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编按】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的《财政中国三千年》，作者为刘守刚。本书用财政之眼回望华夏民族的成长之路，着眼财政与国家紧密相关的根本要素——财权与君权之纠结与同构，又从财政视角梳理华夏中国兴衰国运的得失成败经验与教训，读者从中能获得有思想的智慧启迪与滋养。
《财政中国三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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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上海远东出版社
作者：刘守刚
出版时间：2020年06月
在这个疫情尚未终结的三伏天，放下手头诸多杂事，研读刘守刚新近出版的《财政中国三千年》（以下简称“《三千年》”，上海远东出版社2020年7月出版），恰如阵阵凉风入怀，快哉，美矣！或许因为在潜意识里，早已习惯和厌倦了诸多皇皇财政巨著的史料堆砌与案例铺排，也无意间冷冻了阅读此类书能获得有思想和智慧启迪与滋养的奢望。但当打开《三千年》之际，似有一股清新的书香袭来。
坦率地说，就财政史料、案例梳理与编排的知识性与实用性而言，其价值毋庸否认，但就笔者的主观阅读偏好而言，仅有此，尚难解求道之馋。而历史研究，显然不能仅仅止步于此。历史研究，包括财政史研究的终极价值，或在于能有大功德于当下或未来，能增进全社会和每个国民的福祉总量，能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求。逻辑上，在“大本大源处”掘进，探求财政真理，或能有助志存高远学者们夙愿的实现。至少，《三千年》是走在这条学术研究的大道之上的。《三千年》从“君权”、财权的本质及其运行过程的质效切入，且能与大智慧、公共情怀、虔诚信仰携手并进。在笔者看来，《三千年》尝试勘探的，就是三千年来中国财政与王朝更迭、国运兴衰的深层机理与规律。而其系统性、领域性思维研究方法的运用；设身具体的历史情境，以同情理解之悲悯情怀体察；以及平和通俗，娓娓道来之克制、从容的行文与表达方式，还有满怀面向未来，相信未来青云之志的加持，无疑共同铸就了《三千年》的浑身魅力和阅读期待。
首先，《三千年》虽是用财政之眼回望华夏民族的成长之路，但它始终着眼的却是财政与国家紧密相关的根本要素——财权与君权之纠结与同构。而三千年来财权与君权的纠结与同构，或者说，华夏民族三千年不变的君权“强力”性质，才是华夏民族宿命般艰难跋涉的本真原因。总是艰辛与曲折同行，总与血腥和灾难相伴。从“走向帝国：从税人到税地”，到“第一帝国：舍地而税人”，再到“第二帝国：从税地鼎定到税商突破”，继而“第三帝国：回归税地不动摇”，最终“走出帝国：现代税商的兴起”。《三千年》全书逻辑结构清晰简洁，并能始终扭住财政与君权同构性这个根本与关键，并通过对财政收支活动及其管理能力，对皇权性质及其运用效率、效果依赖性与影响力的探索，触摸和感悟华夏王朝兴衰更替的机理与规律。《三千年》重在总结历史得失，归纳统治成败，进而寻求破解和消减当下情境财政与王朝危机的出路。道理就在于，一切权力，都是管理者独自拥有的，能迫使被管理者不得不服从的力量。而且，凡权力，都是一种“强力”，但“强力”却不等于“权力”，“强力”唯有被——被管理者同意，方可获得合法性，从而成为“权力”。同时，也唯有权力才能真正保障权利与义务的公正交换和分配，成为权利与义务公正平等交换和分配的充要条件。否则，交换的就只是利益，无涉权利与义务。逻辑上，权力合法性越大，使用过程的监督有效性越大，权利与义务的交换和分配便越趋于公正平等。事实上，由于三千年来华夏民族的“最高权力”——君权，都是凭借暴力得来，即是“打下来的”，无不充满“强力”，差异仅在于各个王朝君权使用过程中“讲理”程度的大小，及其自我约束监督有效性的强弱。因此，王朝的更迭频次，兴衰的周期长短，便与君权的强力性质及其自我约束程度紧密相关，也与财政收支管理活动之质效水平高低紧密相关。其实，财政收支活动管理的质效水平，既与君权性质及其自我约束程度相关，也与“税柄”：税地、税人，还是税商的正确选择紧密相关。逻辑上，财政现代化之路，其重点或核心便在于：如何提升财政权力的“合意性”位阶，及其监督制衡的有效性大小，特别是能否选择适合国情世情的“税柄”。
