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网·俞晓群专栏】我喜欢这样的观点，故而用了“一个人”这样貌似狂妄的定语。其实正确的写法，更应该是“一群人的出版史”，因为这本书中每一个名字都是真实的，我只是这一群人的记录者！
我的新著《一个人的出版史》第一卷，日前在上海三联书店出版，厚厚一大本，足有近六百页，后面还有两卷待出。这使我在欣慰之余，内心中还流出丝丝惶恐。尤其是此书甫一上市，迅速引起读者关注，求书的、买书的和议论的人纷纷扰扰，其热烈程度，完全出乎我的预料，大大超过我以往出版的任何一本著作。如此场面，又勾起我对这部书稿写作过程的回忆。
二〇〇二年底，我离开辽宁教育出版社，到辽宁出版集团工作，有了空余时间，我首先完成两本书稿的整理，一是《人书情未了》，再一是《数与数术札记》。接着做什么呢？除了继续给报刊写文章，后来在台湾结集出版《一面追风，一面追问》，即后来浙大出版的《这一代的书香》，我还开始读二十五史五行志，准备写《五行志研究》。另外我有一大摞日记、几大箱书信和重要文件，也可以整理成书。此时柳青松在我身边工作，他为人坦率，生性好说，我问他该做什么？他当即指出，“工作日志”是一个好项目，但出日记不好，太落俗套，最好整理一下，每个问题汇于一起，才便于阅读。
我受青松启发，先试着写出“一九九二年编辑日志”，拿出来给一些人看。柳青松说这样写下去能够流传，沈昌文说看来回忆真要趁早，王充闾说没想到出版人的文化生活如此丰富，一位北大研究生说这些史料太珍贵了，还想看到更多。有了这些鼓励，我才接着写下去。先从一九九二年写到二〇〇二年，再从一九九一年往前写到一九八二年。整整二十一年，我大约用一年时间整理出来。我记得二〇〇七年去北京，小柳复印几份，给一些书商和朋友看，他们都说好看。扬之水看过后还笑着说：“我也在整理日记，云云。”就是后来出版的《〈读书〉十年》吧。
二〇〇九年我到北京工作，最初是梁由之很关心此稿，我给他看，他说太好了，原本还要写一本关于俞晓群的书，现在你自己都写好了，我帮助你出版吧。梁兄最初联系不大顺利，有出版社的问题，也有我个人的问题。后来杨小洲看到书稿，他的观点与柳青松一样，并且希望做此书的出版人，但落实出版社也不顺利。小洲兄至今还感到遗憾，他对我说：“你出书很多，涉及许多领域，但我最看好此书，以及你正在写的《五行占》。”
今年五月，我们在长沙为钟先生《众说钟叔河》和《人之患》搞一个小的读书活动，梁由之参加了。活动结束后他对我说：“那本《编辑日志》还是交给我吧，我安排周青丰做，他靠得住，在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你觉得还可以吧？”接着忙活几个月，才有了今天的结果。目前他还在请张立宪在《读库》上摘登书中内容，以及安排后面的出版工作。通过此事我发现，梁由之做事，面上大刀阔斧，实则心细如丝；面上轰轰烈烈，实则最好静思；面上四面出击，实则井井有条。是一位罕见的人物。
最后说书名字，最初叫《我的编辑日志》，后来还想改为《为书二十年》，最终确定为《一个人的出版史》。这样做，有商业上的考虑，也有我个人的一点调侃。波兹曼说：西方“活字印刷机诞生，使蒙田一些人，开始书写个人的历史与感受。他们赞美个人的历史，而不是公众的历史；他们赞美自己的特立独行，甚至怪癖和偏见。”我喜欢这样的观点，故而用了“一个人”这样貌似狂妄的定语。其实正确的写法，更应该是“一群人的出版史”，因为这本书中每一个名字都是真实的，我只是这一群人的记录者！
（本文编辑 思敏）
(本文原载于：《深圳商报》2015年10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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