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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景端:寄语引进版图书编辑

2020年08月11日   作者:李景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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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道网·李景端专栏】时下,引进版图书成为各大出版社和民营文化公司追捧的对象。那么,从事引进版图书的编辑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如何确定引进版图书的选题?引进版权主要有哪些渠道,必须注意哪些问题?如何发现和组织到合格的译者?引进版编辑在处理翻译书稿时,应当注意哪些问题?译林出版社首任社长兼总编辑李景端,高屋建瓴,娓娓道来,为我们作出了详细解答。


译林出版社首任社长兼总编辑 李景端

 

杨志成 绘

随着出版专业分工的放宽,现在除了少数专业性极强的出版社,几乎各社都或多或少地做引进版图书,许多民营文化公司也热衷于做引进版来谋利,以至现在出版界出现了不少引进版编辑的新手。身为拥有40年出版生涯的老编辑,想借与书同对谈的机会,聊聊我对做引进版图书的体会。

书同:从事引进版图书的编辑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李景端:首先,要树立正确的指导思想。对外国文化引进的目的和方针,就是要“洋为中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些出版人只看到某些引进版图书很畅销,为了完成本单位或个人的经济指标,单纯地把做引进版图书当作创收盈利的捷径,这显然是不对的。引进各种“洋”,都必须从“中用”出发,并落实到“中用”的实效上。这就要求从引进选材到出版发行的全过程,都必须明确:引进的文化,是为我所用、对我有益的。

其次,要培养辨别优劣和美丑的敏锐眼光。外国文化繁杂多样、良莠并存。合格的引进版编辑既要有坚持开放的视野,又要有认清国情的自觉。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已经证明,打开窗口、瞭望世界有助于我们观察外国社会现实。但是引进什么,如何把握其分寸,还必须顾及我国的国情,秉持文化自信,警惕盲目崇外,防止引进或夹进文化垃圾。因此,编辑培养辨别的眼光,善于从杂乱中择优选择,应成为引进版编辑的一项重要基本功。

再次,要努力提高驾驭中外文字的能力。中文不用说了,做引进版要求编辑至少了解一种外文。因为学过外文,观察世界的视野可能会广阔一些,对外国文化的感受也会丰富一些。这对编辑筛选涉外书目是有好处的。倘若没有外文编辑,也跟风抢做引进版,难免会有风险。

书同:面对海量的外国文化,如何确定引进版图书的选题?

李景端:做引进版图书,除少数外国公版书,通常不能像做国内版那样,可以事先有目的地进行选题策划。若引进健在作者的作品,更无法要求或指望作者会在其作品中体现引进的策划意图。为此,在遴选引进版选题时,要求编辑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一要考虑它对促进我国科学和文化发展的价值。凡对我们有益的择优首选。有些无益也无害,但可供我们辨别外部事物作参考,具有认识作用的,还有些健康的娱乐性读物,在导向正确的情况下,可以少量酌情引进。

二要权衡引进版权的难易及其成本高低。引进成本太高,投入超出回报,宁可放弃引进,这一点易成共识。但对外国公版书,因无版权使用限制,引进还有望获利,导致有些出版人不顾低水平重复出版,还热衷去炒外国公版书的冷饭,这显然是不可取的。

三要经常了解外国有影响的作者的信息,作为是否引进的判断依据。以文学作品为例,外国获奖作品固然可作引进参考,但切勿盲从,因为并非获奖者均属优秀佳作。外国评奖标准及其作品水平都会因时因人而异,需要我们及时掌握动向,决定取舍。如日本著名推理小说作家西村寿行,上世纪70年代末,他的名作及同名电影《追捕》揭露了日本社会高层的黑暗,曾一度风靡我国。但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此人不断撰写恐怖淫秽作品,以至被点名批判,从此我国就没有再引进他的书。近几年,即使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其作品也未必适合引进。这些都是引进版编辑要注意的。

书同:拥有版权是做引进版图书的重要条件,请问引进版权主要有哪些渠道,必须注意哪些问题?

李景端:自从1992年我国加入国际版权公约以后,我国获得外国图书版权的渠道,主要有四种:一是国家之间签订的文化合作协议,包含互许对方使用版权的相应法律规定;二是外国作者或其版权继承人依其意愿,向我国法人或自然人赠予其版权;三是经版权所有人授权的外国基金会,按照协议的条件,向我国相关人员转让其版权;四是运用商业方式,进行版权议价交易。需要引进版编辑关注的主要是第四种。

目前商业性国际版权交易的方式,大致有三种:一是出版社通过译者或相关人士的介绍,直接向外国版权所有人洽购;二是参加法兰克福国际书展等外国书展,寻求与外方洽购;三是通过中华版权代理公司、安德鲁版权代理公司、上海大苹果版权代理公司、博达版权代理公司等在华中介机构,洽购所需引进的版权。迄今以中介公司引进成功的比率最多。

在引进版权交易中,出版人现在应当着力提升自身的诚信度,创建引进版权的优质品牌,借此提升引进的成功率,切忌图一己之利,造成哄抬版税的恶性竞争。世界性畅销书《哈利·波特》,家家都想引进。但英国作家J.K.罗琳明确表示,她只授权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因为她信任该社的引进品牌。又如中信出版社的外国经管书、译林出版社的外国流行小说和人物传记,其引进成功率也较高,都得益于他们在多年引进中的品牌效应。与此不同,有一家民营企业花极高的预付金,争到了一部拉美名著的授权,并获得了好的回报。也许有人觉得这种做法很成功,但我并不赞同。因为这样做,只会促使互相攀比,一次成功,绝不代表次次都会成功。哄抬版税的结果,只会利洋人伤国人。要想在版权交易中赢得持久优势,还是要在重诚信、树品牌上狠下功夫。

版权交易签合同时,要重视授予专有出版权和非专有出版权的区别。此外,务必要写明“邻接权”的授权许可。因为现在除了纸质图书,还有很多衍生的传播载体,如音像、视频、漫画、缩写、转译、改编,以及数字出版等。这些都要明确规定,以免日后发生纠纷。

书同:翻译出版,选择译者无疑十分重要。引进版编辑,应当如何发现和组织到合格和对路的译者?

