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通史》入选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由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郭齐勇主编，清华大学等高校20余位中国哲学史专家、学科带头人共同撰写。丛书共600余万字，吸收了近40年来的学术成果和最新出土资料，系统阐述了从先秦至现代的中国哲学发展历程。其中前8卷为断代史，另有“少数民族哲学 ”和“古代科学技术”专卷，合为10卷。

在研究方法上，这套书摆脱了以往同类著作以西哲范式比附中哲的缺陷，以哲学根本问题（即形而上问题）为基础，立足中国哲学自身特点，对天人关系论等中国哲学特有的范畴、观念和论域，均作了充分论述，即用 “中国话”谈“中国哲学”，但又不是“自说自话”。它充分回应了20世纪下半叶学术界基于新材料、新研究而重写中国哲学史的普遍期待，是迄今为止最为完备、翔实的中国哲学通史性著作。

1.《中国哲学通史·先秦卷》
哲学在中国作为一个独立自觉的学科创立以来，已历百年，本书力图揭示中国哲学之不同于西方哲学的特点及其现代价值，反映学术界研究的最新成果。本卷讨论殷商时期的宗教与政治，西周的天命论与礼乐文明，春秋时期的哲学思想，孔子、老子、墨子、孙子、子思、孟子、庄子，名辩思潮与惠子、公孙龙子，后期墨家，《易经》与《易传》，管子与稷下学宫诸家，《礼记》、郭店与上博楚简及荀子代表的战国时期儒家，法家传统与商鞅、韩非子的哲学等，并探讨中国哲学的突破。

2.《中国哲学通史·秦汉卷》
《中国哲学通史·秦汉卷》包括秦朝、西汉和东汉的哲学。法家哲学对于秦国统一天下、建立以皇帝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政府,以及秦朝的迅速灭亡起到了关键作用，而《吕氏春秋》的思想努力，则是试图建构一种综合诸家思想并以之指导秦朝统治的新哲学。
黄老哲学、经学哲学、医学哲学、宇宙论哲学和阴阳五行、天人感应的思维方式构成了西汉哲学的主要内容，陆贾、贾谊、董仲舒、刘安、司马谈、司马迁、刘向、刘歆、严遵和扬雄是西汉哲学的主要代表。西汉哲学从初期崇尚黄老到中期建立以儒家经学为中心的意识形态，这既是历史的选择,又是诸家竞争的结果从中期到末季,西汉哲学经历了从经学形态到谶纬形态的巨大转变。与此同时,汉人在天道观上获得了重大突破,提出了浑天说,制定了《太初历》。医学理论被高度哲学化(阴阳五行化),《黄帝内经》奠定了中医学的基础理论。
东汉哲学一方面是西汉哲学的继续,另一方面它在批判谶纬的同时转入经注之学，强化了象思维,并在汉末发生了宗教性的转向。桓谭深化了形神问题的讨论,王充提出了元气自然论和建立了自己的批判哲学,而张衡则完善了浑天说《白虎通》总结了汉代经学,梳理了其基本理论。在东汉后期,易学哲学(以郑玄、荀爽、虞翻为代表)和道教哲学最为重要,汉易表现“天象”和“天道”的特征更为明显,而道教哲学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哲学的发展方向。此外,王符、崔寔、仲长统、徐干的政治哲学和荀悦的人性论都是值得重视的。"

3.《中国哲学通史·魏晋南北朝卷》
本卷通过对儒道佛三者中蕴含的哲学思想动态过程的描述，深入探讨了魏晋南北朝哲学思想的流布，展现了魏晋时期的中国哲学概貌。本卷主张将魏晋南北朝时期以魏晋玄学为核心的整个哲学发展进程视作一个完整的“时代思潮”。
魏晋玄学是这一思潮的主流。这一方面表现为自汉末至东晋时期不断有伟大的玄学家涌现，推动着玄学持续走向更深更广的领域，产生了一系列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理论成果，代表了这个时代思想文化的最强音；另一方面还体现在玄学的影响逐渐辐射开来，不仅深刻地塑造着这一时期的精神气质与社会风尚，而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了当时的道教、佛教以及儒学。佛教哲学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极为重要的学术现象，是魏晋南北朝思潮的一个重要支潮。与玄学主潮的跌宕起伏相呼应，以佛教般若学为代表的佛教哲学，总体上可划分为道安时期和鸠摩罗什-僧肇时期两个阶段，在理论上表现为由色空分离、色心分离到色空为一、即体即用的理论演变。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儒学尽管已基本失去了官学的垄断地位，但在社会生活的多个方面仍发挥着重要作用，是魏晋南北朝思潮的另一重要支潮。魏晋时期的儒学有两条主线，一是以郑玄、王肃学派之争而趋至对儒家礼学的深入研究，二是王弼、郭象倡导的玄学化儒学的出现。这两条主线一直延展到南朝时期且渐趋合流，使许多南朝儒者成为“礼玄双修”的学问家。
总体而言，魏晋南北朝时期哲学的主要形态有三种，即作为时代思潮主流的玄学、作为旁支的玄学化的佛教和同样作为旁支的玄学化的儒学。三者有主有次，相互影响、彼此竞争，推动了魏晋南北朝思潮向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漫延。这些共同构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丰富而绚烂的哲学思想图景。"

