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年来，我亲眼见证了中国版权发展的历史。也可以说这24年中国版权发展的历史，就是中国出版、中国经济、中国国力飞速发展的一个缩影。只有中国的国力增强了，中国的出版和版权事业才能搞好，我们的版权贸易才能做得更好。
2012年9月1日下午2点，人民大学出版社副社长孟超就学术出版“走出去”这一话题做客大佳网【大佳面对面】，与大家分享了他的心得体会。
以下为访谈实录：
主持人：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佳面对面》2012BIBF现场，我是主持人蒙兰蕊。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人民大学出版社副社长孟超先生共同讨论与版权贸易有关的话题。据我所知，人民大学出版社无论在版权引进还是输出方面都做得非常出色。早在2000年的时候已经获得“全国版权贸易优秀出版社”的称号。2009年和2011年获得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小组中单体出版第一。2012年已经过去大半了，能不能请您简要介绍一下人民大学出版社在2012年版权贸易方面有哪些动作或者新的进展？
孟超：谢谢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副社长孟超。很高兴能够在第19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与大家交流，向各位介绍我们出版社的一些情况。刚才主持人问到我们关于版权贸易的情况，在这里我简单地把这个问题做一个回答。
人民大学出版社是一家大学出版社，宗旨是“出教材学术精品、育人文社科英才。”教材学术精品不仅仅指中国教材，也包括世界教材。我们给读者的书不仅仅针对中国，也针对世界。一个大的出版社不会只局限于一个国家，必定是全球的。大家看国际上知名的出版社都是全球性的，所以我们会朝这方面努力。我们出版社在这方面很早就开始探索并做了二十多年的版权贸易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我们出版社引进了一批当时国内特别需要的经管方面教材。一个是《经济科学译丛》，一个是《工商管理经典译丛》。这两个译丛在当时引起极大轰动，因当时国内经济学方面的书籍比较少，所以引进来后比较受欢迎。
到2000年时，我们出版社引进、输出方面已经在全国名列前茅。说到输出我多讲一点，实际上中国出版有一个问题，中国是一个出版数量很多的国家，但不是出版强国，特别是十年前我们国家引进大于输出，当时最大一个数字是29:1，还有说15:1的。但是昨天我在新闻出版总署开会时邬书林副署长讲到现在是2.6：1，所以经过这些年的努力，输出数字在提升，这是一个飞跃。国家也看到这一点，一个国家的出版业如果仅仅靠引进过日子，那肯定长久不了。而且我有一个观点，作为国家本身和出版事业来讲，引进和输出就像一辆车的两个轮子、鸟的两个翅膀，缺一不可。没有单纯引进，也没有单纯输出，这样出版才能长久。任何一个国家都一样，要吸收外国东西，同时要把本国东西输出。所以，从2000年开始，我们出版社也在输出方面做了大胆的尝试。
这中间也有一段故事，究竟怎么做输出，人民大学出版社做什么样的输出才能让国外读者欢迎呢？我们也在反复探索。现在大家一想到外国出版社、外国读者，就会想到中国的电影《功夫》、中国的菜谱、气功、宝剑、书法等等，但这并不是中国文化的全部。开始我们也做这些东西的输出，但是发现效果并不好。在长期摸索过程中，我们出版社逐渐发现一条自己的道路，人民大学出版社是一个以出版教材和学术著作为主的专业出版社，我们的教材、学术著作在中国是一流的，中国人需要一流的学术著作和教材，世界上肯定也有人需要，所以我们经过调研、尝试，逐渐澄清一条道路：把我们国家顶级的政治、经济、哲学、文学、历史等等方面的优秀图书介绍出去。也有人担心这样的输出会不会没有读者？我们经过调研发现,不是这样的。