其次，《三千年》从财政视角梳理华夏中国兴衰国运的得失成败经验与教训，既可选择“媚古”的态度，或可选择“厌古”的态度，或者选择具体专业、技术的路径展开，不同的是，《三千年》能设身处地地反身历史情境，揣摩、体会和理解当时王朝治理者、财政掌权者做出某项选择者的理性依据与主观偏好，以及对时代紧迫性需求的认知与把握，比如外敌入侵，或者王朝内部君权挑战者的力量强弱大小等因素，并给予足够的同情与理解，不选择性地否定其理性作为，以及无意识公共性价值效果。比如对“税柄”的选择，各个王朝之所以有不同的选择，既有客观情势的制约与压力，也有具体当事人的主观认知与偏好。或正因如此，三千年华夏帝国王朝财政与社会治理，才既有顺流而下的“盛世”欣欣向荣景色，也有饿殍遍野、民不聊生“衰世”之败亡景象。且对其得失，《三千年》既能把握重点与根本，也能删繁就简地处理史料。具体说，对三千年“君权”运用过程质效的分析，便是从君相关系（上层权力结构的安排）、指导思想、人才选拔机制、财政制度四个方面的强弱变化事实切入，进行理性的辨析与探秘，将“君权”运用效用归结多因素互动，而不是简单地以其“强力”性质给出武断的结论，比如“君权”的主观自私性与结果的部分客观公共性共存的事实等。又比如对“家财型”帝国财政特征的概括，《三千年》认为：“是帝国君主获得财政收入主要来自自己在法理上对天下土地拥有或支配，收入来自自家财产，治国也如治家，由此名称也可突出家国一体的帝国财政制度特征。”（p5）而“作为现代国家，财政收入主要依靠税商，围绕工商业活动而对私人财产与收益征税”——即“税收型财政”（p6）。
最后，《三千年》旨在为中国现代化转型及其财政现代化实现，探寻现实的突破口，并设定未来的理想目标。克罗奇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毋庸置疑的是，如果历史研究不能有益于当下国民福祉的增进，历史研究的价值与意义该当如何体现？《三千年》尽管由二十二章构成，但自始至终，都在围绕三大问题展开，即“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在笔者看来，《三千年》回望，旨在弄清楚“中国从哪里来”从而最终回答“中国要到哪里去”的终极问题。用作者的话说，就是“从财政上看中国作为国家是怎么成长起来的，又是怎样实现向现代国家转型的”，或者说，如何通过“‘双轨’的帝国家财型财政”，“通向现代国家的财政道路”，进而实现现代国家的转型。《三千年》在梳理了“从助税到税收：基于权利的西欧道路”之后指出：华夏民族走的是“从租金到税收：基于责任的中国道路”，而未来中国现代化，应以财政现代化作为突破口。因为“最为重要的财政转型成果是基于个人收入与私人财产的税收型财政成型，最为重要的国家转型成果是社会中市场经济的发展”（p485）。而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按照个人法则的要求，当前中国财政转型仍未彻底完成，国家转型也还需要更多的进展。”（p485）终极说来，“财政应该为大众安全与福利而支出”，并“以源于私人财产权的大众税收为基础”（p486）。最高目标在于：如何尽快解决国民和纳税人在财政治理中的权利主体地位保障问题，以及非税收入大量存在等问题。根本目标在于：财政透明与公开，这是现代财政制度的基本特征与要求。简而言之，公共资金的筹集与使用，必须遵从公共化与公开化、理性化与民主化的原则。
总之，研读刘守刚的《三千年》，有一种痛快淋漓的精神愉悦和快感，收获的不仅有高品质的“鱼”（财政历史知识与思想），更有结实巨大的“渔”（研究财政史的新视野与新方法）。因此笔者深信，《三千年》通变古今财“智”，探求未来财“慧”的尝试与努力，一定会有大回报的。因为“智”重在由果推因，专于知识的训练与积累；“慧”则重在由因推果，能有效应对现实与未来国家和财政治理中可能遭遇的“不确定性”风险与挑战。毋庸置疑，“唯有德者能之”（庄子语），唯有善能护佑之。这“德”——就是能否有助于全社会和每个国民福祉总量的可持续性增进，能否及时、足量地满足每个国民不断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
作者简介：姚轩鸽，税收伦理学者，现就职西安市税务局科研所。兼任中国伦理学会理事、陕西省伦理学研究会副会长等学术职务，受聘中国税务学会（七届）、陕西省税务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海南三亚学院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同时被聘为广州财经大学等高校客座教授、西北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校外导师、上海左券律师事务所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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