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章

俞晓群:编者与读者
常识辞典

2019年02月19日   作者:俞晓群

【百道网·俞晓群专栏】编者与读者是一个共同体,他们相辅相成,相互依存。卖方与买方,传播与接受,推销与识别,受益与受害,凡此种种,无时无刻不在纠缠着两者的思想和行为。

从二〇一八年四季度开始,我每月为《辽宁日报》写一篇文章。说是自定题目,其实落笔还是有所偏重。要考虑报纸的性质和读者对象,即使是阅读版面,我也不会把一些过于专业的出版知识,放到这里来述说。而是针对大众阅读,讲一些书后的故事。

新年伊始,版面编辑对我说,你的这一组文章相对稳定,希望能建立一个固定的栏目,起一个专栏名字吧。起什么呢?此前十余年间,我曾在《辽宁日报》开过两个专栏,一为“开卷”,再一为“书香故人来”。那时与媒体和读者互动,写起来一直很有压力。反过来对我的阅读与思考帮助很大,留下许多美好的记忆。这一次再列文题,回顾已经发出的文章,文中涉及到的事情,都是一些基本概念,诸如:一流、经典、作者、启蒙、通识、名家等等。它们都是人们常见常用的词语,但真正推敲起来,还有一些模糊的认识。那天几位朋友小聚,谈到这件事情,有人说,你的文章论及的事情,都是一些常识么,如果开专栏,不妨回归本原,就叫“常识辞典”吧。

嗯,好想法。不过我心里清楚,愈是本原的东西,愈需要清晰描述,愈需要阐释得准确。因此动笔写第一篇文章,我还是有些压力,最终选择一个大白话的题目“编者与读者”,既是知难而进,也是探试一下自己的笔力和他人的感觉。

编者与读者是一个共同体,他们相辅相成,相互依存。卖方与买方,传播与接受,推销与识别,受益与受害,凡此种种,无时无刻不在纠缠着两者的思想和行为。

编者更注重读者的需求、自己的公众形象,以及产品的价值。最后一项,包括文化价值与商品价值两重含义,因此与其他行业比较,它的操作更为复杂,难度更大。归结起来,编者的工作有两个陷阱需要规避,一是所谓“文责自负”,谁写的东西谁负责,我们只是一个“大自然的搬运工”。二是所谓“职业行为”,我们编选什么内容都是工作使然,职业使然,并不代表编者自己的观点。此种论调貌似托词,实为规则用语,放到社会公德与个人私德的层面上,还是有些抵触。因为在现实生活中,编者既是一个职业人,也是一个独立存在,所以他不但要对职业负责,还要对自己负责。比如我们常常会听到那样的议论:“他就是当年编过某书的那位编辑吗?”得到这样的评语,不是靠上面那两句规则就可以抹去。再者,当一个文化产品被推向市场的时候,编者一定要有心理准备:你的行为必将被人们长久记忆,并且历史事实无法改动。

读者更注重个人兴趣、个性品味、私藏价值、实用价值,以及阅读的文化价值。一般说来,读者的私趣是个人行为,在一个进步、健康与宽松的社会环境中,读者无需关心他人的目光;反过来,他人的目光也无权干涉一位读者在收什么、读什么、藏什么、喜欢什么。改革开放四十年,对于读者而言,最常识性的观念进步,或曰回归,应该是一九七九年《读书》杂志创刊号上,李洪林先生那篇文章的题目“读书无禁区”。

编者做事貌似复杂,实则只有三个选项:一是让读者受益,二是让自己受益,三是互惠互利。当然损人不利己的做法也是有的,那属于智商或精神层面的问题。此中前两项都反映事情的一个侧面,第三项才是一种理想境界。编者为传播文化而获利,读者为购买文化而受益。所谓双效图书,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要想达到这一点很难,而且难就难在“选编”二字上。

