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章

【袁亚春专栏】出版,“活”在理想与现实之间

2020年10月26日   作者:袁亚春

(点击图片 进入论坛)

【袁亚春专栏】本文为浙江大学出版社总编辑袁亚春参加凤凰出版传媒组织的“小康时代的出版展望”论坛时的讲话的延申,并得出“小康时代,出版依然大有希望”的结论。百道袁亚春专栏文章来源于“牧心塬”,作者袁亚春。

浙江大学出版社总编辑 袁亚春

今年7月赴苏州参加凤凰出版传媒组织的“小康时代的出版展望”论坛。7月23日的一则朋友圈是这样写的:“这一周,一下子实现了本年度两个‘第一’,第一次接待外国客人(Wiley出版集团全球副总裁菲利普先生)及其团队;而后又第一次受邀跨省域出差到苏州,给京沪苏皖几位出版大佬组成的演讲天团充了一个数。主题很好,也学到很多。”凤凰出版传媒的徐海总编辑也说,也许是疫情的缘故,“小康时代的出版”这个主题是新鲜的,凤凰最先提出的。

浙江大学出版社总编辑袁亚春在“小康时代的出版展望”论坛上讲话

最先提出某主题的好处是,所有人讲的东西没地方可抄袭,对的错的,都是自己的;坏处是,即便像我这样的凑数者,也充满挑战,不认认真真准备,就没法开言。媒体也是敏锐积极得很,人未到苏州,就有来约稿的,希望能够首发;论坛结束后又收到多家杂志社稿约。因是凤凰主办的论坛,没敢轻易答应其他媒体的稿约,凤凰则很开放,说待他们所有的宣传做完,即可以自由处理演讲内容。

鉴于凤凰论坛本身强大的影响力,媒体上的信息当天就传播开了。但标题大多很有聚焦目前存在问题的倾向,这不禁让我心里有点发毛。注意到:中国新闻网、光明网、人民网、中国日报网、中国作家网、中国小康网、新浪、澎湃等媒体的综合报道的原标题和转发标题,基本都是“图书零售规模不及游戏产业一半”,而这句话在我的演讲中其实并非重点,只是一笔带过而已。好在江苏本地的媒体就正面得多,江苏网、现代快报等都是以“小康时代,出版人如何在理想和现实之间走出一条路”为标题,这就基本跟我发言的题旨出不多了。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的纸质报道更是标准规范严谨得多,老署长是超级大咖,传递信息又最重要,演讲内容的版面自然得多一些,其他几位的发言摘录连字数都基本一致的,尤其是细看会发现,对一些用词做了修改,变得更正面,比如我发言时说的是:“‘活’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报纸修改后变成“实现现实与理想双通路”,这一改,立意马上高出好多。当然这里面的语境的细微变化,也许只有出版人最能体会得出来。

时间过去了很久。想想这个主题还是有一些后续的意义,就把当时准备的一些书面文字给了相关杂志和报纸媒体。有些内容在演讲时因时间所限而未完全展开,在这个牧心手记公号里把书面文字也发一下,算是一种线上存档吧。

下面是正文。

各位好!奉徐海总编辑之命前来凑个数,其他三位都是出版大家,我就是来学习的。宏观的方面听大佬的,我今天只能在这里说说微观层面理解到的东西。得说明的是,标题中的“活”,不仅仅是指“存活”,而更指走活路的“活”。

这次论坛的主题是“小康时代的出版展望”。“展望”是一个很战略的语词,需要站在一个很高的观察点,有很开阔的视野,更关键的,还得有很好的趋势判断能力,有预见性、前瞻性。我是出版社的总编辑,同时也是一个爱好读书的读者,所以我发言着眼点,还是微观层面的思考!我讲三点。

一、小康时代是一个什么时代?小康跟出版有什么关系?

