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章
麋鹿，俗称“四不像”，是中国本土的古老物种。它曾是《山海经》中的神兽，也是帝王猎场里的权力象征。清末，它在故土绝迹，仅在英国乌邦寺庄园存有一脉。1985年，22头麋鹿从乌邦寺返回北京南海子；1986年，39头麋鹿从英国回归江苏大丰。2026年，恰是大丰麋鹿回归四十周年。四十年来，大丰麋鹿种群繁衍超过8800头，占全球总数近70%。麋鹿从本土灭绝到重履故土重返自然成为全世界物种重新引入的一个成功案例。
《麋途万里：自然中的中华文明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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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
作者：顾红艳 著
出版时间：2026年06月
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推出的这本《麋途万里：自然中的中华文明回响》，讲的正是这段跨越两百万年的人类与麋鹿同行的故事。作者顾红艳，曾是江苏省电台、南京电视台新闻记者、主持人，也曾任职企业高管。她在五十岁时赴英留学，获得文化遗产与博物馆研究专业硕士学位，用五年时间完成了这部以考据和学术为底色的博物学著作。
顾红艳
顾红艳从小生活在由芦苇荡和庄稼地围着的苏北农村，草木荣枯、四时更替是刻在她骨子里的印记。在中学地理课上，学到作为淮河入海通道的苏北灌溉总渠，渠南渠北竟然分成两个气候带，渠南种水稻，渠北种玉米、麦子，这让她至今仍然觉得有趣。
2015年，一封辞职信火遍全网：“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很多人只是心头一动，顾红艳却把这话当了真。彼时她已经工作了近三十年，很清楚若是等到退休后再去追梦，恐怕身心状态都不会是现在这样，她于是毅然辞职，先去学英语。
顾红艳是80年代末大专毕业的，那时大学里没有设英语课，全靠高中的底子。她不想只读译本，想跟当地人聊天、读原始文献。她在剑桥的一家语言学校待了六个月，几乎每两个月升一级，后来跳进雅思班，踏踏实实地听课、做题、阅读，最终考了5.5分。此后她又回国工作两年多，留学的念头始终没断过，于是再次申请学校，最终拿到东安格利亚大学的录取通知。
在申请陈述中，顾红艳这样解释自己的选择：“五十岁的我辞职留学，是因为我对这个世界仍然怀有强烈的好奇心，希望通过学习拓宽视野，提高学术研究水平。”研究生阶段的学术训练，让她养成了“凡有引用必注明出处”的习惯。
顾红艳想把麋鹿与人类同行两百万年的故事讲给世界听，也记录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如何跨越时间、历经艰难、跨越观念分歧，共同守护一个珍贵的濒危物种。
为了写作《麋途万里》，顾红艳曾前往伦敦动物学会（ZSL）档案馆查阅一手资料，今年正逢该学会成立200周年，达尔文曾是其会员。档案馆每周只开放两天，入馆只能用铅笔摘录，禁止拍照，许多内容就是顾红艳这样手抄下来，再录入电脑的。
与时效性强、线性叙事的新闻写作不同，《麋途万里》的写作是“三维”的。不仅需要线性铺陈，更需要具备纵横捭阖、穿透时空的多维思考能力。全书七章以时间顺序为主线，首章为“麋鹿编年史”，第二章从东吴时期翻译的九色鹿故事切入写鹿王传奇，第三章由聂璜《海错图》引至康熙、乾隆的格物致知……每章可独立成篇，主线之外另有枝蔓，如说书人“花开两朵，各表一枝”。
顾红艳在书中尽量选用大众熟知的经典。比如《山海经》，其中写到九尾狐、相柳、英招、穷奇等很多神兽，但其实《山海经》也记载了大禹时代的九州八荒“兽多麋鹿”。屈原《楚辞》、诸子史书、《左传·秦晋崤之战》 中均有提到麋鹿。中学课本里的颉利可汗被俘长安后郁郁寡欢，唐太宗便让其去虢州打麋鹿解闷。唐诗宋词里写麋鹿的也不少，李白、杜甫、宋太宗赵炅，还有网红皇帝朱瞻基……二十四岁就义的林旭也在《虎丘道上》中留下了“举目真看麋鹿游”的悲叹。书的后半部沿现代博物学史展开，达尔文、大卫神父、十一世贝德福德公爵、珍妮·古道尔串联起这个领域的关键节点，将麋鹿的故事置于全球学术视野之下。
顾红艳还用整整一章写麋鹿的“朋友圈”：细数牙獐、丹顶鹤这样的老朋友，也记下火烈鸟这样的新朋友。在她看来，独木不成林，一个物种成不了栖息地，也谈不上生态圈。麋鹿从来不是公园里的麋鹿，甚至不只是保护区里的麋鹿，它属于大自然。
