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同中国或者亚洲没有什么直接的接触。他对印度的情况比较了解，因为这曾是大英帝国的版图，而且他在印度事务部做过短期的文官。他的第一本书是关于印度的金融问题，尽管他从未想过到印度去访问是写作这本书的必要条件。但是，他对中国的事情并不是一无所知。他对中国金融的了解来源于他的朋友——汇丰洋行的董事查尔斯·艾迪斯爵士，对中国政治和社会的了解则通过另一个朋友，曾在中国服务过的英国领事官员阿吉·罗斯。
　　1912年，他在《经济学杂志》上撰文评一位中国学者的著作，这就是陈焕章撰写的《孔门理财学》(陈焕章是康有为的弟子，1911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泽注)。凯恩斯在这篇书评中指出中国学者很早就懂得“格雷欣法则” (劣币驱逐良币法则——译注)和“货币数量说”。他引用了明初叶子奇在1378年就提出的“价格下降，应当发行纸币；价格上升，应把纸币收回”。他对中国的人口数字大惑不解。他说，中国众多的人口显然是在近代产生的。中国人口从18世纪初的1亿上升到1842年的4．13亿。他发现在中国并没有发生西方世界的那种经济或自然条件的巨大变化。因此，中国人口的迅速发展令人无法解释。他担心“中国的黄金时代恐怕一去不复返，因为享受这个条件的人口太多”。
　　凯恩斯是作为一个货币经济学家开始他的职业生涯的，因而只有涉及中国的货币问题才让他感兴趣。他从一开始就是一位货币改革家。他设计的第一个货币计划是1910年的中国“金汇兑本位”计划。他不赞成在中国发行纸币，因为中国人的历史经验表明，纸币“将无可避免地带来经济不稳与最终的灾难。而且它将阻挠农村地区从实物贸易到货币贸易的过渡”。他建议“ 一种以白银为流通的货币，但以黄金为本位货币”。他认为中国不应当积累黄金，而应当在伦敦保留生息存款，在对外支付时可把这些存款转换为黄金。他举日本为例，说它把大多数的储备都转换成英国的国债券。凯恩斯的这个计划一直被锁在一个抽屉里，直到他去世后才被人们发现。
　　从一个更广泛的角度看，凯恩斯对W．S．杰文斯笔下的亚洲十分着迷。杰文斯把亚洲称为“贵金属的巨大储藏地和市场”，他还认为“东方产品的低廉价格引起了贵金属向东方的不断流动”，“从我们手上拿走了成百上千万的金砖。而这些金砖在西方放在那里毫无用处”。这种强烈的形象化描述在凯恩斯的脑子里触发了一个经济史的“货币”理论，把长时段的经济兴衰同黄金和白银的升降联系在一起。尽管西方的贵金属不断向亚洲流失，但由于亚洲人偏爱囤积贵金属而不使用之，所以他们仍然很贫穷。西欧则在16世纪充分利用从南美洲流入的金银，和在18世纪攫取的印度黄金财富开始了商业和工业革命。凯恩斯关于利率的流动性偏好理论也许就是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产生的。1918年，中国又一次进入凯恩斯的视野。他反对在德国赔款问题上援引强加于中国的“庚子赔款”为先例。1937年，他敦促英国和美国在日本不愿放弃对中国的侵略时，中断与之的全部贸易关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参与了对中国发放贷款的讨论。总体而言，他确实是中国的一个朋友，不过他对中国知之甚少。
　　尽管凯恩斯的《和平的经济后果》已被译成中文，我并不知道他的经济理论在中国的影响如何。凯恩斯本人留下来的凯恩斯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短期的就业理论。他把一个社会的经济结构设为“已知条件”，仅仅寻求保证对该社会的工业产品的足够的有效需求。因此，凯恩斯主义似乎同经济发展所涉及的问题没有什么关系，因为经济发展要求对传统经济结构做大规模的改造。凯恩斯的弟子琼·罗宾逊和罗伊·哈罗德在凯恩斯经济学的结构里加上了长时段的发展视角：我不知道他们的理论对毛泽东时代的经济思想有何影响。
　　凯恩斯理论也许对今日的中国没有多大用处，中国面临的是转型问题— —即摒弃低效率的国有经济，推进同全球市场经济体系的经济融合。然而， 假定政府是称职和诚实的——这是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凯恩斯政策能够通过为基础建设项目提供临时工作来帮助经济结构的转型——这就是人们过去所说的“公共工程”。在20年代的英国，老的出口工业被新型的消费品出口工业所取代，产生了大量的失业。凯恩斯认为，政府额外支出所产生的乘数效应能够加快新型工业的发展步伐，最终能够吸收老的出口工业所丢弃的劳动力。英国一直没有采纳这个政策，但对一个总需求由于传统工业领域( 或社会主义经济的畸形发展的工业领域)的失败而长期受压抑的经济来说，这个政策仍然有用。
