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飙年代的碎片》
从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到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间的十年，对于中国来说是一段狂飙突进的年代，对于中国经济来说，则是具深远历史影响力的黄金十年。这是王正鹏新近出版的经济研究专著《狂飙年代的碎片中国经济黄金十年》的一个重要学术结论。
日前，这本书已经由首都经贸大作为2012年的重点经济专著出版。作为一名财经专栏作家和中国改革观察家，作者王正鹏在这本新书中提出了一系列新颖的学术观点。
王正鹏在研究了中国30年改革史后，根据经济体制改革的路径演变规律提出：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间的十年，是中国在全球政治与经济框架中获得的一段意外时光，也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黄金十年。这段世纪之交的十年时光，伴随着一系列的历史机遇，如日本与亚洲四小龙的衰落、WTO语法规则植入中国政治、美国在阿拉伯地区的反恐、自由主义经济哲学的最后流行等，这些意外交叠的历史因素帮助中国经历了一个狂飙的十年，也成就了一个历史性的黄金十年。
自20世纪开始，全球各种经济体都在历史的版图中此消彼长，首先是美国从英国手中接过了全球货币大权并成为第一经济体，接着是20世纪50年代的西欧的复兴黄金时期,随后是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黄金十年，再就是20世纪80年代的四小龙黄金年代，这个世纪则迎来了中国的黄金十年。王正鹏认为，虽然当下全球经济一片萧条，但历史客观地评论中国的黄金十年有其重要意义。他说，中国的黄金十年最核心的突变因素有两个：内部的动力是朱容基政府推行的的国退民进式国企改革，外部的动力是WTO语法体系植入中国的政治架构，这两个体系的碰撞产生了巨大的历史能量，帮助中国在2000年代初一跃成为全球经济的发动机。即使是后来遇到印度的追兵，中国也因为其渐进改革的方法论和儒家的实用主义而获得了更强大的发展优势。
王正鹏认为，国家的经济史即为思想碎片史，对于中国的狂飙突进式十年哲学关照，他使用了一系列碎片化主题，提出了WTO语法体系植入中国政治、华南建立的地理级全球生产线、农业的产业化哲学、国家资本主义重来、全球化语境的最后时光、郞顾公案意识形态之争分水岭、国进民退的冷空气、经济体制改革大时间表关闭、社会改革时间表打开等一系列全新的经济哲学碎片来表述中国在这十年中的思想与实践经历。
作者以2004年为界，将黄金十年在意识形态上分为两期，前半期为国退民进，后半期为国进民退。这个分界点即为2004年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的改革之争。作为这一段历史的报道者与评论者，王正鹏将郞顾公案解读为中国改革之争的源头，随后经济学界的左右之争的爆发不但反映了一种学术对峙，也是整个中国社会在贫富差距拉大后对于改革方向的不同认知。从郞顾公案看，它打开了一对历史的大门，在几个月时间中，关于中国国企改革的方向就为之突变，随即是关于改革的争论，新左与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交锋十分锐利，后来的《财经》杂志评论、杏林山庄会议等重大节点详细描述了这一历史事件的深远影响。对于改革争论的写作是本书十分精彩的一个章节。
值得关注的是，王正鹏在这本书中，通过碎片的勾勒梳理了两次金融危机中间的这十年中，中国改革思想哲学的演进，作者使用了儒家实用主义、新自由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与技术民族主义的等一系列政治与哲学范式，将一段十年的中国经济发展历史变成了一次丰盛的经济哲学与政治哲学讨论，给中国学者与公众回味这一段历史提供了少有的哲学视角。作为一名传播学者，王正鹏将当代传播学理论引入对于中国经济发展重大节点的事件讨论中，令人耳目一新，其中关于越南金融危机、全球金融危机部分的分析，令经济学研究者找到了意外的路径。
对于中国的未来发展，作者战略性地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大时间表已经关闭，因为历史的合法性在贫富差别的语境下正在弱化。但是，中国社会改革的时间窗刚刚打开，王正鹏认为，中国应当使用改革积累与历史红利，通过社会改革修补前期经济改革的社会遗留问题，并为最终的政治体制改革准备历史条件。
《狂飙年代的碎片》这本书文风纵横，结构宏大，在每一个思想碎片的阐释上能启用多学科知识，有美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的知识积蓄，也有《金融时报》专栏作家马丁沃尔夫的理论思考，这是一般的经济类作品所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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