李景端:引进版编辑当然要积极建立并扩大国内外翻译圈的人脉。交友的方式很多,因人而异。我想叮嘱的是:要充分利用参加各种翻译学术活动的机会,主动和广泛地结识译界新老翻译家。我每逢参加相关翻译或文学的学术会议,必定索取与会名录,从中选择对象,或主动造访,或向他赠书,或事后致信讨教。日积月累,结识的译界朋友多了,选择译者的范围就广了。如今译界资讯来源很多,搜索译者信息渠道,年轻人肯定比我们这一辈人在行,无需多言。我只想强调一点,就是对待翻译界出现的新事物,要抱着既包容又坚守的态度。

随着市场经济和传播技术的发展,如今翻译市场上,出现了网络翻译、快餐翻译、众包流水翻译、机器和软件翻译等新事物。一本《乔布斯传》,从翻译到出版上市,只用了35天时间。有的书,甚至实行作者写一章,随时翻译一章,做到中英文本在国内外同一天上市。这当然出于市场竞争的需要。对上述翻译图书的译文质量,难免有人质疑,我未加审阅,无法判定。但我想,翻译市场这些新事物,一是有人买,市场有需要;二是国家法律未禁止。那么,就应釆取包容态度,让市场和消费者去检验它的存在。作为主管部门,则要对其加强监管和引导,力求扬优治弊。

但对从事翻译学术研究的专业人士,以及承担着传承和传播优秀文化的职业出版人来说,在包容的同时,更必须保持坚守的心态。引进版编辑要坚守出版物的文化品位,坚守引进版图书的翻译质量,坚守出版人的职业道德。你做你的时髦活,我干我的严谨事,拒绝跟风,不为利所屈。这个要求并不高,肯坚守,就一定能做到。

书同:引进版编辑在处理翻译书稿时,应当注意哪些问题?

李景端:对待译稿,编辑毕竟不是校订者,不能要求他对译稿全书逐句进行审订。这就需要对不同译者的翻译资质、翻译经历、翻译实践,进行多方面的了解和考察,区别对待。比如,对已经有过较多翻译作品或翻译研究成就的翻译家,应给予信任,实行“文责自负”,仅对有疑问的译文,加以考证和咨询。而对初次接触的新译者,通常要求他先试译一两节,审度其翻译水平及文字表达能力,再确定是否足以签约翻译合同。

因为编辑不可能通懂多种外文,遇到陌生语种,只能向社外寻求外审或外编。但必须充分了解外审人员的专业水平及工作态度,对重要书稿,力求经不同人两遍外审。由于外审、外编多是非专业出版人,所以外审之后的译稿,仍需编辑按照出版法规和体例,进行认真编校。

处理译稿,经常要面对要不要和如何恰当删节的问题。对此,似无确定和统一的答案。因为它涉及国情、版权、译者的翻译理念、传播的需要等多方面的因素。以往就出现过这样不同的案例。

上世纪80年代有位译者,因未删除原著中尚无定论的事情,被起诉侵犯当事人名誉,此案当时在法律界和翻译界都引起很大争议。历经几年诉讼,综合多种因素,最终还是译者败诉。尽管译界许多人对判决结果持有异议,但这已经成为译者因未做必要删节而承担过错的先例。与此相反,有一家出版社,因鉴于我国国情,必须删除外版书中某些不实内容,被外方以违约为由终止了授权,这又成了因删节而出现的另一种结果。

纵观图书市场上,不少引进版图书都存在某些删节。因为是公版书,不涉及版权问题,只是翻译家不同翻译理念的反映。比如,傅东华对《飘》的多处删节、杨绛对《堂吉诃德》的“点烦”删节,虽在译界有不同争议,但这些译本,都被读者和市场认可。杨绛译的《堂吉诃德》不仅成为该作品最畅销的中译本,还荣获西班牙国王勋章的褒奖。

现实工作中尤需注意的是,如何对待有版权期的作品。依我个人的看法,第一,涉及国情的,该删的还要删。但最好在洽购版权合同中,注明允许出版方作少量必要的删改。因为考虑我国的市场大,不少外方经纪人会愿意接受这项约定。第二,尽量加强与作者的沟通,寻求对方对必要删节的理解。《译林》在刊发日本作家石川达三的《破碎的山河》中,当时觉得要删去小说中偷看女人洗澡的一段暴露描写。我通过译者金中向石川达三提出这个请求。随后他回复说,他原稿中并无这一段,是日本出版商要他添加上去的,所以他同意删节。这就把难题解决了。第三,是否删节,以及如何删节,现在就落在翻译家的智慧上。译者的责任和处理权更大了,只有作、译、编三者多沟通,因势利导,不同情况不同处理。如此答案自然不理想,但是恐怕也只能这样了。 

作者简介:

李景端 曾创办《译林》杂志,出任译林出版社首任社长兼总编辑。受聘福建师范大学兼职教授,多次担任图家图书奖、中国出版政府奖、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教育部人文科学优秀成果奖等评委。当选外国文学出版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现为中国翻译协会理事。

 

(本文编辑:杨婧;编助:安安)


来源:百道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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