在国外，读者也是分多层次的，大部分读者肯定需要像气功、饮食这方面的书籍，但是在国外的一些研究机构、大学、知识分子当中，他们则需要了解中国的学术，特别是中国这些年改革开放、发展、崛起等方面的内容。中国当代的经济、政治什么样，就需要我们给他们做一个介绍。关于这样的图书我们出了大概上百种，举个简单的例子，像中国最有名的，比如佛教哲学，中国最有名的人大教授方立天先生，他写的《中国佛教哲学》获得了图书奖，这样的书被圣智出版公司翻译成英文出版，而且效果很好。说到历史，我本人是学历史的，中国顶尖级的当代著名清史研究专家戴逸先生的《简明清史》四本也被我们介绍到海外了。像新闻方面的《新闻事业史》也都出了英文版。还有一些我们领导人的著作，比如李瑞环、成思危的著作，代表这些领导人思想的书，也被培生这样的大公司翻译成英文出版了。
主持人：我有一个问题要请教一下，无论学术类著作也好，还是政治类著作也好，向外版权输出的时候，是我们往外介绍多？还是培生这样的大公司主动找您联系的？
孟超：人民大学出版社有一个优势，人民大学出版社每年引进的图书数量相当可观，因为我们出版社每年出版的新书大概1500多种，其中引进版占其中很大一部分。我们重要的合作伙伴，像培生、圣智、麦克劳希尔、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等，他们跟我们有很多联系。以前他们单纯向我们推荐书，但是这几年不一样，不但推荐书，还会出版我们的书。再举个例子，《中国美术通史》，这套书是中央美术学院金维诺先生代表中国美术最高水平的著作。前年北京国际书展的时候，我们和剑桥大学出版社签订了版权转让协议，《中国美术全集》四卷翻译成英文在剑桥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星期二的时候，我们跟剑桥大学出版社还在商量明年我们在美国书展和法兰克福书展举行隆重的首发式。剑桥大学出版社有一套丛书《中国文库》，《中国文库》里面其中一套就是《中国美术通史》。
今年，对于出版界来讲应该说好事连连。上半年我们参加了伦敦国际书展，作为主宾国，取得了很大成功。这是我国自2009年在法兰克福书展上作为主宾国以后，第二次在大型书展上作为主宾国。我们当时搞了两个活动，一个是我们跟圣智公司合作出版的《中国出版年鉴》第三卷，第二个活动是我们跟培生出版公司出版的《务实求解》。伦敦书展我们对外输出版权73项，在今年北京第19届国际图书博览会上，今年的主宾国是韩国，我们的图书也输出到了韩国。29号就在这个地方我们和麦克劳希尔一共签订了三本图书版权转让协议，去年我们有16本书转让给麦克劳希尔，我们共同建立了中国经验平台。剑桥的是《中国文库》，把中国好的经验、案例作为推广对象，用英文在麦克劳希尔出版。我们前天跟圣智公司有一套《百年利丰》，也是介绍中国企业的书。在这次书展上我们大概有30多种图书转让了版权。接着我们将在10月份参加第63届法兰克福书展，我们也准备了一些图书进行签约。总之，今年我们出版社版权工作还是做的很不错的，特别是在输出方面，我们响应国家的号召，多做输出，把更多中国文化、高端学术文化介绍到海外去。
主持人：刚才听您说从八十年代到现在，可以说是版权的飞跃。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外出版社自发找我们合作。我们的输入从原始的单纯引进，到现在更多中国文化的输出，这个转变跟中国整体文化在世界上的认知度有没有关系呢？
孟超：在昨天下午的新闻出版总署会议上我有一个发言，这是我的真实感想。第一，我从八十年代末开始做版权，从版权干事到编辑，到副主任，到我们社第一任主管国际合作的主任，差不多24年的时间。这24年来，我亲眼见证了中国版权发展的历史。也可以说这24年中国版权发展的历史，就是中国出版、中国经济、中国国力飞速发展的一个缩影，只有中国的国力增强了，中国的出版和版权事业才能搞好，我们的版权贸易才能做的更好。
主持人：文化见证了经济的发展。
孟超：对。经济是文化的基础，大家可以看展台，今天四个展台，跟国外的展会差不多，国外占了一半，这和前几年完全不同。这也证明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大家对中国更加感兴趣，尽管还有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但是大家还是不愿意错过这次机会。
