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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晓群:书装与书品
常识辞典

2019年03月13日   作者:俞晓群

【百道网·俞晓群专栏】装帧不能满足于全盘照搬,怀旧可以是一时的表达,创新才是艺术生命的体现。简单的再现,永远是一件被动的事情。

书籍装帧是一个整体概念,封面与内文的设计,材料与印装的选择,都包含在其中。书籍品味也是一个整体概念,志趣与文采的表现,形态与文思的契合,都是品质的保证。

我从事出版工作,对书装的追求,有一个从简装化到精致化的演变过程。需要说明:这不是由低级到高级的提升,而是对书装的两种不同的追求,它们有着不同的文化诉求。比如简装书,我们特指的是企鹅丛书、万有文库、岩波文库、人人文库一类典籍,走的是大众普及与启蒙之路。再者,简装书并不等同于平装书,“海豚书馆”是小精装,但归类还是简装书,只是生活水准、时尚标准的变化,带来书籍装帧的变化。由此想到“海豚书馆”创意者陆灏的观点,前些天我们讨论书装的精致化,有人列举企鹅公司的装帧如何美丽、精致、时尚,陆公子说,企鹅创业的初衷,是对书籍价格与艺术化的反向思考,走到今天,无论他们的书装如何精美,如何精致,从未改变其简装书的初心。这与我们讨论“精致的书装”,是不同的路径。

我操作简装书,标志性的产品是“新世纪万有文库”。当时我写过一段广告语:“爱书人,你的简装书来了!”对此有三点考虑:一是承继老商务王云五的“万有文库”,二是追随三联书店范用、沈昌文思想先锋的传统,三是效仿张元济扶持文化事业的牺牲精神。这第三项是说当年张元济主持商务印书馆时,出版教材和各种实用类书籍,赚了大钱。但在出版译著时,张先生提出要有牺牲精神,不必追求利润,保本即可。如今我们需要接受他的理想,仿照他的做法,这样才能对出版职业的本质,有更深层次的认识。

我追求书装的精致化,起于二〇〇九年,我离开辽宁到北京海豚出版社工作。最初的起因,还是出于商业的考虑。那时我离开出版一线已有八年,定睛一看,我们过去的工作已经成为历史记忆,改革与市场化推动社会变化,一些大牌国营和民营出版机构日渐壮大。但在极端商业化思潮的影响下,导致“过分迎合市场”的观念流行。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都在为挣钱而浮躁、狂奔,那还会静下心来,细心制作精致的图书呢?即使有人去做,也是星星点点的个别行为,或者出于追求政绩、情调点缀。

我做事历来赞赏“冷中求热”的思路。人家已经炒热的事情,你再去凑热闹,最多是添一把柴而已;清冷之处,往往会有更多更好的机会出现。所以那时我建立三个观念:一是别人做大做强之日,应该是我们做小做精之时。二是做精致的书,本来就不适合大企业运作,需要重启小作坊的观念。三是我们需要认清,书装的世界还很宽阔,我们还有许多事情不懂,需要不断学习和实践。

基于这样的思考,我们还要补上两个概念:一是中国传统书装,如线装、竖排、左翻,与西方书装大不相同;二是西式书装,直到百余年前才逐渐进入中国。由此想到那一场书装的改变,不是改良而是革命,形式的革命又带来内容的革命,新学、变法、新政,都应运而生了。近年有一部著作《铸以代刻——十九世纪中文印刷变局》苏精著,有港版与中华版,正是从一个侧面叙述那一场变革的历史。

做精致的书,还有一个故事深深地触动了我。上世纪九十年代,在我学习王云五做简装书时,有人留言说:“你们都弄反了,王云五不但有功于传播文化,还开创了中国书籍装帧的粗糙之风。要知道那是国难时期,王云五的许多做法也是不得已而为之。”静心思考,这话说得有道理,我曾读过王云五《十年苦斗记》,深知抗战时期,商务印书馆张元济、王云五为保持中华文脉不灭,付出的艰辛和努力。如今时势变化,前辈们做过的事情,我们不能片面模仿,还要跟上时代的变化。

