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伍丹农,籍贯广东东莞,1951年出生于香港。1968年赴英求学,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学士,南安普敦大学空气动力学硕士和博士,英国皇家航空学会院士。1973年,老伍与他的笔友陈明月在伦敦“秘密结婚”,育有两子一女,都由数学家华罗庚起名,与妻子往返于伦敦和西班牙塞维利亚生活。
2016年出版的自传《寄给与我相同的灵魂》记叙老伍的跨国笔友爱情故事,该书被《中国出版传媒商报》推荐为2016年夏季“原创十大华文好书”。
爱好:城市步行、公路单车、工业设计、音乐、美食。
《半生伦渡》
出版社:光明日报出版社
作者:伍丹农
出版时间:2026年05月
一位朋友问我:“认识你十多年了,你来自香港,你是卖二手机器的,你的兼职是星级饭店评委,每次到北京住菊儿胡同汉庭酒店。原来从头到尾你都在伪装,你来内地究竟图的是什么?”
我到上海拜见龚一老师学习古琴,钻进北京最火的南锣鼓巷开酒吧,伦敦干活,西班牙快活,顺手写一本笔友情书。至于伪装卖旧机器的确有点戏剧化,只能归咎于“按需知密”这个职业习惯吧。
2016年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寄给与我相同的灵魂》是一本自传形式的爱情故事,记录1966年15岁的我(中国香港)和14岁的陈明月(马来西亚槟城)以笔投情,以信结缘,从通信到秘密结婚的故事。出版后不久,我又不由自主着手策划第二次的写作旅程。倘若把第一本自传形容为完结一个心愿,这次更多是履行一个义务,通过不同的题材去传达我对中西文化的心得体会。
封面上的我站在九龙尖沙咀码头旁边避雨,那天与一位中学老师去新界拍照,眺望远方一片农田菜地—昔日的深圳。那是1968年,我,17岁,几天后离开香港,在西方漂泊了半个世纪。那是大英帝国殖民时代的末期,从美苏争霸的两极对抗演变为90年代的美国独霸,随着中国高速发展,现在已进入中美激烈较量、剑拔弩张的时刻,一个多极世界正在形成,这就是本书的时代背景。《半生伦渡》的时间点是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恰好是人类史上第一次“世界村”的出现,全球命运紧密相连,忽然间时空大大缩小了,飞半个地球参加朋友派对犹如“例行差事”。
丰子恺把人生划分为“三层楼”: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灵魂生活。他把这三重境界解读为衣食、学术文艺、宗教,而艺术的最高点与宗教相接近。丰子恺是弘一法师的得意弟子,他们追求的是灵魂生活,开始的两层楼被视为身外之物和暂时的美景。
《半生伦渡》共分三部,与“三层楼”的三个人生界域相似。第一部(第一层楼)“物质生活”在这里更多是履行最基本的职责:家庭温饱,一种生理和安全的需求,恋爱是建立家庭的前奏。第二部(第二层楼)“精神生活”是家庭温饱后追求的精神食粮:学术与文艺,是一种自我实现的追求。文艺涵盖中华、拉丁文化的西班牙和盎撒(Anglo-Saxon)文化的英国。学术方面,我特别选了一个近年在国内热搜的话题:航母上的“滑跃甲板”,设计来自70年代一位英国海军少校,我的校友。我俩的专业范围相互配合,他的是航母短距起飞,我的是垂直降落。第三部(第三层楼)“灵魂生活”是对生命的探讨。我没有抛妻弃子去追求“灵魂生活”,停滞在“暂时的美景”(开始的两层楼),像丰子恺说只能“勉力爬上扶梯,向三层楼上望望”。我有一种感觉,寻找生命哲理需要非凡的智慧,纵使我讨论再多也无济于事。但更平凡的思考总比逃避好,理性分析比感性好,有凭有据比信念好,多一缕阳光,少一丝阴霾,也算是对自己的一个交代。
