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编按】民营出版公司在面临多种融资对象时，为什么优先考虑国有出版机构？三大出版中，为什么大众出版被并购的机率远远大过教育出版？并购双方真正实现了资源和资本的匹配吗？经济规模的增长与经营的活性是鱼与熊掌，难以兼得吗？
近年来，图书出版业国有与民营之间并购合作的案例越来越多。除了一小部分案例，是国有、民营各占50%的股份，或国有相对控股，民营综合绝对控股。多数的并购，是国有并购民营，国有绝对控股（通常是占有51%的股份）。
为什么民营被国有并购的多？
对于民营出版公司来说，融资的对象有多种，如业外的风投资本、产业资本，为什么多数民营公司选择被国有出版机构并购？
首先，在于民营出版公司自身的缺陷。他们只有策划权，没有出版权，这不亚于一个人缺了一条腿。由于这条腿的残缺，就注定了他们依附国有出版体系的命运。正因为此，他们对外融资也遇到巨大的障碍。
这些民营出版公司本是生产企业，但由于我国的政策限制，只能注册成流通企业。这样，纸张、印刷便不属于他们的业务范围，按规定，他们就不能支付这两笔费用。但这又是他们的正常业务环节。原先，民营公司把这些款打到出版社账上，通过出版社循环支付；但随着民营公司的日益壮大，再通过出版社循环，不但意味着极低的效率，而且存在很大的风险。所以，现实中，民营公司自己支付纸款、印刷款，已经成为普遍现象。这是民营公司的正常业务需要，但因为不合规，对于融资就是一种极大的障碍。业外投资者首先考虑的是，企业各业务环节是否合法合规，上市融资更须如此。这样，民营出版公司便陷于两难困境，要么对外融资受限，要么为理顺流程付出巨大代价。
民营公司加盟国有出版，不但补上那条腿，把业务流程理顺，还可以融得一部分资金。行业默认的行规，是国有必须控股。因此，被国有并购就成了他们的命运。
2013年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提出，“在坚持出版权、播出权特许经营前提下，允许制作和出版、制作和播出分开”。而图书印刷，明显属于制作环节。如是，民营出版公司支付纸张、印刷款就应是他们正常的业务范畴。这样，业务环节就可以理顺，有望消除对外融资的一大障碍。
为什么并购多为大众出版而少教育出版？
纵观众多被国有并购的民营出版公司，主要集中在大众出版领域，教育出版领域的极少。
究其原因，大众出版产业链的社会化竞争更为激烈。大众出版较为依赖外部作者，管理者纵有策划、营销优势，但作为大众出版核心资源的作者是不好掌控的。一旦哪家民营公司成功融资，它对优秀作者（作品）、海外版权的议价能力就大大增强。而其他同类公司则陷于被动，不得不也考虑融资。而且，由于大众出版的即时性、不确定性，也使其业绩容易波动，规模难以积累，现金流不够稳定。
在教育出版领域，由于教材有严格的准入，民营从事的主要是教辅。教辅与大众出版不同，每个企业只有1~2个核心品牌，每个品牌统领几百个品种。一个教辅品牌的成功，主要取决于它的整体策划思路，而这通常来源于企业负责人，外部作者居于次位，他们只是执行思路。只要负责人一直用心，企业就有相对的稳定性。而且，教育出版需求更为刚性，且有很强的连续性，品牌一旦形成，可以多年畅销，每年只须修订。因此，其现金流也比较稳定。
从企业规模讲，大众出版公司普遍规模偏小，而教辅企业规模要大得多，也使它不易被吞并。
双方的目的是什么？
综合来说，国有出版机构希望借助于民营企业的，不外两条：一是更为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和渠道，二是高效灵活的经营管理机制。其根本的目的，则是为了做大做强，在争“双百亿”和上市融资中有更好的业绩。
近年来，一批国有出版集团进入或准备进入股市。已上市的募集大量资金，需要新的业绩增长点；未上市的则希望增加销售额以提高其市盈率，而仅靠国有出版社，很难满足股市的业绩要求。于是，行业优秀的民营公司成为他们并购重组的对象。
同时，国有出版机构虽已转企，但多年来的体制弊端不可能一下改变，企业经营效率不高。一些国有与民营合资，也是希望引入新机制，激活国有的创新活力。
而对于民营书业来说，最主要的目的也不外两个：资源与资本。首先是政策资源。由于我国的专用出版权政策，民营公司从事出版，必须与出版社“合作”。一家大中型民营公司就此每年比出版社多支付的成本，少则几百万元，多达上千万元。尽管“买卖书号”已经成为公开的潜规则，但每年仍有因此受到查处的例子，对企业经营是个很大的风险。与国有合资后，书号问题就迎刃而解，企业发展也有更多的安全保障。
所谓资本，即企业发展所需要的资金。国有除了有稳定丰厚的教材和系统教辅利润，在各种项目基金、文化地产、上市融资等方面也获得较多支持。民营与国有合资后，一来可以获得更为宽裕的资金支持，二来也可以分享一点政府专门支持国有的产业政策。
实际效果如何？
无论国有还是民营，都期望双方的合作可以优势互补，以国有的资金与资源，加上民营的市场与机制，做大做强。那么，这些合资公司的成效如何呢？
首先，多数合资公司实现了规模的较快增长。那些民营公司本来就是行业较为优秀的企业，有了更多资金和资源后，增长更快。其次，促进了管理的提升与规范。凡重大决策，须董事会讨论通过，论证更加规范，避免了决策的随意性。再次，平台提升。因为背靠大型国有出版集团，在购买版权时，更容易取得作者的信赖。而且，合资公司在吸引人才方面也有一定优势。他们有更健全的社会保障，能提升对人才的吸引力。
然而，寄望这些合资公司激活国有的经营活力，则成效有限。首先，合资公司并不涉及到整个国有出版机构的股份制改造，而只是其下属的二级甚至三级企业，无力影响到整个国有出版集团或出版社。
最主要的是，国有的政策性资源较多，一些国企没有动力被激活。近年来，中央和各地政府投入大量文化扶持资金，以及数字项目资金、上市融资、文化地产等扶持中，国有成为最大的受益者。趋利避害是每个人和企业的自然本性。如果可以轻松获得较多政策资源，他们为什么要去辛辛苦苦做市场呢？出版社转企改制后，政府减少对资源的干预，逐步交由市场与读者去配置资源，也是出版繁荣的一个重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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