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美术史上逐渐崛起一个被称为海派或海上画派的画家集群。它以上海为活动中心，吸纳并且引领着江、浙、晥乃更大的地区艺术力量，其画家阵容之浩大，绘画风格之绘繁，以及得时代变革风气之先的显赫声势和深远影响，其画家阵容之浩大，绘画风格之纷繁，以及得时代变革风气之先的显赫声势和深远影响，均超过了此前的所有地方画派。然而，倘若用严格的流派概念去梳理这一艺术景观，则会出售令人困惑的问题，那就是：它既非惯意义上的绘画流派，更非地域性质所能界定，而是较大程度上呈出出模糊、多元、变动不居的特点，从而导致人们对海派概念的使用和评价莫衷一是。
　　海派绘画的发生和发展，与上海高速发达的商品经济有着不可侵害的关系。作为鸦片战争后输入境外和舶来西方的远东第一重镇，上海不仅以前所未有的开放性营造着外移民杂处的多元化情境，而且与中国传统城市形态相区别，并以其处于南北冲要和中国经济最发达的江泊区域的理优势，营造着其他地区无可比拟的社会宽容和和人文涵泳量，为滋养文化艺术提供人才、物质和精神观念上的优裕条件。从张鸣珂《寒桦图谈艺琐录》所记载的“以硕田为生者，亦皆于于而来，侨居卖画”，到杨逸，《海上墨林》所收晚清为书画家中外省籍画家的庞大数量，不难发现，众多画家襄笔海上，尽管有着各不相同的具体原因，例如威丰年间至相同治初期，多为避战乱而入沪，或鬻艺为活，或携家资而图保同治中期以还，越来越多的人又抱着闯荡人生、成就事业的希冀迁居上海，或以上海作为主要活动舞台，但经济因素作为他们的先决条件，则具有不容易忽视的意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与扬州八怪所依托的传统商贾文化不同，构筑上海艺术品消费机制的主体力量，已经从亦儒亦商的新入世哲学承当者，转变为资本主义文化形态下的海派商人以及具有商人性格的海派市民。前者那种沾溉着古代乡绅文化和“养士”风气的遗泽，表现为画家与其最大主顾同时也是监护人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或者两大阶级的并列关第所取代。
为了推动海派绘画的研究，将这个曾经并且继续影响着中国画发展方向的历史过程纳入更多人的视线，我们在广泛搜访各个时期和各种风貌的海派画作品以及大量相关材料的基础上，编制海上绘画年表，出版《海上绘画全集》，并约请海内外专家学者撰写不同角度的论文，诏开海派绘画国际学术研讨会。但愿这批新的思想成果，能丰富既有认识，引发和促进人们对海派绘画现象作出更全面深入的思考。所谓有效的切入点，只有在这种思考下才能真正获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