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编按】2019年已经走过大半，前半年的市场数据印证了此前预测的“难熬之年”。出版业如何熬过“艰难之年”，又应在困难中如果砥砺前行找到可长可久的发展路径？作为中国出版业的佼佼者，中南出版传媒集团一直稳居中国出版业第一方阵，其董事长龚曙光在日前举行的第29届书博会的“书香之约”媒体记者见面会上，谈了自己的经营之道。他希望中国出版业能真正拥有“敢为天下先”的勇气与决心。
2019年已经走过大半，前半年的市场数据印证了此前预测的“难熬之年”。
CIP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各出版单位共申报各类图书选题117210种，同比下降11.20%，与往年相比，减幅呈增大趋势。开卷数据显示，2019年上半年图书零售市场规模同比增长10.82%；新书品种数为9.09万种，同比下降6.22%，进一步收缩。同时，新书对整体市场的贡献率在不断下降，无论是新书码洋贡献还是新书册数贡献，新书在整体图书零售市场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小。数据背后隐藏的是同质化出版、跟风出版、盗版等沉疴，以及新兴内容公司“抢资源”“抢人”大战的后果。
出版业如果熬过“艰难之年”，又应在困难中如果砥砺前行找到可长可久的发展路径？作为中国出版业的佼佼者，中南出版传媒集团一直稳居中国出版业第一方阵，其董事长龚曙光在日前举行的第29届书博会的“书香之约”媒体记者见面会上，谈了自己的经营之道。他希望中国出版业能真正拥有“敢为天下先”的勇气与决心。
敢做“老新人”
创作对于整个出版行业无疑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何才是好的创作，如何突破创作的瓶颈，是整个行业所面临的问题。
近年来，一些非职业作家爆红，其小说改编为电视剧，电影等获得巨大成功。针对非职业化的创作，在龚曙光看来，职业化与否，并不能代表一个作家的写作水平，相比之下，很多非职业化写作者，他们的文学血统会高贵一些，文学功用会宽泛一些。大量好的作家，他不靠写作吃饭，因为这是他的兴趣，是他生命中所爆发的那样一种解不脱的纠缠，所以文学最终呈现的品相会更高贵一些。伟大的作家不一定都是职业化的，但如果要称得上一个作家，就必须达到作家的专业水平，社会、读者对于一个作家够不够专业，还是会有一个标准。
谈到创作，龚曙光笑言自己是一个“老新人”。他特别提到，是不是有能力和有几率能够切身体验当代文化创造者的心态，体察当代文化创造者和文化传播机构之间的关系，以及作者和编者之间的那种微妙而又有无穷魅力的关系，对于一个出版人，对于一个文化产业从业者来说，还是会有不同的意义。龚曙光认为，面对写作这样一个行当，很多出版从业者是读者站位、编者站位，而不是作者站位。但对于一本书来讲，它有三个站位：读者站位、编者站位和作者站位。这三个站位缺掉其中任何一个，对它的判断都是不够准确的。“个人创作不仅仅是我个人文学追求的一部分，更是我作为文化产业领军人物，体验创作者的心态重要方式，能够让我对于文化产业的理解更多方位、更深层一些。”
“写作未必可能成就生活，生活却一定可以成就写作。”这是龚曙光提到第三点有关于如何进行创作。创作来源于生活，生活处处是舞台。每一个故事都其实是生活的剪影。
创作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的严格限制，因而无论是职业或者非职业，都有机会展现自己的文学素养与底蕴；创作同时不是偏执一方，应该从读者、编者和作者多方考虑，呈现更完整的创作；创作也来源于生活，在生活中汲取创作的养分。只有真正经过时代与群众的检验的作品，才能被称为好的创作。
敢做“老新人”对于创作的认识历久弥新，对真正创作者都有一定程度上的启发。
“敢为天下先”的湖南出版
湖南有句俗话叫“无湘不成军”，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湖南出版铸就了一个个事业高峰。直到现在，湖南出版依然是众多出版商中的佼佼者。
谈及湖南出版取得辉煌的原因，龚曙光谈到，第一，湖南出版大体上还是集中了一批文化人，他们具有文化人的品行和品质，而不仅仅是喜欢读书编书这么简单。他们都是具有情怀的一代人。情怀是湖南文化的一种源头，而且不是为情怀而富，不是为情怀而贵，而是为情怀而悲。范仲淹没到过洞庭湖，居然也能写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就是他看到了湖湘文化的源头跟中原文化的结合点，那便是因情怀而悲。所以说湖南最大的特点，可能就是比同时代的其他地方更多了点担当和情怀。所有出版人都有情怀，湖南出版人因其文化的源流而更具情怀。
第二，湖南人没有什么独特资源。在资源并不富庶，而自己又有情怀的情况下，必然会逼着湖南人另寻出路，这就是湖南人的“敢为天下先”，翻译成更通俗的话，就是“被逼得胆子大”。没有办法，只能胆子大。但是胆子大，也可能会支付成本。湖南出版不是没有支付过成本，改革开放初期，也曾因为太“前卫”受过罚，但这只是“敢为天下先”的支流。真正的“敢为天下先”，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出版业刚刚恢复时前辈们定下的宏伟战略：立足湖南、面向全国、走向世界，这是湖南出版最根本的战略。这些年，中南传媒在国内与国际舞台上一直努力通过自己的形象来塑造中国出版的形象。这样一种所谓的“敢为天下先”，是祖宗们给我们定下的战略，至今仍在持续执行。一个战略能够用40年的时间来践行，也是不容易的。
