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编按】《抗战外援：1937—1945年的外国援助与中日货币战》是四川人民出版社于2019年8月出版上市。本书是一本抗战时期货币金融的全景记录，作者按照时间顺序讲述了1937-1945年间国民政府的财政状况，真实记录了抗战时期国际社会对中国的金融援助，以及抗战期间中日在金融领域的交锋。本书是一本珍贵的历史著作，为读者认识1937-1945年这段时期的中国以及中国的抗战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视野。以下是此书译者李雯雯写的书评。
《抗战外援：1937-1945年的外国援助与中日货币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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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作者：［美］阿瑟·N.杨格 著
译者：李雯雯 译 ；于杰 校
出版时间：2019年07月
距离日本投降日已将近74年，关于那段艰苦卓绝的抗战史，我们关注更多的往往是军事层面，加上文学作品与影视剧的演绎，我们第一反应是战争离不开流血牺牲，很少会去追究是什么支撑中国扛过了长达八年（若从东北抗联算起应为十四年）的战争。答案说也简单，我想大部分人看到于杰先生为《抗战外援》作序所采“烧钱的抗战”题名并不会觉得突兀，只是比之生命，选择性地忽略我们在经济上的牺牲罢了。但时至今日，当我们都可以理直气壮地要求更好的物质条件时，我们就有必要全面地了解这段历史，了解我们的先辈为打赢这场战争究竟做出了怎样的努力和牺牲。这是我和于杰先生分别翻译《抗战外援》与《通胀螺旋》（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的共同初衷，尽管学界不无这方面的研究，但我们希望能从更为通俗的角度做一些补缺工作。
与《通胀螺旋》相比，《抗战外援》与抗战史的联系更为紧密。“通胀螺旋”即恶性通货膨胀，张嘉璈所著《通胀螺旋》实际就是讲述国民政府时期通货膨胀的缘起、演变及相应对策、经验教训，所以时间跨度也包含抗战结束后至国民政府逃离大陆的四年。就像看《至暗时刻》，不妨也看一下《敦刻尔克》一样，《抗战外援》与《通胀螺旋》在抗战期间的内容可以对照阅读，有相互印证的部分，亦有对同一事件和问题的不同解读，并且互为补充，而后者又可以作为前者的延伸阅读，读者可以从中分析战时财政金融工作及其经验对战后整治通胀努力的影响——尤其是战时未能意识到的错误理念如何在战后最终将国民政府拖进了一败涂地的深渊，从而佐证“得民心者得天下”的具体内涵。
就如何看待国民政府在大陆垮台这一点而言，两书作者均认为抗战期间早有征兆，二人不约而同地看到了财政金融措施的不力和失误，也都意识到了国民政府政治上的腐败和缺陷——张嘉璈的体会更为深刻，“现代经济生活的复杂性不是任何一个人能够把握的，尤其是专注于许多其他责任的政治领袖。允许一个人绝对和任意的控制，就是在制造灾难”（参见《通胀螺旋》）。从二人均为财金专业人士的意义上来说，不重视经济规律、迷信政治权威而无法给予专业人士必要的信任，或者说外行领导内行，也许是国民政府垮台的一个重要原因。《抗战外援》的作者阿瑟·N.杨格在该书“参考文献说明”中提到了张嘉璈的《通胀螺旋》，而他曾表示其专业意见在战后囿于外籍顾问的身份不如战前受待见，给人的感觉是，杨格在评价国民政府时还是比较克制的，张嘉璈则在努力客观之余难掩“怒其不争”。
现在重点说一说《抗战外援》。前面已经说过，战争背后是国力的比拼。就好像球赛中聘请外援，以中国当时之积贫积弱，要与经济、军事实力远优于自身的日本相抗，不能不请求发达经济体的援助，援助类型大体可分为财政金融援助、物资援助和军事援助。
