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章
2023年秋天，日本学者前岛佳孝收到一封意想不到的邮件。发件人是一位名叫赵帅淇的中国博士生。两人素未谋面，前岛佳孝在此之前也从未听说过对方的名字，邮件的内容却让他感动不已。
赵帅淇不仅提出想要翻译他出版于十年前的专著《西魏北周政权史研究》，而且已经和出版社商量过出版事宜。
“他的热忱和行动力令我非常惊讶。”前岛佳孝后来回忆道。
《西魏北周政权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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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
作者：[日]前岛佳孝 著
出版时间：2026年08月
2026年8月，《西魏北周政权史研究》中译本由山西人民出版社推出，成为该社“溯源·学术经典”丛书的最新一册。它讲述了一个在中国史学界长期不被重视的时代，为国内西魏北周政权的研究补充了新的视角，更为中外史学对话提供了一个鲜活的样本。
2023年，赵帅淇还在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读博。他博士论文的研究方向是西魏北周时期的六官体制。
公元534年，北魏分裂成东魏和西魏；公元557年，北周取代西魏，并于二十年后统一北方；公元581年，北周外戚杨坚受禅让称帝，改国号为隋，北周灭亡。西魏与北周加起来不到五十年，却是中国再度从分裂走向统一的重要时期。然而，这段重要的中古史，在史学界并未得到充分研究。
据赵帅淇了解，当时专门以西魏北周政权为主题的学术著作并不多，“全球范围内不超过五本”。因此，在偶然读到前岛佳孝的《西魏北周政权史研究》（汲古书院，2013年）时，他如获至宝。
这部著作对西魏北周政权史进行了重要的基础性研究。全书分为三大部分，分别对西魏北周的政治制度、对外关系和相关人物进行了考证与论述。
“前岛佳孝在日本中国史研究传统的滋养下，师从多位名家，长年深耕西魏北周研究。《西魏北周政权史研究》是他主要研究论文的结集，每篇论文都对相关研究起到实质性推进作用，结集后又形成多个专题，其中很多结论已经成为学界共识。尽管它出版于十年前，但仍然是当今学者研究西魏北周史难以绕开的著作。”赵帅淇说。
赵帅淇萌生了将它翻译成中文的想法。不过，在联系前岛佳孝之前，他决定先做另一件事。
一年前，赵帅淇与“溯源·学术经典”品牌主理人崔人杰相识，两人曾讨论过引进国外优秀学术著作的话题。赵帅淇提出翻译《西魏北周政权史研究》的选题，立刻得到崔人杰和山西人民出版社的支持。吃下这颗定心丸后，他才给前岛佳孝发去邮件，并附上书籍开头部分的译稿。
“感受到赵先生强烈的翻译意愿后，我也重新思考，或许我这些粗浅的论述中，包含着一些中国学者尚未触及的视角，可能对中国研究者有所助益，即使只是作为批判的对象，也可能由此引发新的见解。于是，我决定委托他在中国进行翻译出版。”前岛佳孝后来在《西魏北周政权史研究》中译本序言中写道。
在前岛佳孝的协助下，版权问题也顺利得到解决。
这是赵帅淇从事中古史学习和研究以来的第一本译著。面对这样一本厚重的专著，他的内心有些忐忑。
“如果我错误理解了原书的意思，甚至完全相反，就会不可避免地误导国内读者。”赵帅淇坦言，“另外，文辞通畅在学术翻译中也很重要，如果一本书让人读不下去，那么学术观点再出彩，吸引力也会大打折扣。”
好在这本书的内容以及西魏北周政权的相关史料，赵帅淇都很熟悉，“大概不至于理解不了作者在研究什么、想表达什么”；而本书的责任编辑侯雪怡是翻译专业出身，日语功底扎实，赵帅淇的另一个顾虑也因此打消。
赵帅淇
一部出版逾十年、在日本也属小众的史学书籍，为何值得如此花费心力引入国内？
侯雪怡回答得很直接：“‘溯源·学术经典’丛书之所以称为经典，正是因为所出版的专著都经过了时间的检验与沉淀，如果是近两年新出的书，反而不会收入其中。”
侯雪怡进一步指出，这本书的核心价值，在于它为西魏北周研究做了大量“重新打地基”的工作。比如中古史专著常常从西魏北周出发去论隋唐，也就是回溯“隋唐制度渊源”，而前岛佳孝则是在“西魏北周与隋唐存在连续性”的大背景下，注意剥离隋唐对西魏北周历史书写的影响，聚焦于西魏北周本身。前岛佳孝这一视角得到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徐冲、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孙正军等国内学者的高度赞许。
书中最为精彩的考证之一，是关于西魏“八柱国”序列的修正。“八柱国”是西魏政权中地位最高的八位军事统帅，包括唐朝开国君主李渊的祖父李虎。由于唐人编纂史书时难免有所修饰，李虎在“八柱国”中的真实位次，长久以来为迷雾所笼罩。前岛佳孝抽丝剥茧地分析《周书》中的相关记载，认为李虎只能排倒数第二。赵帅淇认为，前岛佳孝的精妙之处在于“突破了唐人历史书写留下的迷障，且考据方法严谨科学”。
