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章

翻译是一门讲感情的学问
作者郁龙余读狄伯杰译《季羡林评传》印地文版

2018年12月16日   作者:郁龙余

【百道编按】《季羡林评传》印地文版是国家丝路书香工程重点项目翻译资助。山东教育出版社在今年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举办了英文版及印地文版的首发仪式。本篇文章是原著作者郁龙余教授专为本书译者狄伯杰教授写了一篇文章,深刻地表达了他对于狄伯杰教授的感激之情。

2018年8月22日,在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开幕第一天举办的《季羡林评传》英文版、印地文版首发式,可谓群贤毕至,书香四溢。出席的嘉宾,不但有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中国出版协会常务副理事长邬书林以及山东省出版系统的领导,还有印度驻华大使班浩然先生(Mr.Gautam Bamhawale)和他的两位助手;更有季羡林的学生和广大“粉丝”代表,包括国家档案局原局长毛福民、中国教育战略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张双鼓、《季羡林大传》作者梁志刚等等。

吸睛度最高的是85岁的马维光先生。首发式上,我作为原著作者在致词中说:2015年在印度总统府举行首届世界印度学家大会,100多位各国学者中,只有我一人用印地文发言和主持大会。全场惊讶之余,有人问我哪里学的印地语,我说在北京大学学的。于是,主办方安排国会电视台用印地文采访我。今天,我要进一步告诉大家,我的印地语是在北京大学跟马维光老师学的。我们25年没见面了,这次在电话中问他能否参加首发式?他说:我参加,我替你站台。我想,说更准确一点,是替中印友谊站台。班浩然大使和大家,都是为中印友谊站台而出席首发式的。

狄伯杰教授


郁龙余教授

在热烈掌声中我还说:狄伯杰教授用两年多的时间,将50多万字的《季羡林评传》译成英文、印地文并且同时出版,这是一个足以让许多人改变老观念的“印度速度”!狄伯杰是翻译快手为大家所认可。那么,他翻译的质量如何呢?尽管我对狄伯杰教授深为了解,对他译的《论语》也做过评论。但是,等认真阅读了《季羡林评传》的印地文版后,还是让我大大地吃了一惊!我从内心做出这样的评价:狄伯杰不但是翻译快手,而且是高手、圣手。

大家知道,如何翻译汉语中的成语、熟词,是极考验翻译家的。在《季羡林评传》绪论的一开始,我这样写道: 

我们曾经这样评价季羡林:“在新旧世纪之交的中国,需要出现预流和引领学术文化思想的大学者时,季羡林风云际会,躬逢其盛,应运而出。他从考据迈向宏论,形成了洪纤并重、超迈前人的学术大格局,呈现出脚踏实地而高天流云的学术大气象。他从中国的首席印度学家、东方学奠基人,变成了当代中国乃至世界学术文化思想界的坐标人物。”现在,我们应该进一步更全面、更深刻地评价他:季羡林是一位熔铸古今、汇通东西的大学问家,也是在全球化时代能引领时代学术思想文化潮流的大思想家。

这是对季羡林的总评价,也是书的总基调。我用了多个成语、熟词,如“风云际会”、“躬逢其盛”、“应运而出”、“洪纤并重”、“超迈前人”、“高天流云”、“熔铸古今”、“汇通东西”等等。对中国读者来说,读了这些用语颇有酣畅淋漓之感。但是印地语和汉语是两大不同的语系,如何让印度人深刻理解上述文字,用直译办法肯定不行,狄伯杰用的是意译加创译。直译和意译都好理解,所谓“创译”为翻译大家徐梵澄先生所提出和践行。 

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取原文之义自作为诗”。(《行云使者·序》)为何如此?他说:“顾终以华梵语文传统不同,诗词结构悬隔,凡言外之义,义内之象,旋律之美,回味之长,风神之秀,多无可述;故当时尽选原著灭裂之,投入熔炉,重加锻铸,去其粗杂,存其精纯,以为宁失之减,不失之增,必不得已乃略加点缀润色,而删削之处不少,迄今亦未尽以为允当也。”(《行云使者·序》) 

直译、意译和创译的选择,根据每本书甚至每章每节的情况而把握决定。狄伯杰的这个把握做得非常好。比如,同样是译诗,他译季羡林一首白话现代诗: 

救护车亮着红灯开走了

带走了一连串的梦

......

