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章

李景端:新时代需要升级版的翻译家

2019年04月01日   作者:李景端

(点击图片 进入论坛)

【百道网李景端专栏】所谓包容,就是立足传统翻译的立场上,要对市场需要、法律不禁止的不规范翻译模式,如快餐翻译、众包翻译等,采取包容和引导的态度。市场有多种不同需求,精英与草根,各有所需,他干他的,你做你该做的,只要不违法,就各行其道。

图片来源:2018时代杯·最美书店·三味书局

国际文化交流,翻译必不可少,但新时代对翻译有了新要求。这就是译者要努力成为升级版翻译家,或者说翻译2.0。为什么要升级?因为现在翻译面临来自三方面的压力,姑且不说它是挑战,只说是压力吧。

先说第一个压力,是市场需求的变化。翻译是供他人使用的,它的成果必须通过传播被受众接受了,翻译的价值才能实现。于是,翻译成果进到了传播领域,它的属性和规则就发生了变化,在学术领域,翻译成果是作品,是思维的再创作。但到了传播领域,它就兼具有商品的属性,就要遵循市场的规则,也就是追求传播效果的最大化。通俗地说,就是希望多卖快卖。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现在市场上就出现了三种时尚的翻译模式。

一是快餐翻译。在信息化时代,有些人对翻译,只要求信息的快捷传达,而二是网络众包。翻译过去通常是个体独立的思维劳动,一本书独自翻译,往往要一年或几年完成。现在依靠网络,实行众人碎片式的流水作业,网上称作众包翻译。一部作品,网上征集译者,经过挑选,各人分工翻译,最后统一梳理定稿。其质量自然难保证,但它凭快取胜,早上市就先占领市场。其利弊任人评说,反 正这就是市场现实。三是连译带改。这主要是在“中译外”中出现的现象。莫言作品有多种被译成外文。它的英译本译者,是著名美国汉学家葛浩文夫妇。为了让美国读者更好理解莫言作品,葛浩文在翻译中,往往要改动莫言原著的某些文字。如《天堂蒜薹之歌》,英文本的结尾,都被改成了与原著相反。因为葛浩文这种改动,是得到莫言同意的,所以在法律上没有问题,但在如何对待翻译上,

再说第二个压力,是数字化技木的快速发展。这一点无需多解释。只要知道,装有迅飞译软件的手机,现在拥用43种不同语言的即时翻译功能,就连好几种中文方言,也可以即时译成英文与人对话。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用不了几年,手机也可不用,衣服上装个钮扣,也许就可以与老外顺利交谈。总之,一般的对外社交和非专业的文字,人工翻译难免会被人工智能所替代。

最后说第三个压力,是读者阅读方式的变化。当今社会什么事都求快。在盛行微信、微博、微视频的微时代,许多人阅读,往往有个按快捷键和刷屏的习惯。遇到太长的文字,一按一滑,多少页就翻过去了。像普鲁斯特、奥斯汀那样拖泥带水的写法,如今不少人恐怕是没心思细读。这就给译者带来一个难题:对译文要不要和可以不可以酌情删节。对这个问题,很难有正确答案,我只列举几起案例,供大家自行判断。

对于公版书,译者想删节,没有法律上限制,只有学术和道德上的自律。不少名家的中译本,按照译者自己审美标准的取舍,多对公版书有所删改。如朱生豪将《莎士比亚戏剧集》原著的诗体,改译成白话体。傅东华《飘》的译本,对原著的某些无关紧要的冗叙,也多作了删节。最典型的就是杨绛《堂吉诃德》的译本,比其他人的译本少了7万多字。有人指责前者是节译本,为此事,我专门向杨绛先生作过征询。她答复说,当年塞万提斯写这本书的时候,在西班牙很流行找名人写诗替自己吹捧,原著前面有十几首自我吹捧的诗,好多外国译本都不译,所以她也不译,避免大家误解塞万提斯爱自我吹牛。另外根据唐朝名家刘知几对文字“点烦”的方法,她也对《堂吉诃德》的译文,加以适当“点烦”,文字虽少了,但意思丝毫没有减少和改变。后来我问过人民文学出版社西班牙文编辑胡真才,他对照过不同译本,认为杨绛的译本,意思没有改变。还举例说,有一句话,别的译本用了14个字,杨绛只用了8个字。用“点烦”的方法处理中译文,这是杨绛翻译观的选择,人们可以有不同的评价。但我知道,杨绛这个译本,得到了西班牙国王的勋章,迄今累计已销售80多万册,是所有《堂吉诃德》中译本中最受读者欢迎的。凭这两项成就足以表明,杨绛翻译的《堂吉诃德》是成功的。