顾红艳追求深入浅出，用现代考古和动物学的视角来解读和还原。以“指鹿为马”为例，课本里的标准解读大家都知道，她却好奇：赵高指的是哪种鹿？这件事有没有可能发生在长安附近？考古发现，西至秦岭、北达辽河、南及海南都发现过麋鹿骨骼和标本，所以它出现在秦都咸阳是有可能的。古人其实早就琢磨过这件事。古代文献写“海陵”滩涂上“芦苇无际，群麋马大迅走”，冬天远远看去，确实很难分辨出是鹿是马。陶弘景也曾记载：“荆楚之地，其鹿绝似马，当解角时，望之无辨”，当地人叫它“马鹿”。这样看来，赵高“指鹿为马”倒也有迹可循。
古人常把麋鹿的命运和王朝兴衰联系在一起。吴王拒谏，伍子胥预言“麋鹿游姑苏台”，吴国后来果然覆灭。李斯临刑前也叹“寇至咸阳，麋鹿游于朝也”，意思是赵高再胡来，咸阳皇宫就要荒草遍地了。另一条脉络是“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逐鹿天下”皆是这个意思。两种表述，一重荒败之景，一重争逐之势，皆从具体史事中提炼出超越时代的文化隐喻。
民间对麋鹿的崇拜则是另一番面貌。《山海经》载，河洛古国以鹿为祥瑞埋于屋基；曹丕也曾视白鹿为吉兆；明清以后，“鹤鹿同春”广见于雕刻、服饰与建筑。但无论官员、文人还是村夫，都相信食神兽可获神力、延年益寿，鹿肉、鹿血、鹿茸皆入食用与药用，形成一套自洽的逻辑。
谈麋鹿，绕不开法国传教士大卫神父。1865年，大卫受法国政府和自然历史博物馆委托来华，在传教之余进行博物探索，在北京蚕池口教堂创立了“百鸟堂”，陈列鸟兽矿物标本。麋鹿和大熊猫便是经他介绍而被西方所知，他的研究和发现，为一个世纪后麋鹿从乌邦寺回归埋下伏笔。
乌邦寺庄园是英国贝德福德公爵家族的府邸，自1894年起便成为麋鹿最重要的庇护所，二战前甚至是唯一的栖息地。20世纪初，欧洲大陆的麋鹿相继消亡，但围绕它们留下的科学记录与雕塑、版画、绘画等艺术仍在流传。顾红艳在二月份到访乌邦寺，天气阴冷，园内几无游人，她远远望见一群野生麋鹿，它们十分警觉。对视一会，她刚要走近拍照，踩到了地上的树枝，这群麋鹿便像流沙一般贴着地皮四散奔逃。人与鹿相望的瞬间，顾红艳说自己竟生出“他乡遇故知”的恍惚：乌邦寺是麋鹿的寄宿之地，而她的大学亦如她的寄宿之所，人与鹿都是漂泊异乡的过客。庄园花园栅栏后，一座红柱白顶的中国风水榭亭台静静矗立。顾红艳说，1894年麋鹿初至异邦、惶惶不安时，若望见这似曾相识的故园风物，或许也能略解乡愁。
麋鹿的故事，串起一条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隐秘小径，当年到乌邦寺做客的贵族们，听痴迷于东方文化的主人讲述麋鹿的珍贵和来处。年轻的彼得·斯科特深受触动，投身动物保护事业，参与创建了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并出任首任主席。他是极地探险家之子，也是《小飞侠》作者的教子。简·古道尔也是如此。20世纪50年代，她去乌邦寺拍纪录片，第一次听说麋鹿的故事，90年代，简·古道尔亲赴北京南海子探访。在做讲座时，她把别人送的麋鹿角摆在案台上娓娓道来。
1986年回到大丰的那39头麋鹿，如今有了更大的家。2019年，盐城黄海边的麋鹿保护区跻身世界自然遗产。八千年前，贾湖遗址就已有“鹤鹿同框”的盛景，如今这片泥质滩涂又见证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成就。在顾红艳看来，真正的保护不是把动物关进研究所，而是还它一片广袤丰饶的栖息地。
写完《麋途万里》，她的好奇心并未止步，眼下正在翻译瑞典工程师卡尔贝克的自传《中国寻宝者》，说的是100年前他在中国采购青铜器、唐三彩的故事。她计划循其足迹重访旧地，完成一部译著。常有人问她：以有限精力追求无限知识，值不值得？她坦然回答：学无止境，即使AI时代求知已十分便捷，但我仍想以自己的眼睛和脚步去探索。她深知一个物种两百万年的命运起伏终归尘土，但生而为人，仍拥有传播与传承的可能——“写下这个人类与麋鹿同行的故事，博人一笑是价值，能流传下去、给他人带来启发，也是价值。”她把游历比作吸收，产出与贡献则是生命的生态平衡，如同光合作用。
如今的顾红艳，仍能一天跨两县跑五个国宝点，走上两万多步，拍下大量影像。她把这份健康、耐力与好奇心归为天赐，更相信自强不息、源源不绝的生命力。她说，一物藏七年，使用在一旦：“多年前在印度鹿野苑随手拍的旧照，如今就用在了这本书里。”她坚信每一次行走都没有白费，足迹所至，皆成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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