《辞海》中讲,“小康,指家庭生活比较宽裕,可以安然度日。”

《诗经》的《大雅.民劳》篇“最早提到小康”一词。其五章叠咏中的第一章是:

“民亦劳动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无纵诡随,以谨无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柔远能迩,以定我王……”

意思是说:人民太劳苦了,但求能稍稍得到安宁。要给王城的人民以恩惠,也安抚四周的人民。不能放纵诡诈欺骗,要防止不良行为的产生。要制止掠夺暴虐,雷厉风行不畏惧。对远近的人民都爱抚,国家就能安定。

可见,这里的“小康”,并不是国家和人民最理想之状态,而只是稍稍得到安康、安宁,不致生活太艰难而已。

“小康”作为一种相对理想社会模式,最早是在《礼记·礼运》(西汉)中得到较系统的阐述的。《礼运》借用孔子的感叹: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孔子认为,夏代之前是“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而到了三代以后,就变为“天下为家”了,国家只能设立纲纪,以礼义制度规范各类关系,建立稳固的社会秩序。做得好,这便是小康了。可见,孔子的小康也不是绝对理想,而只是现实条件下的相对理想而已。

我们国家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比历史上这些概念要全面、具体得多。衡量“小康”的标准是多元的,甚至是成体系的,纯从消费结构角度衡量,最直观的就是恩格尔系数,即用于购买食物的支出在整个消费支出中所占的比例。这个比例占40%-50%时为小康,高于50%时为贫困,低于40%时为富裕。

中国在2003年的恩格尔系数平均值已经达到40%(农村46%,城镇37%),整体已经达到小康;2019年,平均值更下降为28.2%,达到相对富裕级别。

可见,从平均数值来看,我们早已达到小康社会。但“平均”不等于全部,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用来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若低于0.2,表示收入很平均;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5-0.6表示收入差距很大了,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我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一直不低:2003年为0.479,2019年扩大到0.520,多年一直处于处于差距较大、接近很大的阶段,近年进入差距很大阶段。很大一部分人收入处于贫困线以下,谈不上小康,只有低收入的人收入都上来了,所有人收入支出的恩格尔系数都在50%以下了,加上其他措施跟进,我们才能说“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

再从绝对人均收入角度看,2019年,全国人均GDP达到7万元人民币(人均可支配收入30733元人民币)。如果说,人均GDP2万美元是跨入发达门槛标准,那么,我们刚刚达到门槛标准的一半,属于中等发达,还处于总体达到小康、部分奔小康阶段。

无论如何,全面建成小康作为中央既定目标,即将要成为现实。从经济学、社会学视角,这种里程碑式的变化是值得大书特书的。《管子·牧民》里讲:“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温饱未解决之前,人们为求基本生存而劳作,温饱解决了,至少产生了生存之外的情感或精神需求了。

那么,图书出版产业在GDP中占有一个什么位置呢?

从2019年我国GDP约99.1万亿元,同年全国图书零售市场总规模才刚刚突破千亿,为1022.7亿元,但也仅占全国GDP规模的0.1%多一点;即便是含出版、印刷、发行和数字出版等在内的整个大出版产业规模,2018年也就是1.87万亿左右,占当年国内总产值93.4万亿的的2%。这个数字,对于已经在物质上越过温饱阶段,需求层次从满足简单的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到获得爱和归属感(社交)、被尊重甚至自我实现需求的人们而言,实在是不相匹配,产业上升的空间应该是很大的。

二、现阶段,出版人、读书人的小康理想是什么样子?

有位叫作家说过:“读书人的小康标准是,买书不愁钱,藏书不愁房,读书不愁考,出书不愁销。”我拿来稍微改动一下,似乎可以概括为:

出版人——出书有品质,卖书有尊严;

读书人——读书有乐趣,买书有余钱。

当然,其实还只是一种理想,现实并未完全做到。

首先,出书有品质。

全国年出版新书20万种左右。国家新闻出版署抓出好书、出精品,最重要的抓手,一就是确定五年规划选题重点项目,五年全国图书选题共3000多种(含逐年增补项目)入选,分摊到每年也就700种不到的样子;二是出版基金资助项目,每年600多项,其中一部分来自五年规划重点选题;加上每年中宣部评选确定不到100种的重点主题出版物,“国字号”的有关重点图书选题项目,平均一年也就不到1500种,这连每年新书出版品种的1%也不到。我们若考虑还一些虽没有国家级项目加持,但市场叫好、称得上精品的,就算再乘以20倍,全国也就3万种,仅仅是总出书量的15%!那么,还有还有85%的选题呢?如果称不上好书,那该叫什么书?所以,所谓“出书有品质”,还只是理想,现实是,我们绝大部分图书选题还不够有品质,还只在走向高质量、高品质出版的路上。