4.《中国哲学通史·隋唐卷》
隋唐时期，中国哲学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儒释道三教之间的互动与思想交织颇为频繁，特别是佛道两家思想取得了突破性发展，成为隋唐哲学思想的典范。
隋唐儒家努力消化与融合佛道两家的思想创造，重新阐发儒家的心性思想。本卷以颜之推、王通、韩愈、李翱为代表，阐明了隋唐儒家心性论思想的变化与特点。
佛教是隋唐哲学的重要代表。本卷分别就三论、天台、法相、华严及禅宗的哲学思想，如三论的二谛说、天台的判教与性恶说、法相的万法唯识、华严的性起与法界圆融说等，进行了详密的阐释。而对禅宗由印度禅到中国禅的思想转型，尤其是禅门中的顿渐之争及禅法思想中的一行三昧、游戏三昧等观念，书中进行了新的阐发。
隋唐道教在心性学理论方面有非常系统的观念，特别是在佛教影响下的重玄思想，把道教哲学推到一个高峰。本卷对隋唐道教之道与气、道体与心体、体道与行道、穷理尽性、安静心王等理论，以及道德相须、体用双举、三一为归、形神合一等辩证思维，都作了系统说明。
从三家思想之交互关系这一整体出发，对隋唐时期中国哲学的发展与特色加以观察，这不仅对于理解隋唐哲学思想关系甚大，也关系到对宋明理学的深刻把握。"

5.《中国哲学通史·宋元卷》
宋、元哲学特别是两宋哲学在中国哲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一个波峰。这一时期的哲学，不论其学术追求还是其理论建构，都是以复兴与拓展儒学的形式完成的。这种复兴与拓展，既涵括哲学家们对儒学自身发展的历史总结，又涵括哲学家们对佛学、道家、道教理论的批判、借鉴与吸纳。北宋道学的兴起，即是这种以融会儒、佛、道之学为特征的宋、元哲学成型的标志。因此。本卷考论宋、元哲学，既注意把握宋、元哲学演生发展的时代条件、理论趣向、思想渊源与学术追求，也注意清理宋、元哲学演生发展的历史脉络与逻辑线索;既注意以中国哲学的传统概念、范畴来概括宋、元哲学的思想内容与理论系统，也注意从本体、功夫，或发展、知识、价值的角度辨析宋、元哲学的理论得失。在这种考论与辨析中，本卷作者既注意借鉴已有的宋、元哲学研究成果，尤其是“五四”以来宋、元哲学的研究成果，又注意突显作者自己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对宋、元哲学经典的考论诠释，以及作者自己与对宋、元哲学理论价值的解析评断。鉴于本卷的学术版性质，作者在对宋、元哲学的考察论析中，对于宋、元哲学指称的流变、派别的区划，以及各家思想源流的解析、历史地位的评断之类在学术界尚存异议的问题也不取回避态度，而是尽可能地阐释自己的理解;以求对读者深入地了解宋、元哲学的历史发展，能够有所启发，有所助益。

6.《中国哲学通史·明代卷》
宋明理学是中国传统哲学发展的高峰，但在宋明之间，既存在着思想谱系的一致性，又存在着“得君行道”与“觉民行道”的不同追求。之所以会形成这一差别，主要是由宋明两代不同的政治生态造成的。宋代皇室尊士，前越汉唐，后逾明清，因而宋代士人也就形成了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表现在理论上，这就成为以朱子为代表的的天理本体论体系。
本书从肩负“道统之传”的曹端出发一直到提倡“诚意慎独之学”的刘宗周，较为全面地梳理了明代哲学的发展脉络，论证了明代理学——心学与气学在总体继承朱子学基础上之两种不同走向，最后将儒家心性之学推向高峰，并由此开启了明清之际的反思与批判思潮。"