主持人：人民大学出版社更多是学术类或教材类输出。中国图书对于国外读者来说，哪个领域的图书更能引起他们的关注或者兴趣呢？
孟超：国外的读者和中国的读者一样，分不同层次，每个读者群关心的对象不一样。举个简单的例子，像国外的家庭妇女，她们可能对中国的爱情故事感兴趣。国外的图书馆、知识分子、研究院、大学老师，他们可能更多的对中国学术感兴趣。
主持人：人民大学出版社引进了很多经典译丛，学科也分了很多，经济、哲学、法律等，我们输出的也是学术类比较多，我们这些学术类的作者，我们有没有着力培养这样的作者群？
孟超：这个问题提的非常好，这也是我想说的。人民大学出版社是新中国第一家大学出版社，1955年成立到现在差不多57年了。在这57年，我们出版社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作者。最早，我们出版一些马列书和教材；现在，每年我们出版大概一千多种新书，里面有相当一部分作者是中青年。我们最近出版了几本有影响的书，比如《中国你要警惕》、《中国的抉择》等，出来以后就很受欢迎。培育中青年作者是人民大学出版社的一贯宗旨，今后我们还会继续做下去，让我们的书常盛不衰，也让作者一代代成长起来。
主持人：人民大学出版社除了学术类和教材类，还涉及其他出版领域吗？
孟超：提到人民大学出版社，大家首先想到的是教材，第二是学术著作。实际上，这都是我们的强项。教材和学术著作涵盖世界科学的各个领域，比如经济、会计、管理、财经、档案、文学、历史等等。除此之外，人民大学出版社不仅仅出教材和学术著作，出版的其他书也很精彩。最近，我们出版了中央电视台英语频道著名节目主持人季晓军先生的书《何必刻意》，那本书写的非常生动；前几年，我们出版了芮成刚的《三十而立》等等；有很多大众书销售得非常好。希望读者除了关心我们的教材和学术著作之外，也关心我们出版的其他图书。我们每年出版的教材和学术著作占出书比例的80%以上。
主持人：学术类和教材是我们的主营业务，加上年轻教师和作者团队，着力培养出人大自己的品牌，我们有没有想过做整体的人大品牌推广理念呢？
孟超：这个问题非常好，我觉得这是一个发展方向。现在已经不叫出版社了，实际上是一个出版产业，这个产业包括各个方面。比如我们出了书，是不是应该搞培训？我们也开始尝试搞交流和论坛等，比如我们每年暑假都会把作者、读者找来做一些交流，利用假期的时间，让老师了解教材的情况，我们也了解老师的想法。
主持人：我们跟国外的出版社有没有这些交流与互动呢？
孟超：很多。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图书通过这些代理机构，能够在世界上任何角落都看到。我们的合作伙伴在世界各地，所以我们的交流也非常多，特别是和这些大的出版公司，他们在中国都有办事处，交流非常方便。有些好书，不管是中国还是外国的，都可以同步出版。举个例子，我们出版社大概在9月12日的时候要推出重点图书，这个重点图书就是韩国前总统金大中先生的自传。这本书当时在韩国非常受欢迎，出版一个月就卖了8万套。金大中是一个传奇性人物，他在韩国争取民主，很多人说他是亚洲的曼德拉，因此很受欢迎的。这本书要在中国推出，昨天下午我跟香港出版社谈，他们很希望港版能同时发行。
主持人：我们在跟这些国外出版社合作时，最开始是单纯的版权输入，现在我们跟国外出版社有没有战略合作方向，或者其他的合作模式？
孟超：不光人民大学出版社，我觉得现在的出版趋势以及双方合作已经多元化了，最原始的简单方式就是卖版权，现在我们发现有些图书没这么简单。举个例子，我们跟培生公司有个关于营销方面的图书拿到中国，但是因为缺少中国的例子，所以中国读者看起来不是那么亲切或者实用，因此我们商定在给中国方面出教材时，加两章中国的内容，这样这个教材就适合中国读者使用了。同样，培生出版的关于案例的图书，当往国外发行时，我们也可以找中国的作者把中国案例写进去，让内容更丰满。所以合作不仅仅是版权，还有共同编写、开发等等，现在这种方式越来越多。
主持人：中国学者的这些译丛和学术著作，怎么能够更国际化呢？因为中西方可能有文化差异，这种差异会很大吗？