其次,卖书有尊严。

卖书等于卖知识、卖文化,卖出名堂来,当然是有尊严的,至少应比卖仅仅满足口腹之欲的面包其文化层次要更高一点。党和政府对图书销售是有诸多支持的,尤其对实体书店有实质性的的扶持。但是,被扶持当然不等于就有了尊严,很多书店卖书挣不了钱,就靠卖文创产品甚至靠卖咖啡,勉强维持营业。杭州有家晓风书店,很有名,也算书店行业的翘楚了,总理考察杭州时去这家书店买了本书,杭州市长最近也去了,也自费买了书,这一下子让晓风书店成了书店中的明星,但这家书店单靠卖书绝对生存不下去,它也要卖文创产品,卖周边,甚至也卖面包!

出版社买书又当是另一番境遇,在多年前图书寄销制取代经销制之后,“退书没商量”成了常态,出版社总是被动的一方,库存积压也越积越高(2019年全国图书库存码洋达到524.97亿元),出版社库存居高不下,图书资产变现能力差,已是共性的问题。大量资金沉淀在不良的存货资产中,中小出版社现金流容易出现短缺,就不得不降价变卖图书。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版社卖书似乎也谈不上有理想中的那种尊严。

第三,读书有乐趣。

读书本身就应该是目的本身,是知识滋养、文化熏陶的重要途径,应该有乐趣才对。古人云,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是不是超级享受啊?当然不是,读书人读得苦了,不想读了,于是来个精神胜利法:继续读吧,读书读出了功名,就有好房子、有美人儿相伴了!可见,古时为考功名读书时,大多也是没有什么乐趣的,乐趣只在考取功名之后的事。事实上,短缺经济年代,书的趣味并不是重要因素,“读书”约等于“学习”“受教育”,以知识和思想单向传递为主的“功能性阅读”是中国式读书的主流,所以那个时代的图书是不太会考虑图书(课本)的趣味性的。中国改革开放后很长一段时间,功利性阅读依然是主流,读书依然是寒窗苦读。

读书乐不乐,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读书的人本身爱不爱读书。爱书者恒爱之,不爱书者恒不爱,喜欢读书的人把书当成精神食粮,故纸堆里也能读出个宝,但你不能把一个见了书就头大的人训练成真正的读书人,除非是要应付各类考试的“考生”,对考生而言读书不是目的,只是手段而已。二是书本身有没有趣味。课本、教材、工具书、辅导书,不太顾得上趣味性!我想,进入小康社会,也不会不要这类功能性的出版物,因为知识更新期缩短、迭代加剧,学习终身化,人们永远需要这些有意义、但不一定有意思的书。但是,出版能不能进一步努力,做出一些更有意思、更有趣味的书呢?这也便成了小康时代的读书理想之一。

第四,买书有余钱。

小康全面实现了,人们的兜里自然会有些余钱。年人均7万元人民币的GDP,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也有3万多。上面讲过,现在全国1000个亿的图书零售规模,大致就只相当于GDP的0.1%、可支配收入的0.2%多一点。如果一个年收入50万的中产,每年买二三十本书,也只要拿出其可支配收入的0.2%,即1000元就可以了。1000元只够买一件很普通的国产外套,当他衣服够换,便想着拿这钱买书看;再有余钱,他的想头可能也更复杂,还会想着是去买书,还是玩点更刺激点的游戏?这不一定,关键就看哪个更有吸引力。

现在全国1000亿的图书零售规模,只不过是中国全年游戏产业销售收入2330亿的43%,不足一半。所以,整体看买书的余钱不是没有,而是看能不能从其他文化娱乐消费支出中自觉地“转移”过来。

三、出版人如何在理想与现实之间走出活路

中国的出版,是传播先进知识、传承优秀文化的载体,也是宣传党和国家大政方针,宣传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阵地与渠道。做出版,没有理想不行,没有理想的出版,最多只是做“知识和文化的搬运工”;但做出版只有理想不接地气同样不行,一个豪情万丈想干好出版的人,若没有经历过满身尘土、一脸委屈的折磨,那也只不过就是个豪情万丈的人,不会是个好的出版人!