7.《中国哲学通史·清代卷》
清代哲学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清初、清中叶与鸦片战争前后三个阶段。其中清中叶时期的哲学，即学术史上所说的乾嘉时代的哲学，为清代哲学的典型形态。而清初与鸦片战争前后的哲学，均属于清代哲学的过渡阶段。
本书认为，清初哲学在哲学性质上属于“后理学时代”的哲学。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等人的哲学思想，基本上是以宋明哲学批判者的姿态出现的，他们的哲学命题、范畴概念主要都来自于宋明理学，但往往是以反命题的形式出现的，有些范畴、概念的具体规定与内涵是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后理学时代”最重要的三位哲学家都是气一元论的哲学家。
本书认为，乾嘉时代的哲学以“道论”为其形上学，以“人文实证主义”为其方法论，经学家戴震与史学家章学诚是该时代哲学的两面旗帜。戴震开创了中国古典哲学的语言学转向，章学诚开创了历史文化哲学学派。“后戴震时代”的哲学贡献主要是锻造哲学思考的语文学（philology）工具，但在哲学思考的规模与深度方面反而有所弱化。章学诚的哲学在当世没有多大的影响，但对龚自珍及近现代历史哲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本书认为，龚自珍是清代哲学转折的关键人物，他既是乾嘉哲学的终结者，也是新哲学的开创者。他的“农宗”哲学思想，实际上是中国古典形态朴素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魏源是近代中国初期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位思想家，他不只是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命题，其实也较为全面地提出了向西方学习的系统主张。"

8.《中国哲学通史·现代卷》
本卷所涉时段上起晚清改良维新之际，下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论述了这一时段最能代表时代精神或哲学成就最高的近三十位哲学思想家，诸如王韬、郑观应、严复、康有为、谭嗣同、孙中山、章太炎、王国维、李大钊、陈独秀、李达、艾思奇、毛泽东、胡适、梁漱溟、张君劢、熊十力、冯友兰、贺麟、张东荪、金岳霖、洪谦、张岱年、李石岑、方东美、朱谦之等，表现了这些哲学思想家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对于强势的现代西方文化和式微的中国传统文化所作的深沉思考、慎重取舍和精心建构，以及采取自由主义、文化保守主义、马克思主义等不同立场的哲学思想家之间具有深远启迪意义的思想论争，由此凸显了这一时段哲学思想承上启下的历史地位，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历程，为当代哲学的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在一定程度上揭橥了中国文化思想的应然走向。

9.《中国哲学通史·古代科学哲学卷》
本卷所考察的是中国古代哲学与知识的关系，这既包括知识对哲学的影响，也包括哲学对知识的影响，因此涉及哲学与科学共同使用的观念、概念及思维、方法，此外还涉及知识、理性与神秘主义的关系。叙述分六个时期：原始与三代、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与隋唐、宋元、明清。在此期间，涉及自然、知识或科学的观念、概念与思想从无到有，然后蔚为大观，其中仅概念就包括：类、象、数、阴阳、五行、气、宜、因、地、时、天、天人、天象、天数、天道、道、中、和、象数、力命、故、理、穷理、格物、致知等等。这些概念普遍是中国哲学的基本范畴，但它们大多数正是在知识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10.《中国哲学通史·少数民族哲学卷》
本卷以“民族哲学研究与中国哲学的未来之路”为基本出发点,谋求用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开拓中国哲学史的未来之路,以形成涵盖各民族哲学的中华民族哲学史新传统。为此，本卷探讨了“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研究方法”,并强调了“全球性现代化视域的少数民族哲学自觉”,从而全面审视了“中国各少数民族哲学研究”。从中国少数民族哲学起源的类型、起源的历史文化基础、起源期的主要成果等方面分析了中国少数民族哲学起源的相关问题；从宇宙与人类起源的本体探索、个体与人类生存的终极关怀、自然生命与文化生命的终极选择等方面阐明了中国少数民族哲学起源的思维内容；从哲学起源的漫长历史过程、哲学与原始文化的接榫点、文化精神与哲学特质、历史跳跃与哲学转型方面论述了中国少数民族哲学起源的民族特色。
以此为基础，具体阐明了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形成过程、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形成期的主要特征、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思想渊源等。鉴于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特殊性，本卷特别论述了中国少数民族的宗教哲学，其中包括原始宗教及其哲学观念、中国化的伊斯兰教哲学、中国藏传佛教哲学与因明哲学等。并在此基础上，特别阐明了中国少数民族的哲学文化选择,并对壮族、土家族、傣族、彝族、苗族等民族哲学进行了具体探讨。
本卷还根据全球性现代化理论的哲学史方法论意义，阐明了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近现代转型，基本精神是探讨全球变局中的中国少数民族近现代哲学,分析了中国少数民族近现代哲学的历史进程,论述了中国少数民族近现代哲学的问题与思潮,并对中国少数民族近现代哲学转型进行了个案分析,解剖了壮族、回族、满族、白族等民族的近现代哲学转型。"

郭齐勇，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及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荣誉主任。曾任国际中国哲学会（ISCP）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jy部高校哲学教指委副主任、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等。2017年获世界儒学研究杰出人物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