大炮哑火的神话，我们的革命也曾让贞贞(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的女主人公)这样的女孩献身获取情报，而革命群众却报以鄙夷的神情。历史的经脉何曾割断过！
鲁迅当年曾经叹息道：“我希望有人好好地做一部民国的建国史给少年看，因为我觉得民国的来源，实在已经失传了，虽然还只有十四年。”先生期待的民国史恐怕依然未曾出现，欣慰的是张鸣的辛亥系列研究挖掘历史的细节，涂抹历史的表情，些微弥补了我们的遗憾。张鸣不是那种把学术当成谋生饭碗的学者，而是将自己的灵魂和学术打成一片，因而他的文字虽嫌琐碎，行文偶有啰嗦，思想也不免以偏概全乃至浅显，但他的学术是真性情的、有生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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