客观地讲,每一个当上社长、总编辑的出版人,几乎没有人不心怀出版理想的。我们总希望出版社能够紧跟国家改革发展趋势,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出导向正确、得到上级部门和领导肯定甚至赞许的主题图书;希望紧密跟踪学科前沿,做出充满学术创新的高水平学术书;希望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方面做出高品质图书;也希望真正以人民为中心,做出高品质的、又能为群众普遍喜爱的大众图书。没有这点“理想”做底色,出版人就没有了作为文化使者的光环和张力。

但是,出版的现实往往不是总能让你的理想如愿。

首先,出版人需要有对国家战略需求的精准把握;把握不准,就体现不出能承担国家项目的能力,失去机会,永远只能跟在后面“吃土”。这方面大社名社会容易一些,但对很大一部分中小出版社也并非易事。

其次,出版人还需跟学科有紧密互动,掌握学科前沿,有学术判断能力、学术对话能力。但这事实上也不是容易的事,在学者眼中,出版社只是其学术发布的平台之一,是渠道,不是同道;要成为同道,你还必须做足学术上的功课,而出版社的每一个编辑都愿意做这个功课吗?当然也不见得。

再则,目前的出版社似乎已经越来越远离市场,市场现实对出版企业也越来越不“友好”。编辑中有多少人在选题策划时能深入市场、了解市场需求?发行人员口中的“市场”到底是真正的终端读者,还是“渠道”?许多时候,我们听到的市场描绘,都只不过是一组一组数据和曲线,而不是一个一个可能读你书的读者。这也许才是出版社远离市场的症结。而市场的“回报”也很直接,要么整个市场冷淡以对,要么中盘出现数据水分,终端不认账。疫情以来,直播带货盛行,图书业也有动作,我认为这似乎给出版找到了一条真正接近终端市场的路径,效果如何,还得观察。

还有,出版对新科技、新平台的敏锐度并不高。数字化、融合出版轰轰烈烈了许多年,打头阵的往往是非传统出版企业,在传统出版企业中数字化收入的份额始终上不去,数字化产品和服务更是难以落地。另外,出版企业的治理架构也并没有真正走向“现代”,除了集团化经营架构算是走出了一步外,还有大量单体出版社的管理,并没有走向现代治理,决策系统、管理系统的运行逻辑与市场逻辑不兼容,有的甚至是违反市场逻辑的。

最后,出版产业人才结构失衡,优质人才流失越来越严重;产业资金并不充盈,仅够满足传统的小打小闹,要做大做强,依然需要有更多社会资金甚至风险资金注入。由于收入、职业风险、工作前景等因素,许多有一定专长的员工离职转向其他新媒体,甚至彻底转行,出版企业内部人才中,善于策划、懂经营的人才偏少的情况没有得到有效改善。

大多数如履薄冰的出版当家人,当然明白做出版并非易事,也决不会让有些残酷的现实把心底的那点理想给挤没了,而是懂得,必须把理想的种子种在现实的田地里,让它生根发芽,找到能平衡理想与现实的路径。

我理解当下和未来一段时间,这样的出版是有时代价值的:

首先,更透彻地理解出版的定位和使命。围绕党和国家中心工作,服务大局,讴歌时代,讴歌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成就,彰显主流价值。这是责任,也是机会,更是出版存在的基础。

做好主题出版,便是一个很好的抓手,目前几乎所有出版社都在主题出版上付出脑力、眼力和脚力,成绩斐然。但即便如此,也不是所有出版社都能一下子做得出好的主题书的,而且半拉子工程也不少,既没达到宣传党和国家大政方针、正确主张,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目的,也没有市场的积极响应,出版不久即是图书寿终正寝。所以,好选题还需好作者、好书稿,好书稿还需好编辑、好营销的跟进。仰望星空时,一定得是站在坚实的土地之上的。

以问题为导向,为深化改革开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及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献计献策的图书,也是一个有待深化的出版领域。