记得当年为“新世纪万有文库”选书,我们向泰斗级的人物陈原先生请教,编这样一套书,该建立一个什么标准呢?他只说了四个字:存留价值。这句话听似简单,解释起来含义太多。陈原讲一段故事:他说西方出版,牛津大学出版社最要看重。有一次他请林道群帮忙,找一本一百年前牛津出版的小书,结果在他们的书库中还有存留,但书的价钱已经翻到不知多少倍。你看,对读者与书商而言,这就是互惠互利!这段故事中的情境,几乎成为我毕生的职业追求,多次在文章中提到。但我也会时时叹息,就出版而言,此生恐怕无法达到那样的理想境界了,只能有待后生的努力。

与之对应,读者的选择性阅读也不复杂,它更多会受到三个因素的影响:时尚、情趣和专家。此中时尚是社会因素,情趣是个人因素,我最关心专家一项,他们是这个时代的精神脊梁,他们会影响社会时尚的走向,以及大众的生活情趣,我喜欢称他们为导师或老师。此事也不复杂,复杂的是在一个浮躁的社会之中,冒牌的专家学者太多。如果我们运用逻辑方法简单分类,大约有四类人物,存在于导师的队伍之中:一是无成就、无学问,二是无成就、有学问,三是有成就、无学问,四是有成就、有学问。此中最难识别的是第三种人,这让我想起二十几年前,一次与葛剑雄先生喝茶,他开玩笑说,如今有一个怪现象,怎么各行各业的精英人物,都喜欢挂上一个学者的标签呢?其实纯粹的阅读,还是要把真学问放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其他等同或等而下之的事情很多,成就只是其中之一。

话说回来,其实编者更需要专家的引领。几年前我回顾自己的职业生涯,曾经列出七位精神导师:张元济、王云五、胡适、陈原、范用、沈昌文、钟叔河。眼下帮助我编书读书的现实人物还有很多,比如:黄永玉之尊尊前辈和无限才华,许渊冲之老而弥坚和人生奇迹,陈子善、周立民之版本研究和整理,韦力之中国典籍和收藏,陆灏、傅杰之海派学术和学者动态,王强之阅读视野和人生体验,冷冰川、凌子之美妙画卷和娓娓聆听,谢其章、赵国忠之期刊文化和趣闻掌故,陈墨之口说历史和金庸评说,吴兴文之藏书票艺术和书人书话,毛尖之精灵般的文思妙趣,恺蒂之西方图书绍介和阐释等等,还有朋友圈中的诸位支持者。在我的生活中,如果没有他们的存在,我的职业生活会迅速枯竭,我也会真正衰老。

编者与读者

编者的工作无论志向高低,其中往往会包含着某些个性的追求。在这一层意义上,编者的行为中又融入了读者的元素:你喜欢读什么书,就希望编什么书。比如我三十年前编“世界数学命题欣赏”,旨在向读者解读希尔伯特“数学问题”。沈昌文编“书趣文丛”,旨在让读者了解那些大家的读书乐趣和追求。陆灏编“海豚书馆”,是看到一些发达国家文库本的重要,我们缺乏这个门类。个性推而广之,可能会被大众接受,成为社会的共性追求,从而实现职业地位的提升,也可能是文化品味和文化价值的提升。市上种种所谓好书,如商务“汉译世界名著”、湖南“走向世界丛书”、译林“牛津通识读本”,都是呼应时代之作,其中既有个性的追求,也有共性的认同。

更多的时候,编者与读者的身份是可以互换的,有时也可能融为一体。沈昌文是编者中的顶尖人物,他却不顾年龄的落差,敬称王强是他选书、读书的导师。何以如此?当然缘于王强的学问与眼光。比如王强说要想做一流的人,必须读一流的书。为什么?因为一个人的生命有限,我们没有条件浪费美好的阅读时光。那么何为一流的书呢?他说有两个要点,一是永远占着书架又永远不会被你翻读完的书,再一是有力量的文字。这种力量,他引用扎米亚京《我们》中的话说:“有些书具有炸药一样的化学构造。唯一不同的是,一块炸药只爆炸一次,而一本书则爆炸上千次。”

写到这里,我扪心自问:以上的文字算不算常识呢?


来源:百道网·俞晓群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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