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旧书交易网站孔夫子旧书网近日上拍了一套“1974年上海书画社覆刻元大德本《稼轩长短句》”。据拍主在网站填写的信息，书为木刻线装，长二十八点五厘米，宽十八点六厘米，一函四册相叠后高三厘米，书品的详细描述为：“1974年上海书画社著名刻本，一函4册全！全书无虫无蛀，无字无章，挺版直角，字体边锋利如刃，极初印本也！虽经近40年的时间的洗礼，却难有岁月留下的印记。如此品相，如此印工，如此佳物，当为收藏极品也！！！”句末连续三个感叹号，拍主的自信自得可见。
而这套书确也引起了买家的瞩目。8月27日晚九点半左右起拍，8月30日晚十点左右拍卖结束。起拍价一百元，成交价为四万零四元。有位网名“leonzhao”的书友前期竞拍几乎不曾露面，在书价抬至三万五千元之后方才出手，和另一位叫做“癖石”的书友一路竞争，后来者居上，最终胜出。这不禁引起书友的好奇，这样一套线装书，何以受欢迎至此？书的背后，可有为其增色（自然也增价）的佳话秘辛？曾供职于朵云轩、上海书画出版社的茅子良先生是当年刊刻这套《稼轩长短句》的主事者。他讲述了此书背后的故事。
1972年10月至1975年6月期间，根据毛泽东的要求，集中校点、注释、出版了一批古籍“大字本”，供包括毛在内的中央领导阅读使用。因为毛上了年纪，视力衰退得厉害，字必须印得大，另外，书也必须线装，以便毛将书页卷起卧读；毛读书有作眉批的习惯，线装书天头地脚宽，批注起来也方便。上海方面出版的这类古籍，一是澳门路的中华印刷厂出的铅印大字本，一是朵云轩出的木刻雕版书。而前者出版之际，正当“文革”后期开展“批林批孔”与“评法批儒”运动，落后于后者两年左右。1972年底，上海市革委会领导知道毛要读大字本古籍，专门通过出版局（“文革”期间，上海市出版局和各出版社合并，更名上海人民出版社，人称“大社”）将刊刻木刻雕版书作为政治任务布置下去，要求当时已更名为上海书画社（1966年8月更名为“上海东方红书画社”，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前夕，“东方红”三字被删去）的朵云轩认真落实，“抢救文化遗产”。
因对木刻雕版书情有独钟，茅子良先生被委任负责此事。由他牵头，成立了一个木刻雕版书小组，茅先生任组长，林岗先生、张龙珠女士任副组长，三人合起来主持小组工作。最早试刻的是简化字版的《共产党宣言》。书刻出后，大获上级称赞，于是，又接连刻了好几种书。《稼轩长短句》紧接《共产党宣言》之后，此外，还有《楚辞集注》、陆游词与《毛主席诗词三十九首》。陆游词还没刻完，已经粉碎“四人帮”，书也就随之不再出版。与前几类政治任务不同，《毛主席诗词三十九首》是毛泽东逝世之后，出版社主动刻的，刻好之后，捐给了毛主席纪念堂，以为纪念。
《稼轩长短句》所依底本为元大德三年广信书院刻本，亦参考了清四印斋刻本，版本精善。书于1974年12月刊成，线装，一函四册，书高二十八点五厘米，版框高十九点二厘米，左右双栏，双鱼尾，版心印有书名和叶数。每半叶九行，行十六字，标价为一函二十八元。当时，木刻雕版书的发行渠道，主要有两条：一是通过新华书店向全国发行，二是通过原中国国际书店发行到全世界。书只刻了两百套左右，除送中央办公厅呈中央领导阅读外，还分送各大图书馆如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余下的，方才通过以上两条渠道发行。