浙大社前些年出版了一套“中国经济转型与创新研究丛书”,围绕经济转型以及“十三五”可能出现的问题,展开讨论,邀请到中国改革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教授领衔主编,并入选国家“十二五”重点选题规划。书一出来,就广获好评,国际著名出版商麦克米伦主动商谈,整体引进出版英文版,在国内,也获得了不少包括“中华优秀出版物奖正式奖”、“中国版协年度30本好书”等荣誉。此书的第二辑继续入选国家“十三五”出版规划重点选题,并获国家出版基金资助。但就是这样一套书,若没有策划者、编辑者大量的调研,大量的沟通和与社会各界的协助,要作出这样的局面,几乎是不可能的。

《中国经济转型与创新发展丛书》
点击图书封面可直接购买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作者:储朝晖 谷树忠 陈永杰 朱彤 管清友 宋晓悟 沈荣华 姜长云 苏海南
出版时间:2016年04月

《赢在转折点:中国经济转型大趋势》
点击图书封面可直接购买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作者:迟福林 著 
出版时间:2016年08月

浙大社在“一带一路”主题的出版上也进行过一系列探索,产生了不少国家级项目,同样是在精准策划基础上,做了大量扎实的努力。

其次,让“无用”之书与“有用”之书,各有存在生长空间。因知识、信息迭代更新速度加快,小康时代终生学习越来越重要,以技能、知识传授为特征的功能性出版物(“有用的”出版物)依然占据重要地位。大学出版社的教材、教育出版社和其他专业出版社的专业出版物,其形态可以千变万化,但“有用”是其万变不离其宗的基本特点。由于知识搜索、传播的需要,“有用”的出版物可以传统图书的形式存在,更可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形式存在。

但是,随着人们口袋里的余钱多了起来,文化消费需求多元化,“无用”的书也变得越来越有需求。对艺术、人文的欣赏,源自人性,而人性的需求是最本质和持久的,纯艺术鉴赏类出版物、高品质文学或文化休闲类出版物,将越来越成为重要出版品类。“无用”往往为“大用”,无用之书看似无助于升学、升等,无助于知识与技能的增进,但在人们的人格与精神塑造方面,有着润物细无声的侵染熏陶作用。即便能为读者提供纯粹的、健康的愉悦和娱乐享受,也是既有意义、也有意思的。阅读中不但有闲适中的乐趣,而且艺术、文学修养和品位在阅读中“润物细无声”地得到滋养,对人生意义的领悟变得更加敞亮、通透,这难道不是更大的获得吗?

浙江大学出版社为爱好中国传统书画艺术的人们出版的“中国历代绘画大系”(国家重大出版工程),就是这样一套“无用”的大书。这个国家级重大文化和出版工程历时15年,通过与世界范围200多家美术馆博物馆的合作,13000多幅存世的中国画作,将通过一本本精美的画册展现于世,明年将最后收官,向建党100周年献礼。我们还将以此为基础,策划出版大量关于艺术研究、鉴赏的美术和音乐等方面的图书。我们认为,这也是对阅读趣味、能力提升了的读者的一种尊重。当然,我们在图书结构的规划上,一方面绝对保证60%-70%为学术图书与高校教材,一方面不遗余力地来推进高端艺术和艺术普及书的出版。

《《图画如历史:中国古代宫廷绘画研究》》
点击图书封面可直接购买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作者:陈葆真
出版时间:2019年06月

第三,出版既需要摒弃精英主义倾向,又不能拉低读者阅读水准。出版为什么?不得不说,这不是个无聊的问题。往大的方面说,出版为传播知识,弘扬文明,为宣传党和国家正确的政治主张和大政方针、彰显国家文化软实力;从出版社微观主体的价值来看,出版为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为体现团队更大的社会价值,获得更好的生活;从作者视角,是通过著作的出版分享研究写作的成果、思想和观点,提升自身的学术和文化影响力;从读者视角,则通过阅读获得有用知识、信息,或者通过阅读获得轻松愉悦的美的享受,提升精神境界和生活品位。

《高尚的快乐》
点击图书封面可直接购买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作者:郑培凯
出版时间:2019年03月

《加缪手记(精装)》
点击图书封面可直接购买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作者:[法]阿尔贝·加缪 著
出版时间:2019年10月

