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网·俞晓群专栏】编者与读者是一个共同体，他们相辅相成，相互依存。卖方与买方，传播与接受，推销与识别，受益与受害，凡此种种，无时无刻不在纠缠着两者的思想和行为。
从二〇一八年四季度开始，我每月为《辽宁日报》写一篇文章。说是自定题目，其实落笔还是有所偏重。要考虑报纸的性质和读者对象，即使是阅读版面，我也不会把一些过于专业的出版知识，放到这里来述说。而是针对大众阅读，讲一些书后的故事。
新年伊始，版面编辑对我说，你的这一组文章相对稳定，希望能建立一个固定的栏目，起一个专栏名字吧。起什么呢？此前十余年间，我曾在《辽宁日报》开过两个专栏，一为“开卷”，再一为“书香故人来”。那时与媒体和读者互动，写起来一直很有压力。反过来对我的阅读与思考帮助很大，留下许多美好的记忆。这一次再列文题，回顾已经发出的文章，文中涉及到的事情，都是一些基本概念，诸如：一流、经典、作者、启蒙、通识、名家等等。它们都是人们常见常用的词语，但真正推敲起来，还有一些模糊的认识。那天几位朋友小聚，谈到这件事情，有人说，你的文章论及的事情，都是一些常识么，如果开专栏，不妨回归本原，就叫“常识辞典”吧。
嗯，好想法。不过我心里清楚，愈是本原的东西，愈需要清晰描述，愈需要阐释得准确。因此动笔写第一篇文章，我还是有些压力，最终选择一个大白话的题目“编者与读者”，既是知难而进，也是探试一下自己的笔力和他人的感觉。
编者与读者是一个共同体，他们相辅相成，相互依存。卖方与买方，传播与接受，推销与识别，受益与受害，凡此种种，无时无刻不在纠缠着两者的思想和行为。
编者更注重读者的需求、自己的公众形象，以及产品的价值。最后一项，包括文化价值与商品价值两重含义，因此与其他行业比较，它的操作更为复杂，难度更大。归结起来，编者的工作有两个陷阱需要规避，一是所谓“文责自负”，谁写的东西谁负责，我们只是一个“大自然的搬运工”。二是所谓“职业行为”，我们编选什么内容都是工作使然，职业使然，并不代表编者自己的观点。此种论调貌似托词，实为规则用语，放到社会公德与个人私德的层面上，还是有些抵触。因为在现实生活中，编者既是一个职业人，也是一个独立存在，所以他不但要对职业负责，还要对自己负责。比如我们常常会听到那样的议论：“他就是当年编过某书的那位编辑吗？”得到这样的评语，不是靠上面那两句规则就可以抹去。再者，当一个文化产品被推向市场的时候，编者一定要有心理准备：你的行为必将被人们长久记忆，并且历史事实无法改动。
读者更注重个人兴趣、个性品味、私藏价值、实用价值，以及阅读的文化价值。一般说来，读者的私趣是个人行为，在一个进步、健康与宽松的社会环境中，读者无需关心他人的目光；反过来，他人的目光也无权干涉一位读者在收什么、读什么、藏什么、喜欢什么。改革开放四十年，对于读者而言，最常识性的观念进步，或曰回归，应该是一九七九年《读书》杂志创刊号上，李洪林先生那篇文章的题目“读书无禁区”。
编者做事貌似复杂，实则只有三个选项：一是让读者受益，二是让自己受益，三是互惠互利。当然损人不利己的做法也是有的，那属于智商或精神层面的问题。此中前两项都反映事情的一个侧面，第三项才是一种理想境界。编者为传播文化而获利，读者为购买文化而受益。所谓双效图书，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要想达到这一点很难，而且难就难在“选编”二字上。