这套书出版之后，广受赞誉。著名藏书家周叔弢先生（晚年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1974年在天津新华书店看到书后，大加称许，当即买下，赏玩不置。他在1980年的家书中说：“昨见木刻《稼轩词》，名为仿元，实是自成一格，写刻殊佳。我眼馋，竟费廿八圆买了一部，惜纸不佳，如得佳纸佳墨，不在董刻之下也。”刻书所用的，是不算太好的毛边纸，周先生过眼佳槧无数，对此自不能满意。饶是如此，他仍在题识中表达了对刻本的赏识：“今见此书，秀丽精美，直欲上继康熙时扬州诗局之遗风，不禁惊喜。”后来，周先生在北京饭店遇到黄裳先生，当面询问此事，黄先生不曾听说，“无由应对”（黄裳《自庄严堪善本书影》），返沪后问过茅子良先生，才弄清此书刊刻的原委本末。1980年3月，周先生还专门写信给时任上海图书馆馆长的顾廷龙先生，询问《稼轩长短句》的雕版刻工情况。可见，周先生对这套书是念念不忘的。
茅子良先生说，这个木刻雕版书小组，为上海出版界贡献了不少人才。如曾任朵云轩拍卖有限公司总经理、现为出版局副局长的祝君波，就是1972年进入小组的，当时他曾自称“木刻雕版的学徒工”。后来朵云轩的许多骨干，亦出自这个小组。小组共有近三十人，女性就有十六人之多，这在中国木刻雕版史上，堪称盛况空前。
为把书做好，还邀请、调用了许多人员。封面邀书法家周慧珺题签，书手则由能写规整书版字的李成勋担任，他当时是上海书画社的连环画作者，也画国画。请李成勋参与的同时，还邀请了与俞平伯夫人同名的书法家许宝驯先生。许先生是潘伯鹰高足，“文革”当中他管仓库，正愁无事可做，一经邀请，便欣然同意，《毛主席诗词三十九首》即由他任书手。参与此事的全部工作人员为：书版者李成勋；雕版者罗旭浩、曹晓堤、祝君波、王建伟、徐敏、褚家琦、顾惠华、李华、曹春琴、戎英、金素云、陈惠民、陈新沪、茅子良；修字者周须根；拉线者夏宏泰；校对者沈秋安、吴树文；刷印者张龙珠、夏佩珍、陈玉霞、孙秀娟、汪洋；装订者戴荣森。其中，夏宏泰是上海纸盒厂支援的人员。
刻书的木板也费了一番工夫。当时木材是计划供应，须凭“大社”（出版局）文件到物资局木材公司办好一应手续，方可成行。书版需用的白桃木，亦即银杏木，是到宝山农村采购的。木材采好，送到闵行的锯板厂，按书版的尺寸一块块锯下来，再将锯好的木板用蒸笼把浆汁、蛀虫蒸出来，风干一两年后，才能镌刻、印书。
这套书后来并没有继续出版。首先是因为写、刻、印、装订，尤其是写与刻，费时费工，成本极高。其次则因为《共产党宣言》《稼轩长短句》一类书，已有很好的印刷本，线装书读者面窄，需求有限。最后，则是因为粉碎“四人帮”以后，政治风气为之一转，这类耗费巨大、旷日持久的出版工程，显得不合时宜，无以为继。茅先生说，后来他在郑重先生家里见到朱永嘉——当年，大字本的样稿正是送他审读，经他点头同意，方才刻印出版的。听朱永嘉说，之所以会出这套书，是因为毛主席曾经批评姚文元字写得不好，要他练字。姚文元挨了批评，心下紧张，打电话给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徐景贤，要上海方面找点好的碑帖给他，让他练练字；同时，姚也提到了毛主席的视力不行，看书只能看大字本。徐景贤得知这一情况，方才安排刊刻大字本。
无论如何，《稼轩长短句》一经刊刻，便成木版雕刻书的又一高峰。朵云轩木版水印销售主管杜培明先生说，北京图书馆副馆长、版本学家张志清先生，在扬州、北京看到此书，非常欣赏，给予“当代宋版书”的至高评价。揆诸今日的市场行情，这是实至名归的。
（本文写作参考了茅子良先生所著《艺林类稿》一书）
原文标题：“当代宋版书”的故事
发表评论前，请先[点此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