抗战前几年，除却提供借款，苏联在抗战伊始便向中国提供军火、飞机、军事顾问和空军志愿者，可以说涵盖了所有的援助类型，不过随着二战爆发，苏联逐渐将战略重心转向欧洲，援华力度也跟着减弱；美、英、法的援助基本为借款，但作为主要借款提供者的美国囿于《中立法案》的约束并不鼓励甚至限制其本国公民为中国军事部门服务，直至1940年底方同意由陈纳德组建美国援华志愿航空队，即“飞虎队”，并在1941年3月批准对华租借援助。
总体而言，在珍珠港事件前，中国获得的外援数量十分有限，且苏联以外国家提供的借款还受到非军事用途的限制。及至珍珠港事件爆发、反法西斯同盟成立，中国成为美、英、苏三国之外的第四股力量，在争取外援方面有了更多底气，除苏联援助实际上已经停止外，外国对华援助显著升级。这当然首先表现为来自盟军的军事援助，不过，在太平洋战争初期以军事行动快速救援中国的努力失败后，美、英更侧重于提供财政援助；以租借援助名义实施的物资援助因为美、英最初的“欧洲优先”战略和交通运输障碍，则直到抗战结束前一年才达到中国需要的数量。外援升级背后折射出来的是抗战后半段相较前半段的异常艰苦，可以说，在太平洋战争之初没人想到抗战会持续那么久，但抗战的结束对当时的人来说也十分突然。
毋庸置疑，整个中华民族为抗战乃至反法西斯同盟的最终胜利做出了巨大牺牲，所谓“中国没有真正抵抗”的一切指控都站不住脚。但面对国力无以支撑一场长达八年甚至更久的战争的现实，外援的作用同样不容忽视。杨格认为，外援具有两面性，成功的外援必须适当——政策适当、时间适当、目的适当、数量适当，且相对受援国家的自助，不宜过分强调外援能够用来做什么，以免受援对象忽视自身配套财政金融、社会和政治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而一味依赖外援。鉴于杨格财政顾问的身份，他在《抗战外援》一书中着重描述了中国在争取财政金融援助方面与以美国为首的友好国家之间的博弈及这些援助的使用情况。相比前线的战事，这同样是一场硬仗，甚至军事援助都要仰赖于此，否则也不会因为援华美军军费问题生出诸多波折，堪谓“后方无战事”。
从结果来看，相比财金援助的争取，其合理使用要重要得多，换言之，援助必须与自助相结合。杨格与张嘉璈均指出了战时财政金融举措的失当之处。抗战固然烧钱，但当时不是没有采用非通胀手段筹措战费的可能，当权者却采用了最便捷但贻害无穷的印钞手段——战时成功的错觉导致国民政府战后在印钞的路上一去不回头，金圆券的发行可谓背水一战，最终使恶性通胀达到顶峰，加速了其败退台湾。杨格曾高度评价国民政府1935年币制改革的成就，他和张嘉璈也许都有这样的遗憾，如果没有这场战争，中国自辛亥革命以来的救亡图存与民族复兴目标或可及早实现。当一切工作以服务战争为第一需要，军事领域之外的专业人士的意见在当权者那里自然做不到“兼听则明”，即便有过服务经济发展的举措，其动机也不过是为了争取到更多的外国资金援助，典型的就是中途夭折的三峡工程。
回到全民抗战的大背景，也许不能太过苛责国民政府的财政金融举措。一个政权尚未稳固的政府，本身在财政、经济、金融领域缺乏足够的经验，甚至财税系统还没有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便遭逢战争浩劫，其在勉力维持之下赢得抗战胜利着实不易。尤其是参与其中的诸多人物，虽然历史对其褒贬不一，但他们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所做的努力都值得肯定，而且他们之中不仅有中国人，也有包括《抗战外援》作者杨格在内的外国人。《通胀螺旋》和《抗战外援》，尤其是后者，很有可能会刷新读者对一些历史人物的认知，我本人就是在翻译《抗战外援》的过程中领略了以往鲜少留意的历史侧面。碍于篇幅所限，下面便选择令我印象深刻的人物和细节列举一二，其中有些内容涉及翻译过程中查阅的相关资料，尤其是杨格1974年2月应杜鲁门图书馆之邀接受詹姆斯·R.富克斯（James R. Fuchs）采访的录音稿。
一、杨格其人
作为事件的亲历者和讲述人，必须简单介绍一下杨格其人。阿瑟·N.杨格，15岁即在其大学预科的毕业致辞中表现出了其对公共事务及经济学的浓厚兴趣，但在经济学本科毕业并读了两年研究生课程后，他没有立即投身经济学领域，而是选择执教一年，确定自己当真喜欢经济学方继续其研究生学业并获得博士学位。此后，他正式开启了其政府经济和财政顾问生涯。