有鉴于此,出版既要摈弃单向灌输知识和文化这种居高临下的精英主义做派,做出一些自以为是,但因无人理解、认同而沦为自娱自乐的东西,做什么,怎么做,要以读者为中心展开选题。我们最近出版过一本书,叫《科技向善》,主张科技要向普惠发展,要能够承载一些人类未来发展普遍关切的问题,而不能满足于科技精英群体自身的技术狂欢,并裹挟了大众。出版业同样需要向善,要真正“以人民为中心”,那就要倾听读者真实的声音。近年来,出版物出现了多种形式,这都是顺应了读者的阅读需求,与读者互动的结果。

但是,出版作为一种文化行为,对阅读的引导、引领、提升等作用始终是存在的,顺应市场,不等于甘做市场的奴隶,甚至为了短期经济利益而一味迎合市场,不惜拉低读者阅读品位。

《施注苏诗》
点击图书封面可直接购买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作者:苏轼
出版时间:2019年10月

浙江大学出版社作为一家以学术出版、专业出版为主的出版社,跟一些商业出版社相比,经济效益并不突出,所以我们的出版物中除了绝大部分是学术书之外,也出版众多高校教材,甚至与“蓝狮子”财经合作,出版一部分大众读物,以此在大众市场显示我们的存在。但我们在出版非学术、教育类图书时,也重视这些图书的品质。比如,出版吴晓波的《大败局》(一、二),《腾讯传》《历代经济改革得失》《影响商业的50本书》等,秦朔的《时刻》《文明寻思录》,巴曙松的《新金融,新格局,中国经济改革新思路》等;我们十年前在北京成立了一家“启真馆”文化公司,专事策划学术文化类图书,包括大量的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传记。这些读物学术界、知识界能够认可,大众也喜欢。比如《维特根斯坦传》《亚当斯密传》等发行均超过万册,前者甚至达到8万多册。可见,大众读者群体并非只能消费一些浅俗的读物,读者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我们的老师。

《维特根斯坦传:天才之为责任(布面精装插图本) 》
点击图书封面可直接购买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作者:(英)瑞·蒙克
译者:王宇光
出版时间:2014年06月

《身边的世界简史:腰带、咖啡和绵羊》
点击图书封面可直接购买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作者:[日]宫崎正胜
译者:吴小米 译
出版时间:2019年04月

《罗素传:疯狂的幽灵1921-1970(精装)》
点击图书封面可直接购买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作者:[英]瑞·蒙克 著
译者:严忠志 欧阳亚丽
出版时间:2016年07月

最后,小康时代的出版,必须坚守出版的本质不变,但出版又必须是开放的出版、绿色的出版。出版的本质是对内容的整合、优化、传播和分享。出版所有工作都是内容展开的,没有内容的所谓“出版”,包括一些看似高大上的没有内容的文化包装,都是非主业、“伪出版”。但是,新时代的出版,又不同于古典意义上的出版,它是存在于全球化国际背景中、存在于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的科技环境中,所以,出版必须是开放的、绿色的、与时俱进的。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基于文明互鉴理念,国际出版合作前景广阔(疫情可能会阻断一些进程,但趋势不会改变);包括电子书、有声书等基于电子技术、互联网和数字手段的“新”出版,极大地满足了一大部分读者的阅读需求,也创造了新的需求。绿色出版的理念也将越来越深入人心,出版立意向善,出版内容贵在精,出版装帧去奢华化,出版发行去库存化,甚至出版无纸化。这些观念必将越来越深入人心!浙大出版社旗下,还有1家音像电子出版社、23家学术期刊,期刊中有6家进入SCI,通过版面费可以收取一定费用,其他十多家家基本不赚钱。但我们本着开放、包容的理念,不惜每年投入重金,依然要想法子把这些平台撑起来,数字化在线预出版也运行得有声有色。现在看来,这样带来的效益远大于投入。

心怀理想,出版自然充满魅力;认清现实,理性的出版人忧患之余也会笃实地找到正确的路径。小康时代,出版依然大有希望!

 

(本文编辑:肖歌;编助:安安)

来源:牧心塬

(点击图片 进入论坛)

加编辑群提问

百道学习

随时随地 百道学习

百道学习

点击图片 立即购买

百道学习

点击图片 立即购买

百道学习

点击图片 查看详情

百道学习

点击图片 查看详情

相关文章

发表评论前,请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