有意思的是，另一位日本学者山下将司对同一问题持更为激进的看法，认为“八柱国”概念完全是唐人伪造的。前岛佳孝虽然在书中引用过他的文章，却对他的质疑保持谨慎态度。前岛佳孝在章节附记中写道：“若将来在隋代以前的一手史料中出现了‘八柱国’一词，山下氏的观点就有必要重新检讨。”后来出土的隋代墓志上，果然出现了明确的“八柱国”说法，印证了他的疑虑。赵帅淇说起这段考证时，语气中带着几分感慨：“国内最近出版的一本很有影响力的墓志图录的序言，就把山下将司与前岛佳孝的研究结论混为一谈了。所以这也证明了，我们翻译引进这本《西魏北周政权史研究》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只有整体把握作者的观点后，相关的评论才能有的放矢。”
侯雪怡还特别提到前岛佳孝对史料批判的重视。比如西魏与梁朝，在侯景之乱以前双方交涉的史料留存甚少，过去有学者因此认为“西魏与梁朝非常疏远”。前岛佳孝在细致梳理有限史料的基础上，结合第一部分对西魏行台的考察，以荆州一带的东南道行台为线索，勾勒出一幅西魏与梁朝维持“非敌对状态”的图景。
从收到日文合约到中译本上市，“溯源”丛书在这本书上花费了将近两年时间，而译者更投入了三年时间。“译著本身就要求编辑投入两倍甚至三倍精力，比编校寻常中文专著累得多。”侯雪怡说。
编校过程中，她要比对译文与原作有无出入，如有出入，要进一步确认是否为译者修订；要关注原作本身有无差错，同时校订润饰译文；还要与译者及时沟通修改内容，确保自己没有制造出新的差错。侯雪怡笑称自己“本身是低精力人，今年整个上半年都有点半死不活”。
所幸赵帅淇的翻译让她感到宽慰。“没有全死大概是因为译者水平比较高，越到后面，译文需要修订的地方就越少，许多篇章可以整页一字不改，实在很难得。”
“不少史料讹误，还有我的翻译错误，都是侯雪怡编辑挑出来的。”赵帅淇说。
书中涉及的大量古籍引文与墓志释读，编辑一条也没漏掉。“这本书涉及的史料种类比较单纯，引文方面没有太大难度，这也是编辑中古史书籍的一个容易之处。至于墓志，前岛佳孝已标注所参考的释文与图版出处，参看即可。”
图表的处理就没这么轻松了。《北周国公拜受者表》《西魏北周柱国大将军、国公年表》《〈隋书〉地理志户数表》等表格信息密度极大，且都据正史编制，“要想让读者放心利用，就得在编辑环节下一番功夫，对所引资料逐条核查”。书中另有个别文字因繁体字形相近而容易混淆，作者、译者与编辑都未能发现之处，最后由特约编辑一一指出、改正。
最令侯雪怡头疼的是版式调整。日文原著中一张长达四页的宇文氏世系图，被她改为折页形式装订，并新增了图表目录。这些改良的动力，来自一个朴素的出发点：“我一般会把自己作为‘典型’读者，审视自己在编辑加工过程中产生的需求，并评估一般读者是否也会有相似的需求。半天都找不到图表，或者来回翻看世系图的时候，自然就会想把它们改良成更便于翻阅的形态。”至于和排版人员反复细抠细节的过程，她自嘲“像电影《着魔》里以近乎虐待的方式矫正学生姿势的芭蕾舞老师”。
“《西魏北周政权史研究》中译本不只是对日文原版进行翻译，也起到了修订升级的效果，”赵帅淇说，“我们纠正了日文原版在史料引用和理解上的多处错误。”
翻译过程中，赵帅淇发现原书存在一些史料讹误与理解偏差，经前岛佳孝确认后，在中文版中逐一改正。其中最让他印象深刻的，是书中讨论隋末李密战略决策的部分。
前岛佳孝引用了《新唐书·李密传》的一段记载：“齐方士徐鸿客上书劝密因士气趋江都，挟帝以令天下。密异其言，具币邀之，已亡去。”这段话原本是想凸显徐鸿客作为方士来去无踪、异乎常人，李密想要找他帮忙出谋划策的时候，徐鸿客已经离开。前岛佳孝误解为李密派方士徐鸿客做使者，而此人卷款逃跑。赵帅淇发现问题，便给前岛佳孝发去邮件。前岛佳孝很快意识到不对，他解释道，自己多少带有一点“方士群体容易欺骗君主”的刻板印象。此后，他在新的史料理解基础上修改了整段文字。
赵帅淇颇为感慨，这样的理解偏差，只有通过跨国合作才能被纠正。这一细节恰恰说明，好的学术翻译从来不是单向的知识搬运，而是一场双向的学术对话。
一个更为直观的例子是，前岛佳孝在第一章内容中处理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时较为严谨，对不少内容进行辨析，并使用了多套数字与符号，赵帅淇不得不对它们加以调整，并在中文语境中优化了诸多表达。
这场对话的渊源，甚至还能再往前追溯。前岛佳孝的导师之一妹尾达彦，曾在20世纪80年代留学于陕西师范大学，师从著名学者史念海；而史念海对唐史研究的重视，以及决心成立唐史研究所之事，也与日本唐史学界有关。今年，“溯源·学术经典”丛书同时再版了史念海的代表作《唐代历史地理研究》。“从这一层面来讲，将前岛佳孝的《西魏北周政权史研究》与之收入同一书系，无疑有着学术史意义。”侯雪怡说。
妹尾达彦本人也为《西魏北周政权史研究》中文版撰写了推荐语。“随着本书的出版，对作为隋唐前身的西魏北周政治结构的研究迎来了新的阶段。”他还特别提到，“书中图表设计精良，进一步提升了本书价值。此书必将成为今后中国中古史研究的基石之一。”
“如果本书能因中文版的翻译出版而获得新的读者，并能为西魏北周史研究的深化做出微小的贡献，我将深感欣慰。”前岛佳孝说。而这场跨越国界的学术接力，正在让这份“微小”持续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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