当1928年甘末儿教授应中国政府之邀组建顾问团赴华时，时任美国国务院经济顾问的杨格对于是否加入该顾问团亦犹豫过。他最终决定前往中国这一有着世界最多人口的东方古国，应该与他在拉丁美洲（墨西哥、洪都拉斯）和欧洲（西班牙）的工作经历有很大关系——也由于这些经历，杨格深谙恶性通胀的危险性，并对此颇有发言权。原本只打算待一年的杨格最终在中国待到了抗战结束。1946年8月，杨格辞职返美，时隔一年再度短暂出任中国中央银行顾问。此后，杨格重返美国政府从事顾问工作，曾于1951—1952年在沙特阿拉伯负责第四点计划的实施，其顾问生涯的最后一项工作是在1962—1963年协助阿根廷政府进行税制改革。
在供职中国政府期间，作为财政顾问的杨格主要与当时的几任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打交道，比如宋子文、孔祥熙，以及曾经担任中央银行总裁的《通胀螺旋》作者张嘉璈。又因为兼任航空顾问和中国航空公司董事的关系，他得以与一度担任航空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秘书长宋美龄、“飞虎将军”陈纳德等人较为密切地接触。因此杨格对这些人和事的描述可谓第一手资料，而且他也见证了这一时期中国的金融改革及参与国际货币金融事务的历程——中方布雷顿森林会议的方案起草者，并于1944年6月以布雷顿森林会议中国代表团顾问的身份随孔祥熙赴美谈判。
二、蒋介石
作为国民政府最高领袖，蒋介石自然对无视专家警告、任由恶性通胀愈演愈烈并最终导致国民政府垮台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造成这种结果，一方面是因为国民政府长期依赖通胀手段融资却并未出现明显的崩溃威胁令蒋介石认为专家的提醒危言耸听，更重要的则是因为抗战期间，面对中国日益窘迫的财政处境和严峻的国内形势，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并没有太多选择。
和大多数人的认识一样，杨格眼中的蒋介石也存在任人唯亲的问题。他过分信赖早年在黄埔军校共事的忠实旧部而其中不乏平庸、贪腐之辈，却没有尽力招揽或重用正直有为之士并给予充分信任以扩充政府。他身边的顾问大多对经济问题一窍不通，而以张嘉璈为代表的缺乏政治手腕的金融才俊却在国民政府载浮载沉，难掌实权。
再一个例子是抗战结束后，他派出在华北毫无根基的南方军队去接收华北，只因这些军队是其一手培养的“嫡系”。不过，杨格认为蒋介石最大的问题是他没有争取普通民众支持的意识。他接受的教育和训练主要是军事上的，他认识不到遏制贫困和剥削现象加剧的必要性，所以他根本无意实施社会改革。
但杨格同时也高度认可蒋介石在领导国民政府实施一系列金融、经济改革从而促进农业发展方面的贡献。蒋也许不具备西方人眼中的现代思维，却坚信中国必须实现现代化，奈何这并不是凭蒋一人之力能够成就的事，尤其是他的合作伙伴和下属常常有意无意地向他隐瞒真相。比如陈纳德在其回忆录中提到，抗战初期蒋介石准备调派由意大利人培训和装备的中国空军作战，因为航空委员会的记录显示有五百架飞机可供作战，当他听闻毛邦初汇报只有91架飞机做好了战斗准备时气得差点儿处决了后者，由此可见意大利人在中国组建的航校和飞机装配厂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抗战外援》中详述了以宋子文为首的中国外交官后来为争取更多的飞机援助经历了多少波折。
再比如，接替史迪威任中国战区参谋长的魏德迈在1945年8月5日呈报给蒋一份备忘录，其中陈述了征兵制度的弊端，“对于中国的农村人口而言，征兵就像饥荒或水灾，但闹得更勤”。这样一个基层官员早就心知肚明、在上级官员那里根本瞒不了太久的问题却需要魏德迈这种高级别外籍官员特别呈报，不由让我想起电影《建国大业》里的一个细节：1948年，蒋经国因整顿上海经济碰壁寻求父亲支持，蒋介石回答，“国民党的腐败已经到了骨头里了……反贪腐是件大事，要讲求时机、讲求分寸，难呐，反，要亡党，不反，亡国，难”。这里虽然不乏戏剧的虚构，但蒋在大厦将倾时的那种无奈应该是真实的，不是不清楚问题何在，只是积重难返。
