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三”日军侵占淞沪，父母亲携着2岁的姐姐以及腹中临产的我，匆匆逃离上海，随着难民潮艰难地向西南撤离。由于旅途颠簸劳顿，我于1937年底(12月11日)提早出生于浙赣交界处松岭的一座古庙中，没有医生和助产士，甚至没处去找农村的接生婆，只能由父亲在母亲的指挥下为我接生。当时，年轻父母既为家中新生的儿子高兴，又感忿于国家积贫、积弱，日寇烧杀抢掠和国民党军队溃不成军，致使老百姓处于如此浩劫之中，遂将我取名为“抗敌”，以铭记国恨家仇，寄望于子辈“男儿当自强，抗敌保家乡”。这个名字一直用到1944年我在昆明读小学二年级时，语文老师对我说：“日本侵略者失败已成定局，抗战胜利在即，我给你改个谐音的名字好吗?”随即用毛笔在毛边纸上写下：“匡迪”，寓意“匡扶正义，迪吉平安”，我高高兴兴地捧回去呈给父母亲看，他们都说改得好，就改用此名至今。说了一段与学术生涯毫不相干的开场白，无非是两个目的： 一是任何学术论文的作者都要署名，以示对论述及数据、结论负责，因此交待一下名字的来历，并非离题太远；二是我对祖国的热爱与赤子之心，始于童提启蒙学写名字之时，现在虽已过“天命”之年，每当提笔签名时，仍不敢忘双亲的期望与老师的教诲。 　　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人，在中国近代史上亦算是经历丰富的一代。曾亲历过民族危亡的抗战时期；目睹了战后国民党的腐败和如火如荼的革命群众运动；参加过欢天喜地、敲锣打鼓欢迎解放军进城的行列，并为新中国的成立而热情欢呼；更难忘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时唱着“共青团员之歌”争相报名参加“军干校”的高昂民族精神；当然也受过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肃反、拔白旗、反右等政治运动折腾。直到“文革”时，少数人如我，被作为修正主义的“苗子”，一下子变为运动的“对象”，多数人则为没完没了的派性斗争感到迷惑，或因“亲朋好友”成为运动对象而退为观望(时称“逍遥派”)。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拨乱反正，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政治路线，我们恰值中年，挑起了教学、科研承前启后的担子，重新沐浴着科学春天的阳光。少数幸运者如我更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有幸出国进修、出国工作、出国讲学，使科研方法、学术水平有了极快的提高。 　　我之所以能做一点学术工作，其基础始于良好的教育。由于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父母对教育十分重视，回想起来，读过的小学(联大附小、杭州天长小学)、中学(杭州市立中学、省立杭州高级中学)都是当地最好的中、小学。除了师资一流、学风严谨，学校还有过许多名师(如杭高有过鲁迅、陈望道、陈建功、夏丏尊、李叔同、丰子恺、崔东伯等)，亦出过不少名人。学校弘扬的是奋发、求实、俭朴的治学精神。1954年我报考北京钢铁学院，在江南水乡长大的我，其实并不知钢铁冶炼为何物，单凭着为祖国工业化奠定物质基础的理想，跨进了“钢铁摇篮”(首届校友赠礼刻成大理石碑，嵌在主楼大厅壁上)。五年(1954—1959)大学生活，尽管经历了肃反(1955年)、反右(1957年)、大炼钢铁(1958年)，但整个教学过程还是完整和严谨的，特别是1954—1957年，教学秩序十分正常，肃反和反右仅利用了暑假2～3周，到1958年大炼钢铁时，由于我们是第一届四年制改五年制(1957年改)，课程已基本上完，只占用了部分专业工艺课的教学时间。经过以后的工作检验，特别是80年代初去英国帝国工学院做短期访问学者和在瑞典皇家工学院任客座教授时，深感到自己在大学本科所学的基础，不仅不比这些世界名校差，有些方面，如普通基础课(特别是数学、力学、热力学等)，由于做过很多题目、作业，学得比他们更扎实。我至今难忘卢兴阶老师讲高等数学时，在180人的阶梯教室中，他居然能从某个学生的游离目光中发现他未跟上教学进度，从而风趣委婉地重述要点，这种诲人不倦的精神真是令人敬仰；我亦清晰地记得，力学老师王显祖遒劲的板书和不用尺画的力的分解图(不但线条直，连角度都很准)，特别是他言简语赅的讲课风格，使学生不用赶着记笔记，而是在等着他的下一句话，课后再看课堂笔记，则是一篇精练的文章；物理化学是一门公认难学的课，特别是热力学部分，但高贻善老师把它讲活了，不但概念清晰严谨，例证与推演详实，而且每节课讲完，留下5～10分钟进行小结，有时他还让一位同学先小结一下，其他同学做补充，最后由他点评。我在“文革”后期(1974—1976年)，因夫妻分居两地，住在集体宿舍，晚上闲时甚多，当拿出大学的基础课、专业基础课笔记复习时，惊喜地发现，一学期中高老师曾三次叫我起来小结，而是日晚我都在笔记本上专门作了回忆记录和老师的点评，可见高老师的教学在我心目中激起多大的回响和共鸣。 　　钢院教学的另一个显著的特点是注重实践。当时学校除了严格的课堂教学外，非常重视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一年级时，每周半天金工实习，车、钳、、铣等各种床子都独立操作过。铸造更要从制泥芯、砂型、配箱，一直到化铁炉熔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