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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晓群:实体书宣言

2019年06月12日   作者:俞晓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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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道网·俞晓群专栏】《大英图书馆书籍史话》全书八章,文字简短,即使算上图注文字,每章都不到一万字;但书中附有许多不易见到的、有版权的珍贵插图,足以为本书的题目撑起腰身。有评价说,这是一部书籍史的普及读物,我逐字研读,心中不禁暗暗称奇,感叹作者以及译者的惊人妙笔,感叹它正是一部“大家小书”的典范之作。

《大英图书馆书籍史话(精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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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作者:[英]大卫·皮尔森
译者:恺蒂
出版时间:2019年01月

《大英图书馆书籍史话》,原名《书为历史》(Book as History)。全书八章,文字简短,即使算上图注文字,每章都不到一万字;但书中附有许多不易见到的、有版权的珍贵插图,足以为本书的题目撑起腰身。有评价说,这是一部书籍史的普及读物,我逐字研读,心中不禁暗暗称奇,感叹作者以及译者的惊人妙笔,感叹它正是一部“大家小书”的典范之作。

本书作者大卫·皮尔森,剑桥大学博士。他是一位名符其实的书籍史专家,曾担任英国国立艺术图书馆收藏部主任、英国目录学协会主席。著有《书籍历史中的来源研究指南》《牛津装帧设计》《英国书籍装帧风格》。在他的著作中,西方学者的方法与风度尽显无遗。那是什么呢?就是温和、说理和尊重。《泰晤士报》说,当书籍的未来亟待探讨时,这本书及时出现了。《图书馆》杂志说,所有图书馆都该收藏这本书,并列为馆长必读。《选择》月刊说,它是伦敦饱学之士的扛鼎之作,不可不读。

本书译者恺蒂本名郑海瑶,也是一位很值得绍介的人物。上世纪九十年代她在《读书》上写文章,那一篇《企鹅六十年》,几乎是我了解西方出版的启蒙之作,那时恺蒂只有二十几岁。后来她的著译有《海天冰谷说书人》《酿一碗怀旧的酒》《书缘•情缘》《书里的风景》《莎士比亚书店》。如今恺蒂定居英国,曾经在国立艺术图书馆工作,大卫·皮尔森正是她的顶头上司。近些年我们关注西方书籍史,请恺蒂参与工作,她推荐的第一位作者就是大卫,并且亲自动手翻译他的著作,这不是天作之合,还会是什么呢?

在这部著作中,大卫把纸质书称为实体书。首先大卫阐释了书在人类文化生活中的重要性,正如莎士比亚在他的《十四行诗》中写道:“世界上没有大理石的雕像、或鎏金的王公纪念碑,能够比得上诗篇的经久和权威。”在《暴风雨》中,剧中的主人公把书喻为国家主权的标志:“书斋是我广大的公国。”再如在伊斯坦布尔的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墙壁上,我们看到壁画中,皇帝拿着一袋钱,而耶稣则拿着一本书。由此可见,人们对于书籍的尊重,以及书籍在人们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即使在今天,英国等许多政府都不对书籍征收附加税,因为书籍就像食品和孩子们的衣服一样,被视为生活的必需品,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而在许多盛大庄重的仪式上,伟人或政要们都喜欢用摆满实体书的书架作为背景,那样会产生学问、庄重与严肃的感觉。

但是,伴随着电子书的出现,实体书面临灭顶之灾。大卫在他的书中,列举了两个图书馆“集体失败”例子。

一是哈佛大学图书馆馆长罗伯特·达顿的著作《书之辩》(二〇〇九),其中有一章提到数码时代,图书馆未来的情景。他以谷歌发起的图书馆数码化项目为例,批评由文本新旧载体的转型,带来公益化与商业化的替换,这是图书馆事业的集体失败。我们无论如何美化这一次变革的必然性与必要性,它带来的结果一定是谷歌1,图书馆0。

再一是尼克拉斯·贝克的著作《两次折叠:图书馆和对纸质印刷品的攻击》(二〇〇一),书中贝克抨击美英一些图书馆,他们用微缩胶片取代报纸之后,将大量的印刷报纸销毁,结果掀起一场激烈的争论。贝克斥责图书馆员为“只顾成本的傻瓜”,这也是图书馆事业的集体失败。

不过除此之外,大卫更关注的是在数字化与商业化的笼罩下,实体书的尊严会消失殆尽,“实体”本身也会走向消亡。等到那时候,我们连焚书的机会都没有了,哪还有文化意象可言呢?为此,大卫在书中给出一张照片,那是在上世纪下半叶,美国公众抗议销毁纽约公共图书馆中的藏书和资料,抗议者说,这种作法与越战时期的军事手段没有什么两样。当然,大卫的笔触并没有停留在恋旧的层面上,他也不抵触数字化的必然兴起,但是需要指出,实体书的文化意义,远非那样一次简单的替代,就可以完整地承继下来。

首先,我们不能把实体书等同于文本的载体或设备,不能等同于光盘、硬盘的替代性,或者是像一组音响一样不断更新换代。大卫说,如果是那样的话,实体书早就灭亡了。所以我们不能过于神化数字化的功能,比如一块刻有文字的粘土板,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人类最早记录信息的手段之一。虽然上面只能刻几句话,但它可以流传数千年,至今仍能被人阅读(只要你能读懂这种语言)。但一张软盘可以容纳几十万字,短短几年间就已经成为过时的技术,不可再读。在这一层意义上,孰是孰非,远未达到给出结论的时候。

其次,实体书附带的诸多历史与文化的痕迹,使之具有唯一性、不可替代性和不可删除性。对此,手装书的故事很多,一本书,它可能只属于一个人,一个家族,一个时代。拥有者留下的印记,一定是独一无二的,有时会是极其珍贵的,不可再现。比如,大卫在书中列举英国九日女王简·格雷的一本手抄《祈祷书》,还附有这本书的书影。据说一五五四年,格雷在伦敦塔被处决时,曾经把这本书带上脚手架,上面有她手书的关于“生之日,死之时”的语句,还有她写给父亲和伦敦塔中尉的笔记,内容为她对死亡的思考。

还有一个更让人感动的例子,那就是哈佛大学天文学和科技史教授欧文·金格里奇,他对哥白尼《天演论》第一、二版所有已知流传下来的版本,进行了一次详细的统计,在全球一共找到六百多本,他对这些书的拥有者、注释和其它实体特征进行研究。他证明,在十六世纪的欧洲,天文学家购买此书的速度非常之快,他发现当时的专家们就有一个分享交流信息的网络,他还从这些版本的分析中,得出第一代读者对哥白尼日心说是否接受的程度。

最终大卫说,他写《书为历史》的主要目的,正是要挑战这样一种观点,即书籍只是文本的承载体。此书要表明,书籍本身也是人类的文化历史文物。如果书籍存在的理由纯粹是文本的载体,那么它们的消亡真的指日可待了。

(本文编辑:安宁)

来源:百道网·俞晓群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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