无论恶性通胀是不是国民政府垮台的主要原因，可以说，抗战曾助蒋介石赢得了前所未有的国际声望，却也加速了其政治上的最终失败。
三、宋子文与孔祥熙
在杨格看来，其中国同僚大多不懂经济，但他对宋子文管理经济事务的能力颇为赞赏，尽管后者系英语专业出身——英文表达能力甚至超过了中文，后者才思敏捷且务实，在财长任上（1928—1929年）表现出了急于为国出力的赤子情怀，想要招揽一切有助于整顿政府财政的人才。众所周知，宋子文曾在政治上几度沉浮，他与蒋介石之间的真实关系一直都存在多种揣测。在杨格印象中，宋早在1931年便对蒋有不满之辞，二人发生过如下几次冲突：一、1932年日本轰炸上海后，宋在组建中国空军之事上表现得十分积极引发了蒋的猜忌，后更通过阻挠物资输送破坏蒋将靠近上海的汉口航校迁移至西北的计划；二、宋将打击盐产品走私的税警总团发展成了一支配备现代化武器的强大军队，使得蒋忌惮宋篡权的流言四起；三、1933年10月的一次会议上，宋刚携5000万美元棉麦借款从华盛顿归来，蒋欲将这笔借款用于巩固军队实力以支持内战，但宋认为应用来发展经济，经济发展和改革才是击败中共的最佳手段，这次冲突导致了宋、蒋二人的决裂，宋因此辞去所有政府职务。
从台前隐退的日子里，宋子文在金融界的作为虽然常常为人诟病，却不能否认其经邦济世之志。1934年，他发起创立中国第一家华资性质的投资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公司，并要求当时由张嘉璈领导的中国银行承担该公司最大份额的股本。此举也许与他控制中国银行的野心不无关系，但成立该公司却是基于将日本排除在中国经济建设事业之外的政治目的，而且在1942年之前，该公司一直积极联络国内外资本兴建实业，比如引进法国银团借款修建叙昆铁路，还一度充当外国政府援华的特殊通道，客观上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并支持了抗战大业。
1940年6月，宋子文以蒋私人代表身份赴美争取美援，自此开始了其五年有余的外交生涯（宋于1940年12月接替郭泰祺出任外长）。就财经援助而言，1940年9月25日的2500万美元中美钨砂借款、1940年11月30日的一亿美元信用借款、1941年4月1日的中美和中英平准基金协定、1945年3月1日的五亿美元借款均是宋子文主导的结果。在争取军援方面，宋子文也有相当程度的参与，典型的便是他通过英国驻美大使，说服英国议会将英国从美国订购的100架新式战斗机让与中国，并由英国供给所需一切装备和人员。宋子文与美、英政府要员良好的私交令其外交工作受益颇多，但即便如此，出掌弱国外交部仍是如履薄冰之职，尤其是求人之时还要不失体面、守住底线。公平地说，虽然很多方面不得不妥协，比如将租借物资申请权全权交予美国军事代表团和史迪威，再比如徒具形式意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第一阶段谈判结束后，宋坚决辞去外长一职），宋子文在外交领域的表现仍称得上杰出。
与宋子文相比，孔祥熙更能满足蒋介石在巨额战争投入方面的需求，但他也不得不常常为削减军事开支大伤脑筋。孔、宋二人在货币金融问题上的分歧与孔先后接替宋担任财政部长和中国银行董事长不无关系。前者是外汇统制的拥趸，后者却倾向于维持自由汇市。不过，孔祥熙也许不那么擅长财政经济学，但胜在足够勤勉，也比较能听取外国财政顾问的建议，处理财政事务时亦能做到灵活权变，较之西方做派、常为人诟病独断专行的宋子文，孔祥熙表现出来的则是中国人自古主张的圆融通达。比如在布雷顿森林会议期间，孔祥熙为避免最终协定因苏联坚持索要更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配额而久拖不决，主动提出将中国的配额从6亿美元降至5.5亿美元，尽显礼仪之邦风范，也体现了与人方便、自己方便的处事原则。