孟超：从两个角度说，一是写作，根据我多年的工作经验，中外的教材和学术著作还是有差距的。以前我们自己输出的版权都是国内老师写的书，结果国外的出版社、读者看了以后都觉得不太适合他们。好在现在我们找的作者，很多都是有国外教育背景的。
主持人：可以英文写作吗？
孟超：很多人用英文写作，他把中国的东西用国外的思维方式表现。这样介绍，国外更容易接受。当然，内容是中国化的，但是你的方式要跟国外接轨才可以。我们很多作者是国外留学回来的，直接用英文写作，不需要再翻译。
主持人：中国现在的学术水平已经跟国际接轨了吗？
孟超：随着中国对外交流的扩大，越来越多的领域在接轨。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人大销售组的老师，每年都有一个人派到海外搞研究，他们到那以后肯定会得到一些启发。这个例子不是个别的，全国情况都是如此。所以，中国这些老师对于国际化的意识可能会越来越强，这样的话他们跟国际接轨也就越来越容易。
主持人：学术出版的读者对象会越来越专一，我们这种学术领域能不能变得普及化，在这方面人民大学出版社有没有什么动作呢？
孟超：实际上学术普及是中国作者、中国知识分子义不容辞的责任，因为你的东西如果仅仅给少数人使用，那是达不到知识传播的目的的。这一点人民大学出版社在很早就做了尝试，九十年代的时候人民大学出版社清史所的老师看过很多清史的书或者电视剧，里面这些人晃着辫子跑来跑去，是不是真是这样呢？以为电视里演的就是真的清史。但是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里面好多不是清史。当时基于这个考虑，我们出版了《清代皇帝传奇》等等，当时我们的定位是要告诉大家真正的清史，尽管是通俗读物，但是你看了以后会对清代历史有一个更真实的了解，而不是艺术化的了解。
主持人：历史类题材可能普及起来更容易些，但是像哲学或美术类，我知道国外正在把高端的学术著作普及化、低龄化，有没有出版一些孩子看得懂的哲学或者孩子看得懂的美术呢？
孟超：以后能不能出儿童书，这个很难讲，但是我们给青少年看的图书，哲学、美学都有。早在2000年的时候，我们与台湾的五南出版公司合作出版了大学生通史读本，里面介绍了什么是美学、哲学和欣赏音乐等等，使他们看了以后对这些有一个通俗的了解。这方面，我们也做了一些工作。
主持人：这些通俗的读本在版权输出方面也有吗？
孟超：也有。外国读者和出版社都是多方面的，有的出版社定位高端，有的则是儿童或外语，有的面向青少年，情况不一样。针对不同市场要找不同的出版社。像剑桥大学出版社，你若推荐儿童书，他们可能不会接受。而企鹅就是全球儿童书方面最大的公司。
主持人：现在数字出版可以说是全球化的趋势，您怎么看待数字出版呢？
孟超：数字出版不但是全球的话题，而且是每时每刻的话题，大家可以看看我们的版权论坛，我估计数字出版可以占到一半以上。我个人认为，数字出版是一个不可抗拒的趋势。不管你愿意看到还是不愿意看到，这都是不可阻挡的，这是一个潮流。但这个趋势处于怎么样的发展状况，现在大家都在探讨。我认为，数字出版还不够成熟，还不能像纸质印刷那样，但这并不妨碍大家探索，在探索过程中，有的公司已经做的比较好，并开始盈利了，特别是一些国外的出版公司。国内出版公司也开始在这方面努力探索。在现阶段，当你有实力时，可以自己做平台、开发系统。我认为出版社最主要的还是要做好内容方面的工作，因为内容是你的本份，是出版社的核心。在数字出版方面，我们有一个数字出版公司。
主持人：人民大学出版社自己的数字出版公司？
孟超：对。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数字化了一两万部图书，不管在什么场合，经过改造即可放到任何一个平台上使用。同时，我们也积极地与中国移动等网站合作，并且也取得了一些经济效益。当然，这只是初步的。这是一个潮流，任何一个出版社都不可能回避，而是要积极面对，适应潮流，在新的潮流中有立足之地，甚至发展更好。
主持人：您经常光顾各大书展，国外数字出版是不是也是如火如荼？