湖水依旧粼粼

垂柳依旧青青

人生就是如此

如此就是人生

狄伯杰译文用的是晓畅明白现代印地语,最后两句他用的是印度人的习惯表达方法,直译过来是这样的: 

这就是人生,

是的,这就是人生!

印度是个注重语音、语气的民族,हाँ(是的)这个小品词,把诗中的叹息表达得淋漓尽致。季羡林用语意的重复来表示强调,狄伯杰用印度特有的小品词来表达强调,可谓异曲同工。

但是翻译表达季羡林情感的《红日白云题画诗》,狄伯杰用的是意译加创译法。在我们心目中,季羡林是红日,热恋季羡林并终生不嫁的德国女子伊姆加德是白云,以妻子德华为首的四姑娘山代表山川,田野代表他的事业。这四者的关系缠绵悱恻,只能用古诗表达: 

红日普照本无私,万物相争总嫌稀。

莫问白云是与非,山川沐晖有早迟。

狄伯杰的译文诗味十足,特别是这个“嫌”(बुरा मानकर)译得十分传神到位。

任何一位伟大学者的成长不会一帆风顺,季羡林也不例外。

他在学术界遇到了不少阻力和障碍。这在季羡林的预料之中。所以,他采取了一些策略,譬如自称“门外汉”“野狐禅”“半桶水”,常常说自己“卑之无甚高论”,最有免战牌意义的是将自己的义理文章说成“怪论”。

这段文字中的“门外汉”、“半桶水”、“野狐禅”是很难译的,但狄伯杰对译得极好。一方面说明印地语词汇丰富,一方面说明译者学养深厚又肯动脑筋。 

我在《季羡林评传》中有些比较满意的文字,如说到季羡林为何笃信马克思主义。首先用数据说话,他的著作中出现了几千人名,而马克思出现次数绝对高居榜首。然后我化用医学的抗体理论来说明中国需要马克思主义: 

为何进入近现代,在西方资本主义面前中国文化显得软弱无力,因为资本主义中有新的病毒——暴利和暴力。我们在和西方搞文化交流时,既要汲取它有益的养分,又要抵抗它的双暴病毒。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天然的克星和抗体。中国人民在与殖民主义、资本主义作斗争过程中,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季羡林在对文化交流的深入研究中,深知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的必然与意义。所以,他笃信马克思主义源自自己的学术研究,决非跟风和盲从。

我认真检读了这段文字的译文,译得非常准确和到位。我想,这除了译者的水平之外,和印度现代的遭遇与中国十分相似有关。1857年的民族大起义中,章西女王等大批爱国义士被英军杀害。英国人的“抽血政策”让印度人苦不堪言。难怪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感叹道:“对那些不幸被其统治的国家来说,(东印度公司)造成了毁灭性的伤害。”狄伯杰作为一位印度有良知的知识精英,在翻译上述文字时,不但严肃认真,而且怀着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心情。 

纵观狄伯杰的翻译历程,从《中国诗歌:诗经到西厢记》、《论语译注》、《四书》到《季羡林评传》,一步一个脚印,令人敬佩。我称他为翻译快手、高手和圣手,不仅仅因为他勤奋、争分夺秒和学识宏富,而且还和他的情怀、对中国文化的深刻理解和由此产生的热爱紧密相关。翻译是一门考验人学养和严谨的学问,也是一门讲感情的学问。

在两年多时间内,狄伯杰之所以不辞劳苦将《季羡林评传》的英文版、印地文版同时翻译出版,因为他知道,一个优秀的英文版除了能给英文读者带来喜悦,同时能为德文版,法文版,俄文版等等的翻译出版,起到巨大的催生作用。而一个优秀的印地文版除了能满足广大印地语读者的阅读需求,还能够对催生孟加拉文版、乌尔都文版、泰米尔文版、马拉雅兰文版等等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日文版译者海村惟一教授则表示,他的翻译主要依据中文版原著,但英文版中的一些人名、地名、术语的译法,可供参考借鉴,以免另起炉灶,产生不必要的差错。

当下,各种外文版的翻译正在忙碌进行,预计在二三年内会出版五六种之多。这是“季羡林现象”在他身后出现的新发展,在国内国外都是罕见的。

《季羡林评传(精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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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山东教育出版社
作者:郁龙余 朱璇
出版时间:2016年07月

(本文作者:郁龙余,深圳大学印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本文编辑:云云)

来源:百道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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