杨格认为孔祥熙在抗战爆发之前执掌财政部的表现可圈可点，并充分肯定了他实施1935年币制改革、应对萧条和整理旧债的功绩。没有这场抗战，孔祥熙也许会在财长任上取得更大成就，他在战争期间依靠发钞解决开支问题实属无奈，因为日本的军事占领切断了政府大部分税收来源。但杨格也感叹，若是战时由宋子文任财长，尽管恶性膨胀仍然不可避免，宋会比孔做得更好。
四、抗战的缘起：中东铁路冲突与九一八事变
根据中苏1924年《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与《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中、苏两国对位于中国境内的中东铁路（全称为“中国东方铁路”，亦称“东清铁路”“东省铁路”）享有共同管理、共同经营的权利。但由于苏共在东北搞颠覆，且中方管理人员纯属虚设，张学良于1929年7月强行将苏方人员踢出中东铁路管理局以收回路权，由此引发中东铁路事件。外交努力失败后，苏联于1929年9月从西伯利亚出兵东北，最终迫使中国于12月与其签订《伯力协定》，使中东铁路仍旧执行《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的中苏共管安排。
杨格认为，中苏之间的这一冲突与日本在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具有不容忽视的关系。因为苏联出兵东北的行为违反了其数月前签署的《非战公约》，而日本军方意识到了这一点。虽然日本政府同样签署了《非战公约》，但通过日俄战争将沙俄势力赶出旅顺港和南满的日本在东北具有特殊利益，苏联以武力恢复对中东铁路的控制已然威胁到了几乎只有黄海这一屏障的日本本土，日本军方于是得到了该国国内的普遍支持，进而开始了侵略东北的行动。当然，日本军方对资源丰富的东北蓄谋已久也是事实，1928年6月的皇姑屯事件便预示着军方开始在日本对华政策的制定中占据主导地位。时任首相田中义一本打算严惩杀害张作霖的元凶，但却因军方介入而作罢，田中义一还为此被迫辞职。所以，日本入侵东北是迟早的事。不过，苏联违背非战公约、动用武力解决中东铁路冲突显然有助于日本军方的图谋获得更多国内支持，加速其东北计划提上日程。
进一步说，苏联在抗战期间及其前后对中国政府的态度从来不是由意识形态决定，而是为其国家利益服务。仍以中东铁路为例，列宁曾在1900年谴责沙俄修筑中东铁路的侵华行径，1919年7月，苏联政府即在列宁的授意下声明放弃沙俄侵占中国的全部领土和利益，以期与中国建交，但苏联政府在政权稍趋稳定后便背信弃义地于1924年声明收回帝俄一切在华特权，对中东铁路实行共管。1936—1937年，与国民政府势成水火的苏联突然转变其对华政策，甚至积极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苏联的说法），说到底也只是因为日本在东北亚的持续突进使得苏联与国民政府之间产生了共同利益。这也就不难理解苏联后来在与国民政府缔结互不侵犯和互助条约问题上的态度反复无常了——主动提议的苏联反而临阵退缩，原因也许就像许多分析人士指出的那样，抗战前苏联希望激发中国的抗战热情以遏制日本，一旦中国坚定了抗战立场，达到目的的苏联便不介意落得食言而肥的恶名。再者，苏联在1945年8月占领东北后阻止国民党军队进入并将起获的日本武器交给中共，固然可以看作是基于意识形态的选择而暂不追究其违约行为，但苏联将当地大量工厂设备和物资运往西伯利亚无论如何都算不得对华友好行为，而是赤裸裸的掠夺（因拆除设备导致当地产能下降的情况在《通胀螺旋》中有详细数据）。
正如丘吉尔那句老掉牙的名言，没有永恒的朋友和敌人，只有永恒的国家利益。其实不止苏联，美国中立政策的变迁，以及美、英对华政策上差异，无不是基于国家利益权衡利弊的结果。国与国之间的博弈，决定了外援的数量多寡和及时与否，从而导致中国的抗战一再超出预期地延宕下去，最终在一个出人意料的时间点戛然而止，甚至抗战的缘起（九一八事变），追根溯源，也绝非日本单方面作用使然，杨格认为中东铁路冲突对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发挥了催化剂作用不无道理。