有了这些思想基础,我才有后来书装精致化的试验,取得一些市场效果,也引来许多议论之声。归结起来,我最欣赏三个观点:

首先书装的精致化,是对作者的尊重。当然观念的改变也有一个过程。最初有大作者还说,我不在乎装帧,意思是“我内容很厉害,不必追求装饰。”其实您这样说,会使出版的文化意义有所丢失。一部优秀作品上市,负责任的出版人会精心策划,或制作各种版本,以示对作者的致敬。比如董桥,他赠人签名本时一定要精装,精装送光了,才送平装,还要写信表示歉意。此时,编者、作者、读者不再是单纯的商业关系,而是一种文化互动,一种高雅的生活方式。

其次书装的精致化,是对文化分众的尊重,也就是对读者的尊重。读者的阅读方式,需要有自由的选择。可以是学习者、收藏者,也可以是把玩者;可以闲读,也可以研读。因此书籍在款式、成本的多样性上,有时会反应着一个社会的进步、成熟、宽容和自由程度。记得当初海豚社追求精致的书装,有同行批评我们过度装帧。我曾向韦力先生倾诉,他安慰我说:“有人议论是好事,证明你的努力有了回应。这种做法也为收藏者的选择,提供了更多的可能。”

再者书装的精致化,是对制作者的尊重。一本特装书,可能要比普通版多十几道工序,正规工厂不接这种活儿,只有雅昌一类有理想、有实力的厂家,才会愿意听你啰嗦,完成你的设计理念。因为我们的终极追求是制作艺术品,失败率、退修率以及成本都很高,购买者也会很挑剔,经营风险很大。我经常会被购买者的留言所感动:“某处没达到标准。但我愿意追随你们,支持你们坚持走下去。”说白了,这不是一个能不能做的问题,还是一个肯不肯做的问题。

最后谈书品。说到书的内容,懂的人很多,不然那么多学者是干什么的?但书品又有不同。我觉得,首先是知道书的学术地位、版本价值,知道书里书外的故事,包括存世情况、作者八卦、拍卖行情等。你别小看这些事情,说一个人既有学问又有趣,奥妙就在这里。其次是懂得书的艺术,这个很难,懂的人又少,大多数书呆子自命清高,其实这方面的人才最为稀缺。一代不行,最好几代家传或师传;一地不行,最好四处游走;一见不行,最好集思广益。当然,也有生于书香之家专门败家之辈,长于书香之地粗俗不堪之徒,处于书香之业脑满肥肠之士,这样的人,历朝历代还是蛮多的。

书装与书品结合,也会产生一些清规戒律。一是烂书不能过度装帧,装出来就是笑话。经典却无论怎样装帧、怎样重复装帧都不过分。比如《鲁拜集》,从西方到东方,各种装帧版本不计其数,最过度的装帧是泰塔尼克号沉船中那本,桑格斯基的绝唱,世界上最昂贵的书。二是你的装帧不能满足于全盘照搬,怀旧可以是一时的表达,创新才是艺术生命的体现。简单的再现,永远是一件被动的事情。

我记得王强讲到一个创业公司的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一味模仿,其追求往往集中在“像或不像”上。但西方几百年经典设计多如牛毛,你无论怎样模仿,最终还是九牛一毛,人家还会评说这个像,那个不像。即使你的制作有技术追求和进步,但缺乏独创性、增值性和唯一性的东西,很难赢得资本市场的青睐。第二个层次是推陈出新,在传统与现实之间,保留些什么,改变些什么,如何结合,如何做到天衣无缝。这样的追求有挑战性,有唯一性,有增值空间,有知识产权,难模仿,防偷窃,那样才会成为资本市场的宠儿。比如王强的《书蠹牛津消夏记》《读书毁了我》,都是他自己设计封面图案,再运用西方传统的装帧技术加以再现。还有陆灏设计的《围城》特装版,他使用该书第一本丁聪先生的漫画,再与西方装帧技术相结合,从而创作出一个令人惊艳的版本。

(本文编辑:安宁)

来源:百道网·俞晓群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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