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章

俞晓群:作者与福柯

2018年11月13日   作者:俞晓群

【百道网·俞晓群专栏】在今人的观念中,作者是文章的写作者,艺术品的创造者。再进一步,在传媒人的观念中,作者既是一个身份的标志,又有等级的寓意。

《米歇尔·福柯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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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作者:[法] 迪迪埃·埃里蓬 著
译者:谢强 马月
出版时间:2017年06月

在传媒界,“作者”一词的使用频率最高。但如果问:“作者是什么?”还要费些思考。

作者不是一个新词,在我们的语境中,它的含义复杂。《辞源》记载,旧称作者有三个意思:一为创始的人,《礼记·乐记》:“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再为营造的人,《史记·司马相如传》:“因通西南夷道,发巴蜀、广汉卒,作者数万人治道。”三为著书立说的人,《文选》有曹植语曰:“仆少小好为文章,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

顺言“作家”一词,旧义也有三点:一为治家。再为著作者,与作者类同。三为能手、行家,如《景德传灯录》中写道:“僧却打师一拄杖,师曰:‘作家!作家!’”哈哈,此段文字大为有趣。

在今人的观念中,作者是文章的写作者,艺术品的创造者。再进一步,在传媒人的观念中,作者既是一个身份的标志,又有等级的寓意。比如作者与作家、写手等,他们既为包含关系,也可以有高下之分。有些作者是大学者,他可以被称为作者,但在某些文体写作中,却称不上作家。有些作者是名人,我们会称他为作者、名人作家,却不会称他为职业或专业作家。有些作者被称为畅销书作家,作品滚滚而来,但他依然只是一个写手;有些作者珍惜字纸,疏于炒作,但他的学识和文笔,却得到业界的公认。在所属关系上,编辑通常说“他是我的作者”,不说“他是我的作家”。在推介作品时,编辑会根据自己的认知,称著作人为作者或作家。

编辑的追求不同,情操不同,认知水平不同,对作者的评价与称谓也会大不相同。反过来说,一个编辑,他拥有的作者是一面镜子,高低好恶,都放映着编辑的水准。当然,在文化与商业的双向约定中,编辑的终极追求是出版双效的好书。何谓好书呢?情操与乌托邦的执念,都会在强大的政治化与商业化面前崩溃。所以我们对作者的判断,又要倚仗评论家和读者的反馈。但对于出版过程而言,这又是一种缺席审判或称事后的道德评定。再者长期以来,评论家的失位也不是什么新鲜事,更别说他们对读者的正确引导了。好在各个专业的良心还在,好在一些正派的媒体人还在,好在豆瓣一类功能性的网络还在,好在求知者的热情和追求还在。这些存在,使要脸面的作者有所畏惧,他们与社会结构以及商业追逐之间,被一种精神力量,做出一个事实性的切割,在那里,人们对于作者的赞誉、辨析、警示、鞭挞,都更为真实,不致于被商业或某些无耻的因素所左右。

从作者的定义到作者的认知,话题渐远。拉回来,说到作者,我还有一个感兴趣的事情,即作者的身份构成,到底应该是侧重于文人还是学者呢?

先说文人,旧说有二义:一为有文德的人,《书经·文侯之命》写道:“追孝于前文人。”注疏曰:“追行孝道于前世文德之人。”再为擅长文章的人,《论衡·超奇》:“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再说学者,也有二义:一为求学的人,《论语·宪问》写道:“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再为志学之士,有学问的人,《庄子·刻意》写道:“语仁义忠信,恭俭推让,为修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诲之人,游居学者之所好也。”

当今之世,观念流变。而于文人与学者,有两个例说颇为有趣:一是南北观念的差异,以京沪为例,沪上人物好自称文人、文化人,教授、官员都不忌讳;京城诸君好自称学者,诸如学者散文、学者型官员、学者型企业家云云。二是学者瞧不起文人,有西南联大传说为证:一次躲避日军轰炸,奔逃中沈从文经过刘文典,刘说:“陈寅恪跑是为了保存国粹,我跑是为了保存《庄子》,你跟着跑什么!”此事难辨真伪,此话却有屁味。不过对编辑而言,在文人与学者之间如何取舍,使之成为自己的作者,还是要动脑筋。我之所见,此中人物鱼龙混杂:有兼备者,既有学问又会写文章,如胡适、钱锺书;有分离者,不列。有匠人混迹于学者,有文盲妄称为文人。作为编辑,需要有明辨真伪的能力。

此时我想起米歇尔·福柯的一篇文章,题曰《作者是什么?》,此文是呼应罗兰·巴特文章《作者已死》而写的。他说这是一个奇怪的问题,但需要认真解释,因为它始终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其实福柯并不关心上述那些世俗的问题,他的目的,只是为自己的理论学说,修补一些模糊的概念,避免引起读者的误解。没想到福柯对于作者的解构,竟然引出一连串精辟的论断。

诸如,尼采《快乐的科学》中写道:“上帝死了。依照人的本性,人们也会构筑许多洞穴来展示上帝的阴影,说不定要绵延数千年。”福柯文中说:“如果作者已经消失,那么上帝和人共同死去。相反,我们应该重新审视作者消失所留下的空的空间……”

《快乐的科学(尼采后期的重要作品,尼采哲学的入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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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漓江出版社
作者:(德)尼采
译者:黄明嘉
出版时间:2007年02月

再如,福柯以《一千零一夜》为例,讲述了写作与死亡的密切关系,称赞这部书的作者,把战胜死亡的策略,作为他们的动因、主题和借口。“讲故事的人把他们的叙述继续到深夜,阻止死亡,推迟人人都陷入沉默的不可避免的时刻。……在所有那些夜晚,它努力从生存圈里排除死亡。”最终福柯给出一个极为精彩的论断:“凡是作品有责任创造不朽性的地方,作品就获得了杀死作者的权利,或者说变成了作者的谋杀者。福楼拜、普鲁斯特和卡夫卡是这种转变的明显实例。”福柯如此这般的作品解构,确实使人细思极恐。

还有,福柯在论述作者的作用时说,有时作者的独到之处不仅在产生自己的作品,他说:“弗洛伊德不只是《梦的解释》或《诙谐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的作者,马克思也不只是《共产党宣言》或《资本论》的作者:他们二人都确立了话语方式的无穷的可能。”


来源:百道网·俞晓群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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