五、战时发展规划：纳尔逊使命与长江三峡计划
身为中国人，我们似乎从记事起就充满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民族自豪感，甚至抗战前夕的国人亦是如此。用张嘉璈的话来说，“中国是在这种错觉之下陷入了与一个现代化大国间的战争”。应该说，国民政府在打响淞沪会战之前已经做好了内迁工业的准备，但失去江浙沪这一最重要的供给中心、担心重要战备和关键商品出现匮乏，亦令其振兴民族经济的夙愿更加迫切，这就是1938年3月通过“抗战建国并举”政策的背景。也许不仅是国民政府，整个中国当时都认准连番受辱是吃了经济落后的亏，所以在制定经济规划时难免罔顾所有工作必须服从抗战这一最高目标的前提，试图将抗战和国家建设毕其功于一役，在击败人口和资源都要少得多的日本的同时，实现工业现代化，甚至成为发展亚洲工业的首要力量。基于这种心态，中国的战时发展规划制定得比较超前，或者说过分侧重于未来经济的发展，原就捉襟见肘的资金被本可以也应当推迟购买的物资占用，最终加剧了通货膨胀。
1944年下半年，不断加剧的通货膨胀开始被视为妨碍生产效率的不利因素，美国遂于当年8月派时任美国战争生产委员会主任的唐纳德·纳尔逊访华，以襄助中国发展生产。从援助的角度来看，这是美国“授人以渔”之举，但杨格在《抗战外援》中暗示，纳尔逊此次的使命并没有那么单纯，而是应该与其领导的战争生产委员会本身状况不佳有关。对于纳尔逊处理经济事务的能力，杨格很是怀疑。纳尔逊只看到了产能利用率的不足，但对维持生产所需要的高额成本毫无意识，在他提议下成立的中美联合管理的战时生产局虽然显著提高了产量（但也仅限于与战争相关的产业），却并没能像他预期的那样，“生产本身是解决中国通胀问题的最佳办法”，反而令通胀变本加厉。不过，当时大多数人并不认为战时生产局的开支是加剧通胀的主要因素。
当然，深得蒋介石信任的纳尔逊也为国民政府争取到了更多美国援助，比如为中航争取到了更大运力的C-46飞机，为支持产业发展带来了钢铁和酒精生产方面的专家，客观上也确实促进了工业发展，为战后经济复兴建立了基础。相对杨格通胀隐患的警告，纳尔逊加快经济发展、“在最短期间击溃日本”的宣言更对国民政府胃口，后者因此更加坚定生产万能的主张并在心理上更加依赖国外援助，1945年夏天更是试图铺开一项囊括交通运输、工矿业和农业等领域的计划，国外总投入预计20亿美元左右，其中就包括长江三峡计划（扬子江峡谷计划）。
关于长江三峡计划的最初拟定者，国人一度以为是美国垦务局的约翰·L.萨维奇（或译为萨凡奇），直到1985年1月9日相关内容见报方知系中国工程师恽震。1932年，恽震率队首次勘测长江三峡。1933年春，以恽震、曹瑞芝、宋希尚三人具名的《扬子江上游水力发电勘测报告》（内含初步开发计划）完成并呈交国防设计委员会。然而，时任国防设计委员会秘书长翁文灏顾虑移民所需巨资问题，授意交通部于1933年5月3日以“5116”号指令作出将长江三峡计划“存案备查”的批复，该计划自此搁置，直至1937年7月蒋介石下令限期完成三峡计划调查。重启的三峡计划由原国防设计委员会与兵工署资源司合并改组的资源委员会（翁文灏兼任主任委员）主导。为谋发展，资源委员会拟广泛勘测后方的水电资源，并于1939年4月成立水力发电审议委员会，次年成立水力发电勘测总队。1944年春，经资源委员会提议，中国政府邀请萨维奇来华担任中国水电站的顾问工作。不过，萨维奇战时访华初衷并非勘察三峡工程，现在普遍认为萨维奇此次访华过程中完成的《扬子江三峡计划初步报告》与国民政府所聘经济顾问G·R.潘绥1944年4月提交的《利用美贷筹建中国水力发电厂与清偿贷款方法》（潘绥报告）有关。潘绥报告提议由美国提供贷款和设备，中国在三峡修建水电站和化肥厂，利用水电站电力制造出口美国以偿还贷款的化肥。这样一来，中国解决了水电开发资金紧缺的问题，美国也能得到战后将日益紧俏的化肥。