至于非公版书,对其删节与否,那可就复杂得多了。我也举出删与不删两种不同结果的案例。80年代,北京一家出版社出版了法籍华人、著名钢琴家周勤丽的回忆彔《花轿泪》,此书曾被译成十几种文字。作者曾是上海大资本家周聘三的儿媳妇,中译者是译林社的韩编辑。因为书中有一段被性侵的文字未作删除,周家两个分别在美国和巴西的亲属,认为此书侵犯了周家名誉。因作者在法国,不好告,就到南京起诉译者韩编辑。作者在序言中曾写明,感谢译者的忠实翻译。法院委托南京大学法文教授审核过,也认为韩编辑的译文无误。按理说译者无过错,但江苏高院终审判定译者韩编辑败诉,罚赔1万元。败诉的理由是,这是中译本,中国读者会联想到这是发生在上海周家不光彩的事。译者没有预见到其译文会对周家的名誉造成伤害,因此必须承担过错责任。对此判决,译界均持异议,季羡林先生甚至说是“荒唐”。但现有法规没有对译者责任的明确规定,江苏高院的这次判决,很可能成为今后评判这类案件的参照先例。这是不删节惹的禍。

几年前译林社曾出版过一位美国政要的回忆彔,因书中有些涉及我国的叙述,与事实不符或有悖我国国情,必须加以删节。对此,作者有异议,最后著作权人以违约为由,撤回授权,终止发行。这则是因删节带来的后果。

综上所述这三方面压力,都对传统翻译家提出了新课题,该如何应对?依笔者愚见,就是要包容,升级,坚守。

所谓包容,就是立足传统翻译的立场上,要对市场需要、法律不禁止的不规范翻译模式,如快餐翻译、众包翻译等,采取包容和引导的态度。市场有多种不同需求,精英与草根,各有所需,他干他的,你做你该做的,只要不违法,就各行其道。

本文重点谈升级。传统的译者包括外语工作者,都要认真关注新时代如何升级。

首先翻译理念要转変。外语已不像过去那么神秘,懂外语尤其是懂英语的人越来越多了,外语这个饭碗,不是少数精英就能垄断。只会听说写已经不够了。必须明白,新时代懂外语,只是掌握了一种“工具”,便于去探索和研究跨文化时代的文明创新。因为大学各专业的毕业生,现大多都掌握英语,所以当前报考纯英语专业考生的热情有所下降,这也许也是一种预兆的信息吧。

其次要面对新服务对象。杨绛先生曾比喻说,翻译好比“一仆二主”。说译者是一个仆人,要伺候作者和读者两个主人。这个比喻很形象,也很经典。但现在情况变了。依我看,要变成“一仆三主”。主人除了作者和读者,还要加一个出版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第三个主人厉害啊!它可以决定一本书出不出,怎么出,译者不听他的,书就没法出。葛浩文先生9月底在上海外语大学做报告时就坦言,他翻译中国作品,并不看哪个作家名气有多大,而是先把作品送给美国有影响的文学代理人审阅,经文学代理人推荐,并得到出版商接受出版之后,他们夫妇才着手翻译。对引进版也大致如此,也是先经出版社认可,或由他们买到了版权之后,译者才有可能从事翻译。 

再次翻译操作要更加谨慎。因为低端的翻译,可能被快餐翻译或人工智能替代了,轮到需要人工翻译时,大多是高端、复杂、精确度或艺术性要求很高的精品。这就需要翻译家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发挥译者主观更周到的判断性和更灵活的能动性。诸如选作者,选作品,与三位“主人”沟通,要不要和怎么删节,如何在坚持翻译原则与市场需求之间寻找最佳平衡,以及怎样运用数字新技术为我所用,等等,都需要翻译家作出合情合理合法的判断,充分发挥和施展“仆人”在翻译全进程中的积极作用。所有这些,都是升级的要求。

最后还要强调,在包容、升级的同时,还必须牢记坚守。強调坚守,就是不能放弃翻译事业的职业底线。翻译学是门科学,是为促进世界交往和国际文化交流服务的。既然选择了翻译事业,就必须坚定地要做个中外文化的架桥人和传播世界文明的使者。要坚守翻译学的宗旨和信念,恪守翻译职业道德,牢记译者姓“文”,不姓“钱”。升级不纯是致富的手段,而是适应新时代,丰富自己的知识,让自己的智慧更加放飞,尽力为巴别塔通天做出应有的贡献。

(本文编辑:安宁)

(本文原载于:《中华读书报》2019年3月27日)

来源:百道网

(点击图片 进入论坛)

百道学习

随时随地 百道学习

百道学习

点击图片 立即购买

百道学习

点击图片 立即购买

百道学习

点击图片 立即购买

相关文章

发表评论前,请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