孟超：对。我举一个关于法兰克福书展的例子，大概几年以前它就有了数字馆，前两年时，数字出版已经不仅仅在数字出版馆了。法兰克福大概有十个馆，一个馆三层，四号馆里有很多设备，比如即时印刷、电子在线等，其他展会也差不多。当然数字出版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它的内容、形式都是根据不同地区、不同人群的阅读习惯改变的。
主持人：数字出版最大的问题还是与中国和国外出版环境有关，包括版权环境、政策环境，在这些方面您有什么看法？
孟超：政策环境不属于我探讨的范围，版权环境也不是我们出版社能够控制的。但是我可以说一点，中国自从92年加入版权公约以来，中国版权环境越来越好，政策环境也越来越开放，越来越朝着中外交流的方向发展。所以，我相信尽管数字出版对于版权环境要求更高更严，但随着数字出版技术的完善，随着出版社对数字出版热情的增加，这个问题是能够解决的，数字出版终究能够克服关于版权方面的壁垒。现在确实有一些不可控制的因素，但我相信我们的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和相关出版管理部门会高度重视并逐步解决这个问题。
主持人：八十年代到现在，中国版权贸易有一个质的飞跃，总有一天中国数字出版也会有质的飞升。
孟超：对。这个过程大家可能没有察觉，但当有一天大家回首，会发现我们已经在数字出版之中了。
主持人：您刚才说到人民大学出版社自己的数字出版公司，是单纯的把社里所有书变成电子版形式吗？
孟超：不是。数字出版是很大的概念，而且有很多工作要做，把我们的传统图书变成数字版权也是一项工作。另外，我们出版真正意义的电子图书、在线图书，以及我们和国外出版社合作的网上教学，这些都是我们数字出版公司要做的事情。
主持人：您刚才说到跟国外合作的线上教学，除了线上教学之外，我们会不会跟国外出版社有数字版权的引进或者输出呢？
孟超：这个很多了。从用途来讲，关于学术著作数字版权可能更加容易。比如，一套档案书如出成纸质版会很大，像上海古籍出版社最近出版的一套《清代玉器全集》有一亿多字，如做成数字出版的话，一方面可节省很多空间；另一方面，它有数字检索、在线编排、在线利用等诸多优势。今后的数字出版将发展很快，首先可能是文学、大众读物等，用户可通过手机、iPad等阅读，在学术方面的发展也将很快，比如在图书馆在线利用等。
主持人：那么您认为学术出版很适合数字阅读吗？
孟超：非常适合。
主持人：它可以碎片化集中人的时间去阅读。
孟超：而且数字图书馆从范围、内容来讲，存多少书是无限的。
主持人：听完您的介绍，发现学术出版也不是专业的点对点的出版。
孟超：搞学术的人也在与时俱进，一些老先生不会用电脑，更不会用检索，现在我认识的这些老师都会。
主持人：由于时间关系，我再提最后一个问题。您能不能把版权引进输出，尤其学术类出版的引进输出，与国外出版社合作的经验跟大家分享一下。
孟超：先说引进吧。引进图书，我有三句话：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对我有利。因为国外图书太多，我们究竟引进什么？一定要引进我们需要的图书，这是引进。输出，做输出比做引进更加困难一些，不过做输出也是一个长期摸索的过程。做输出首先是要有队伍，我选择我们出版社国际合作的人员有几个标准，比如良好的沟通能力，良好的外语水平，敏锐的市场眼光，懂得算经济帐等等，这些条件必须具备。第二，要和国外出版社建立广泛的联系，要了解国外的市场行情，你知道人家需要什么你才能做什么。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是要积极响应国家的政策，现在国家对“走出去”非常支持，我们也可以响应国家号召，为国家多做一些事情。
主持人：谢谢孟社长，非常感谢您来到《大佳面对面》跟我们分享这么精彩的话题，也希望通过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努力，让我们学术出版可以真正的“走出去”，让中国的学者在世界学术交流活动中取得话语权。再次感谢您，我们这期节目到这里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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