人生如旅途,《半生伦渡》内容丰富,境随心转,仿佛没有一个明确的旅途目的地。然而,组成生命的恰恰是那些微不足道的有趣时刻。18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柯尔律治(Samuel Coleridge)在他的《古舟子咏》长诗中写道:“生活的幸福是由一个吻或一个微笑、一个善意的眼神、一声衷心的赞美等小小善举所构成的。”热爱生活的我被这些生活中的小美好吸引,它们像充满魅力的小精灵,像日本家庭伦理电影,让平凡的生活滋生出浪漫的花朵。“家庭日志”这一章是个很好的例子,我把几十年的“家庭时刻”走完一遍,每次读起来心中暗自窃喜。
第一本自传《寄给与我相同的灵魂》是在图书馆里完成,这次更多是在沙发和床上,一个躺着的作家。我的写作风格有一个特色,对时间、数字和资料核实都比较认真,犹如人生就是一份档案。《半生伦渡》共26章,加附录两篇,题材新颖,既有浓厚的文艺气氛,又离不开理科生的务实作风。从理工男对爱情的探讨到西班牙“石磨庄园”女儿的婚礼,从与华老(华罗庚)的相遇到张爱玲的“兰心摄影”再到烟袋斜街与王菲的夜话,从《卡门》的塞维利亚到弗拉门戈再到中西音乐与饮食文化,从航空到生命哲理,从香港回归到东升西落,以人生中的小时刻切入一个大时代的背景,去映射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
严格地说,附录“民族觉醒”是人生“三层楼”的一个组成部分,内容沉重,与主文相差颇大。朋友问为什么我在主文描述的西方与附录里的西方不协调,我解释这是“个体”与“整体”的差异,所谓“见树不见林”,从局部看不清全部。主文里的西方是我从周围挑出来的花草树木,但要更全面地认识,看完了周围还要看看背后的森林去提升认知维度。韬光养晦的日子已结束,中华民族站在历史的重要节点,倘若国民对西方社会一知半解容易被迷误,在香港长大的我明白什么是文化劫持,以及对外开放需要保持警惕的道理。
我母亲“好劲”(粤语“很棒”的意思),她给了我两套能力:其一是理工生的务实,其二是一双发现美的眼睛。无论是与跨国笔友的恋爱,还是对于音乐的酷爱,或是投身于真枪实弹的科研,文字里都呈现出一股子韧劲和满腔的热情,不嚣张,无虚构。艺术与科技、浪漫与务实,看似相反的本质在书里交织并存。例如在感情方面,我和明月的性格一凹一凸,有云泥之别,但互补;在文化方面,文章包容中西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在专业领域方面,我与舰载机歼-15总设计师孙聪不谋而合:凡是优秀的设计都像艺术品一样赏心悦目,艺术与科技和谐共存。
爱音乐的人,梦想要比一般的人要多。少年的我要实践“逍遥游”,长大要做音乐家、画家,要开拓一个全新的艺术流派。孩子有理想,父母不该阻拦、冷漠、敷衍了事。我的父母就对艺术行业特别有偏见,希望我拥有中规中矩的人生,远离长发任性的艺术生涯,我差点儿被牵着鼻子去当医生算了。艺术与我无缘,我放弃了波希米亚生活,只能偶尔放飞自我。不过,我实现了另一个“飞想”:航空梦,一起飞就几十年。
人生哲理是从生活中磨炼打造出来的,是一个随时代和年龄而变化的参数。我试图用一种坦诚、不带情感主导的心态去探讨终极问题,追求的是清醒的真相、心灵的平静,也将是面对死亡的慰藉。一位朋友安慰我永恒的存在比永恒的消失可怕;霍金说科学可以证明上帝不存在;哲学家说宇宙爆炸是万物最终的宿命,一切都会化为乌有;基督教说信主得救;佛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荒诞主义说我们生存在一个无意义、无目的、混乱的宇宙中;还有一派学说认为宇宙的一切是一个大幻觉,我们生活在虚拟世界里,时间并不存在。
既然无处可躲,不如傻乐。
伍丹农
2026年于伦敦

(本文原载于:光明日报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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