无可否认，潘绥报告对中、美两国都颇具吸引力。但从《抗战外援》的叙述来看，中国政府将长江三峡计划正式提上日程仍与纳尔逊访华脱不了关系。纳尔逊曾于1944年9月19日向委员长表示，将建议美国国会批准一笔为期50年的借款用于该工程，其后他亦受国民政府委托将萨维奇的初步报告转呈罗斯福总统。应该说，不仅作为财政和金融专家的杨格认为，当时国内的水电工程师也认为三峡工程无论从所需资金规模还是工程难度、复杂性来看，都不宜在当时开展，或者说不可急于上马。也许是纳尔逊向委员长承诺时太过笃定，国民政府对美国贷款志在必得——提请美国垦务局代为设计三峡工程也是为了更容易获得贷款，根本听不进其他声音（国内工程师甚至已经预见到美国贷款无法保证，因为美国为开发田纳西河流域10年投资10亿美元已引发该国国会激烈争论，而三峡工程需要的投资更大）。尽管国民政府认为自己早在1945年初便就合作修建三峡工程与美国达成了协议，事后看来这更像一种单相思。经过多番磨折，宋子文可谓使尽浑身解数，方使得美国国务院于1945年9月30日批准美国垦务局对三峡工程进行初步研究。在此过程中，宋子文曾因美国国务院拒绝为三峡工程融资的答复大为恼火，因为中国政府已为三峡工程的前期报告花费了50万美金，而中国这笔巨额投入自然是基于对获得美援的自信，或者说是对纳尔逊的信赖。
严格说来，三峡工程虽是着眼于战后的未来经济规划，但实质却是战时争取美援的手段，最终因中国内战爆发而被迫终止。杨格以中国缺少必要的战后规划为憾，这里的战后规划系指旨在实现中国战后经济体制和财政稳健的综合计划，着眼于恢复重建而非新的发展。至于战时规划，杨格认为战争已需拼尽全力，新的发展根本是奢侈。所以无论是纳尔逊主持的战时生产局的工作还是长江三峡计划，都存在冒进的问题，均加剧了抗战后期和战后的通胀压力，而抗战胜利又削弱了国民政府反思财政经济政策得失的意愿，令其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直至逃离大陆。
然而，今天的我们重温抗战史，却不能不多维度地反思。近代以来，摆脱被奴役、被压迫的地位和实现民族复兴一直是悬在中华民族头上的两大历史任务，抗战期间也不例外，所以“抗战建国并举”的政策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抗战本就烧钱，既然外援并不能解决所有资金缺口，就不得不强化自身造血功能。某种意义上，抗战期间的“新发展”只是矫枉过正，越过了必要的限度，但这种限度恐怕只有求诸“上帝视角”才能准确界定，实在难以苛责。国民党所以输掉政权，原因杨格也曾提到，就是忽视了民心所向，这与“恶性通胀最终拖垮国民政府”的结论实为一体两面：民生为通胀所苦——不及时解决通胀问题——民众倒戈。换言之，不是不容许试错，但万不可挑战民生底线。所幸，抗战期间就经济发展进行的规划和研究为建国后的发展留下了宝贵资料和经验，时代精英们的智慧和心血亦不致悉数付诸东流。
现在看来，抗战史诚然是一部战争史，又何尝不是一部财政、经济政策史，甚至是一部行政管理史、外交史，相信不同的读者对《抗战外援》和《通胀螺旋》也会作出不同的解读、发现不同的细节，而不仅限于争取外援史、应对通胀史。有道是“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国际社会如今强调合作共赢，中国的抗战何尝不是一次合作共赢的全民工程？抗战倾尽了中国国力，谁都不能否认中国为反法西斯战争做出的巨大贡献和牺牲，但如果没有外国援助，没有盟军在其他战场令日军投鼠忌器，正义是否会迟到更久则不得而知。面对现下国际社会的各种争端，先人交过的学费、付出的代价总该让我们有所成长，毕竟我们都将书写新的历史并承担各自的历史使命，只盼未来的史书中能少一些“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尽管时代总会给出新的难题。
（本文转载微信公众号“时运变迁”；本文编辑：凌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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