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天瑜先生关于制度文化史的深思与总结

体大思精，广征博瞻，探究中国古代制度文化的生成与演变

为什么我们今天说“秦制两千年”？

根源于周制的儒学何以成为两千年秦制社会的正统思想？

（1）为什么关注制度？

制度是人类在一定的文化生态环境中自创的相对稳定、用以实行的规则、法令、礼俗和认知结构，通过传统性、强制性（渐趋自觉）势能，规范社会运作与走向，导致“路径依赖”。制度的长短优劣及其改善之道，应当受到历史的、批判性的特别关注。

（2）周制、秦制的特殊性

中国社会制度史历程繁复错综，原始氏族社会约定俗成的习惯法且不深议，自跨入文明门槛，确立权位世袭的王朝政制以后，三千多年的社会制度，略分周制与秦制两大系统。

宗法封建制行“王道”，成形于西周，变态于东周，传世三千年；君主集权制酝酿于春秋战国的列国之间，定格于秦代，行“霸道”，辅以“王道”，传世两千余年。

故中国制度史似可作这样的纵向分类：“中国传统社会”前期行周制，天子与贵族分权，又在一定程度上受国人制衡，是一种间接的、相对柔性的君治制度。“中国传统社会”后期行秦制（汉以降兼采周制），天理、贵戚、官僚、乡治虽约束王权，但臣民终究归附于皇帝威权之下。秦汉及以后列朝实现“王权支配社会”（中有跌宕起伏），至明清方全方位达到直接的、刚性的皇权专制。

秦汉以降，由皇帝直辖的科层制官僚系统取代分权贵族政治，日趋刚性化的皇权掌控社会，但柔性君权的周制并未消弭，或隐或显地在朝廷乃至社会基层（村社）延绵推衍。两汉以至明清，秦制呈显性，周制呈隐性，而在观念领域则阳儒阴法，周秦二制彼此颉颃又相互为用，综合为一种“霸王道杂之”“儒表法里”的汉制，铸造了前近代中国的社会形态。

（3）中国制度演变的两次战略性变革

第一次大更革（周制演为秦制）发生于周秦之际，在生产力进步（牛耕、铁制农具使用）、生产关系演化（土地可以买卖的地主经济取代土地占有是政治特权的领主经济）推动下，世袭贵族式微，军功新贵、参政士子崛起；“天子与贵族分权”的宗法封建制，演为“帝王通过朝廷命官统辖庶众”“天子与士大夫共天下”的君主集权制。

秦汉以降两千多年，政治经济制度层面，秦制为显、周制为隐；观念文化层面情形似乎相反，“从周”的儒家为显，“从秦”的法家为隐。周秦两制彼此博弈，互动互渗，共构以地主经济、王权政制为内核的中古—近古社会形态。

中国社会形态第二次大更革发生在清民之际。19世纪中叶以降，随着工业文明降临，西学东渐，世界由分散走向整体，伴随西制的楔入，中国固有的经济—政治结构渐趋解体，发生社会形态的近代转型，周秦二制综汇而成的社会制度体系是此一转型的基点。

近代制度（无论冠以多少名目）并非单凭某些政治家、思想家“设计”出来，而是在历史演进、中外互动中渐次形成的，是在对周秦二制承继与解构过程中得以重建的。故而清理并反思周制、秦制，须置之于文化生态演化的背景下进行，这是今人探讨制度问题不可旁贷的一项“共业”。

（4）托古改制、回到三代

周秦之际，周制已然衰微，秦制勃兴，但周制的影响力并未消失，它作为秦制的比较物，每每成为两汉以降儒者修正现实制度弊端的参照系。更有甚者，还试图依古样复原周制，西汉末年的王莽便是典型。秦汉以降列朝皆出现过统治危机，不断有儒者吁求复兴周制。继王莽改制以后，又陆续有多起制度更革，其中著名者是“王安石变法”。

“两王”变制的共通之处在于：变革者皆托周制之古，作“仿周”设计，试图克服现实的社会危机，结果却适得其反，社会危机反而被激化。个中因由值得反思。

（5）传统制度文化的双重性

周制与秦制构成中国制度文化的传统主体，而传统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传统是一种巨大的阻力，是历史的惰性力”，周制的宗法属性、秦制的君主专权的独断性，皆给中国社会进步造成严重障碍；另一方面，传统又源源不竭地提供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的资源，是人们赖以前行的地基，三千年的周制、两千年的秦制，经过改造、更新，滋养着今人今制，又约束着今人今制。制度前行，依凭对过往历程的再认知及继承间的改造，在扬弃中螺旋式上升，此即所谓“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

冯天瑜，湖北红安人，武汉大学资深教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湖北省中国史学会会长、湖北省地方志副总纂、“荆楚文库”总编（之一）、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和台湾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中国文化史、明清思想史、地域文化史研究，创建了新时期中国文化史的研究范式和叙述框架，是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文化史学科的主要领军人物之一，其中国文化生态论、中国文化特质论、元典精神论、新民本论、历史文化语义学等学说影响深远。独著和合著有《明清文化史散论》《张之洞评传》《中华元典精神》《“千岁丸”上海行》《新语探源》《中国文化生成史》《“封建”考论》《中华文化史》《中国古文化的奥秘》《解构专制》《晚清经世实学》《辛亥武昌首义史》等，结集为《冯天瑜文存》20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