第三，湖南出版之所以这么有延续性，也是因为省委省政府很尊重文化人，很尊重出版这个行业的规律性。直到今天，湖南省委对湖南出版集团主要班子成员文化素养的要求都是很高的，这一点保证了湖南出版始终在尊重出版行业、尊重出版规律、尊重出版人才这“三个尊重”的原则下来选干部，这不是每个省都能做到的。这也是湖南之所以这些年在全国有一定地位、在世界有一定影响的重要原因。
敢于运用情怀，敢于勾勒面向全国与世界的蓝图，敢于尊重文化人，是湖南出版取得成功的原因。对于众多出版社而言，同样也应拿出湖南出版“敢为天下先”的勇气与决心，共同推动行业的发展。
敢做原创，敢做精品
近些年来，原创成为社会热点，众多作家纷纷追求原创，如何原创能推出精品，也是需要攻坚克难的一大话题，
向来注重原创作品的湖南出版社在这方面是最有发言权的。龚曙光这次西安之行也带来了一些优质的原创作品。比如湖南美术出版社最近推出的《王琦全集》。龚曙光认为，王琦是中国美术史上的代表人物之一，更是一个不太通俗的艺术家，和齐白石这样的大艺术家相比，他可能还要更高蹈一些。在编美术大家全集这件事上，湖南美术出版社应该是遥遥领先的，现在中国真正的大美术家的全集，还是以湘美版的居多。作为这个序列里面很重要的一位艺术家，王琦的这套书应该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龚曙光谈到，社会科学领域的原创是文化原创的基础。今年还带来了大量原创的社科类图书。以前我们在谈原创的时候，常常会把范围局限在文学艺术里，这次带来不少社科图书之中，有一些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有一些在试图建立自己的体系。我认为，在这个领域中，任何一点细小的进步都值得鼓励，因为在社科领域做原创会有更多的困难和更大的压力。
而在文艺类里，湖南出版社也坚持原创到底。今年推出了一批带有历史性质的文学题材作品，马伯庸的《长安十二时辰》就是其中的代表。针对这类原创题材的走红，龚曙光谈到，过去历史小说的书写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鲁迅先生和姚雪垠、二月河、孙皓晖等作家为代表的传统历史小说，一类是网络时代仅把历史题材作为描写素材的“戏说”。应该说从马伯庸开始，一种独立于两者之外新的历史写作正在形成。这种写作的特点是提炼、放大历史的细节。这些细节极具真实性，它破除了传统历史小说把历史归于逻辑所带来的沉闷感和厌倦感，带来了持续的诱惑性和可读性；同时，作者打乱了传统历史小说或者历史叙述的关系，把历史细节放到一个比较大的时代背景上。比这类小说在放大历史细节的时候，也是一个重新解构和阐释历史的过程，如果你熟知这些历史，你可能会觉得作者表达很有趣，唤醒你对历史阅读的快感。而这一类原创作品的走红，正在开创历史书写的新时代。
出版社的原创也不仅仅拘泥于中国作家，而是从全球物色作者。浦睿文化出品的《无限接近自然》的作者是越南著名的建筑师武重义，他做建筑不是为了评奖，不是为了给人拍照好看，而是把他对于佛理的理解、对于人生的感悟完全表达在建筑上。《无限接近自然》不仅是一部独到的作品，也代表着中南传媒原创战略的突破。这一类的图书既代表了出版社的文化观念、出版观念、审美观念，同时又利用了作者在本国的知名度，使最终形成的产品可以更好地在国际社会传播。这种模式可能成为文化“走出去”的一条新通道。
原创时代的到来，对作品要求就更高。湖南出版社无论是从社科领域、文艺类还是艺术类，都对原创进一步升级创新。这或许是未来原创的新思路。
敢信“内容为王”
随着5G和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出版业对于未来采取如何出版方式，显得举步维艰。
龚曙光认为，伴随着以5G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进一步产业化，内容为王，尤其是优质内容为王，一定会持续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技术越是发达，我们做内容的人愈要坚持“内容为王”，这一点如果搞错了，可能就失去了机遇。不断锻造优质内容，才是响应时代的号召。
其次，内容为王是坚定不变的，但同时要具有内容产品化的能力。一个写作者固然可以写一手好文字，但写出来的东西会不会被这个时代的受众所喜欢？这是产品化的问题。而传统出版人在如何适应互联网时代的用户需求和体验方面缺少准备，这是个大问题。过去很多人觉得数字出版就是把纸质书放到网上去，现在大家已经认定不是了；语音出版这几年的快速发展也已经证明了，一堂互联网的文化课和一堂传统讲座是不一样的，一堂传统讲座不是一个标准化产品，但一堂互联网的课就必须在时长、节奏、包袱等各个方面做到精细，做成标准化的程序，还要根据不同的产品类型、不同受众、不同平台而有变化，这是传统出版人必须要面对的一个课题。
传统出版人要有紧迫感，“内容为王”，是指内容可以为王，但不是内容必定为王。内容只有产品化，适合新技术、新体验、新需求，才真正有可能为王。
在新时代背景下，真正“敢于天下先”，敢于从创作入手，敢于抓住情怀，敢从内容下功夫，做精品原创，才是未来出版业的生存之道。这对于出版者未来如何做图书，如何使当代读者真正对作品产生共鸣，都会有很深的启迪。
(本文编辑：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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