　　90年代初，“华盛顿共识”似乎已经把凯恩斯主义彻底埋葬。但从那以后发生的大量事件某种程度上驳斥了90年代初的那种简单的思路。我在这里只需要指出日本和德国经济的长期停滞，1997—1998年间的亚洲金融崩溃以及2001年的华尔街股市的崩盘。这些事件尚不足以表明“资本主义已进入全面的危机”，但它们也显示出在很多领域里，经济潜力得不到发挥，经济状态十分不稳。凯恩斯如果还活着，对此一定有话要说。
　　凯恩斯的三个信条同今天特别有关系。
　　第一，他从来都不是一个充满激情的自由贸易鼓吹者。他认为，由于没有保障充分就业的国内政策，很多国家不得不过分依赖出口推动的发展方式，最终引起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强烈反应。他写道，在推动一个国家同国际经济的融合过程中， “强有力的自我节制”是必要的。在中国快步奔向全球化的时刻，凯恩斯的这个警告是适宜的。
　　第二，他相信工商业活动受到无法降低的不确定性的制约。生意上的决定取决于长远预期，而对长远预期“不可能找到科学根据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可预测的概率”。这就意味着，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金融市场的波动是一种特有的流行病。
　　最后，在汇率问题上经济学界至今似无定论。凯恩斯本人信任用国际协定来调节的固定汇率制。他经历了20年代和130年代的货币战，亲眼目睹了国家操纵汇率以达到贸易上的竞争优势的手段。他把英国在1921年的经济衰退归罪于东亚货币的大幅度贬值。因此，他必定会反对一个国家利用汇率偏低的货币来不断积累外汇储备以达到出口推动型经济发展的目的。他不厌其烦地指出，外汇储备不是为了囤积而是为了使用。因此我认为他一定会敦促中国多花少省。
　　正如我在本书的结尾部分中所说的，“只要这个世界有需要，凯恩斯的思想就会一直存在下去”。然而，一本凯恩斯的传记不可能只描述他的经济思想。正如他的夫人莉迪娅·卢波科娃用她那种带俄国腔的英语所说的，他“不仅仅是个经济学家”。凯恩斯在很多方面都做出了贡献，特别是哲学。他在这些领域里都留下了自己的印记，而这些领域也对他思考经济学和经济问题的方法产生了影响。尽管经济学家都致力于“做至善的事情”，很少有人把伦理学当成一回事。经济学家们以为，只要能让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改善，就是对他们有好处。然而凯恩斯坚持认为，经济发展只有在当它能够使人们在道德上得到改善时，才算是正当的事业。从某种程度上讲，经济学和伦理学应当携手并进。但当人们的收入水平超出一定的标准时，经济学和伦理学就开始分道扬镳。今日的西方出现了失控的消费主义浪潮，文化和精神价值成了“酷爱金钱”的牺牲品。凯恩斯对此一定非常不快。
　　在哲学方面，凯恩斯是一位直觉主义者，相信人们对善与恶、真理与谬误、对与错的行为有直接的、先验的认知。这种直觉是在一个人的经验之外就存在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更加信奉的是康德主义而不是功利主义。他对艾萨克·牛顿的评价是： “他的直觉肌肉最强壮，最有韧性。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受到上天如此的厚爱。”这段话对凯恩斯也适用。他的朋友奥斯瓦尔德·福尔克怀疑他的脑子“是否真是典型的西方式的，抑或只是徒有虚表”。凯恩斯认为对任何问题的分析只是他的“思想结构的外表，而不是实 质”。这更像艺术家的头脑，而不是科学家的头脑。
　　从个性上看，凯恩斯具有审美家和管理人才的双重性格。他的情趣和爱好是唯美的：他的经济学佳作都有一种诗意。但这些艺术火花是为保卫受到威胁的社会秩序这个任务服务的。他常常愿意牺牲他认为是正确的东西，以换取他认为可以得到的东西。他在这方面的直觉十分敏锐。他意识到：“文明是少数几个人的个性和意志建立起来的一种单薄、脆弱的外壳。人们只能通过巧妙地制定和不择手段地维护规则和习俗来维持文明。”他之所以能够继续引起我们的注意是因为他正是属于那“少数几个人”之一。他将自己的一生和思想贡献给了捍卫“单薄、脆弱的”文明外壳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