记得当年为“新世纪万有文库”选书，我们向泰斗级的人物陈原先生请教，编这样一套书，该建立一个什么标准呢？他只说了四个字：存留价值。这句话听似简单，解释起来含义太多。陈原讲一段故事：他说西方出版，牛津大学出版社最要看重。有一次他请林道群帮忙，找一本一百年前牛津出版的小书，结果在他们的书库中还有存留，但书的价钱已经翻到不知多少倍。你看，对读者与书商而言，这就是互惠互利！这段故事中的情境，几乎成为我毕生的职业追求，多次在文章中提到。但我也会时时叹息，就出版而言，此生恐怕无法达到那样的理想境界了，只能有待后生的努力。
与之对应，读者的选择性阅读也不复杂，它更多会受到三个因素的影响：时尚、情趣和专家。此中时尚是社会因素，情趣是个人因素，我最关心专家一项，他们是这个时代的精神脊梁，他们会影响社会时尚的走向，以及大众的生活情趣，我喜欢称他们为导师或老师。此事也不复杂，复杂的是在一个浮躁的社会之中，冒牌的专家学者太多。如果我们运用逻辑方法简单分类，大约有四类人物，存在于导师的队伍之中：一是无成就、无学问，二是无成就、有学问，三是有成就、无学问，四是有成就、有学问。此中最难识别的是第三种人，这让我想起二十几年前，一次与葛剑雄先生喝茶，他开玩笑说，如今有一个怪现象，怎么各行各业的精英人物，都喜欢挂上一个学者的标签呢？其实纯粹的阅读，还是要把真学问放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其他等同或等而下之的事情很多，成就只是其中之一。
话说回来，其实编者更需要专家的引领。几年前我回顾自己的职业生涯，曾经列出七位精神导师：张元济、王云五、胡适、陈原、范用、沈昌文、钟叔河。眼下帮助我编书读书的现实人物还有很多，比如：黄永玉之尊尊前辈和无限才华，许渊冲之老而弥坚和人生奇迹，陈子善、周立民之版本研究和整理，韦力之中国典籍和收藏，陆灏、傅杰之海派学术和学者动态，王强之阅读视野和人生体验，冷冰川、凌子之美妙画卷和娓娓聆听，谢其章、赵国忠之期刊文化和趣闻掌故，陈墨之口说历史和金庸评说，吴兴文之藏书票艺术和书人书话，毛尖之精灵般的文思妙趣，恺蒂之西方图书绍介和阐释等等，还有朋友圈中的诸位支持者。在我的生活中，如果没有他们的存在，我的职业生活会迅速枯竭，我也会真正衰老。
编者与读者
编者的工作无论志向高低，其中往往会包含着某些个性的追求。在这一层意义上，编者的行为中又融入了读者的元素：你喜欢读什么书，就希望编什么书。比如我三十年前编“世界数学命题欣赏”，旨在向读者解读希尔伯特“数学问题”。沈昌文编“书趣文丛”，旨在让读者了解那些大家的读书乐趣和追求。陆灏编“海豚书馆”，是看到一些发达国家文库本的重要，我们缺乏这个门类。个性推而广之，可能会被大众接受，成为社会的共性追求，从而实现职业地位的提升，也可能是文化品味和文化价值的提升。市上种种所谓好书，如商务“汉译世界名著”、湖南“走向世界丛书”、译林“牛津通识读本”，都是呼应时代之作，其中既有个性的追求，也有共性的认同。
更多的时候，编者与读者的身份是可以互换的，有时也可能融为一体。沈昌文是编者中的顶尖人物，他却不顾年龄的落差，敬称王强是他选书、读书的导师。何以如此？当然缘于王强的学问与眼光。比如王强说要想做一流的人，必须读一流的书。为什么？因为一个人的生命有限，我们没有条件浪费美好的阅读时光。那么何为一流的书呢？他说有两个要点，一是永远占着书架又永远不会被你翻读完的书，再一是有力量的文字。这种力量，他引用扎米亚京《我们》中的话说：“有些书具有炸药一样的化学构造。唯一不同的是，一块炸药只爆炸一次，而一本书则爆炸上千次。”
写到这里，我扪心自问：以上的文字算不算常识呢？
发表评论前，请先[点此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