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网·俞晓群专栏】我是一个以出版为终生职业的人，选书是我全部工作的龙头，不单是为自己，更是为读者。一般说来，选书有两个方向，一是选取新稿编辑成书，再一是选取旧书重新出版。
我是一个以出版为终生职业的人，选书是我全部工作的龙头，不单是为自己，更是为读者。一般说来，选书有两个方向，一是选取新稿编辑成书，再一是选取旧书重新出版。
新稿编辑成书风险很大，能否挣钱还在其次，重要的是一本新稿或新书，它最终成为优秀著作的可能性极低，更不用说最终成为经典著作了。一部经典的诞生，需要多种因素的促成，比如作者所处的时代，先秦能够产生诸子百家，秦代只允许留下“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还何谈产生经典呢？当然也有乱世、衰世或逆境出经典的特例，如司马迁《报任安书》云：“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由此可见，一部文明史，其核心正是一部部经典著作产生的历史。
经典的产生，需要时间的检验与积淀。一些书，在某一时段获得好评，但未必能成为经典；一些书，曾经受到冷落或查禁，但最终却千古流传。许多年来，我一直喜欢止庵的那段话：“什么书好卖就出什么书，无可非议；什么书好卖就读什么书，愚不可及。”我还喜欢王强的观点，他说：“我不急于读当代的新著，拒绝读一些学人的急就文章，我这样做，是对生命的尊重。因为人的生命有限，在有限的时间里，我们只能读一流的书，只能读经典。”这是思想者的经验总结，我们应该早早地给孩子们灌输这样的观念，使之成为他们一生的阅读戒律，使他们未来的阅读生活，不会盲目，不会跟风，不会浪费生命的美好时光。
关于旧书的再造，书业有两个观念很重要：一是其他商品是越新越值钱，书是越旧越值钱；再一是其他行业的主流是向前看，书业是向后看。向后看什么？当然就是找寻经典，从而再造经典。
找寻与再造经典，是一件艰难的事情，但充满了智慧和乐趣。其中有几条原则需要我们遵守：
首先，再造经典要尊重原著，尊重原典。《论语·述而篇第七》写道：“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对于这句话，有人理解为孔子提倡“只说不作”，所以有《论语》那样语录集结的书传世。其实这样的理解不对，孔子是说，对于前人的经典，只能传述不能擅自改动，要相信和喜爱古代的经典。数千年来，擅改经典带来的恶果很多，如汉代以降谶纬著作的出现，曾几何时，造成“有一经必有一纬”的局面，并且谶纬大有替代经书的架势。此后遭到禁绝，现在连谶纬著作完整的版本都找不到了。至于当代，乱解经典的丑闻更多，好在它们大多数即生即灭，不会贻害后人，只是眼下那些盲目的跟读者可怜了。
其次，再造经典要尊重文化，尊重历史。说白了，就是要跳出现时代的藩篱，老老实实地做好收集、抢救、整理、研究、收藏和真实再现的事情。不能大轰大嗡，不能搞运动。像秦始皇搞焚书坑儒，造成文化断层；汉武帝又广开献书之路，导致“书积如丘山”；清代《四库全书》成就巨大，但在篡改、销毁典籍方面，也创下了世界之最，难怪鲁迅说：“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面对如此起起伏伏的传统，真的需要我们认真反思，否则不知有多少经典还会被扭曲和湮没。
站在出版人的角度，经典的再造，在坚持上述观念、辅以内容约束的基础上，可以有三个方面的追求：
一是不断出版文库版经典图书，这是一个国家走向兴旺发达，必须完成的一件事情。比如我们考察所有发达国家的文化标配，那里面一定有一套或几套文库版图书的存在，像英国的“人人文库”，日本的“岩波文库”等等。因此我们也应该不间断地做起来，做经典著作的简装书，做干干净净的文库版，要尊重传统，要请专家选书和注释，要廉价，要准确，志在面向大众的传播与启智。
二是出版各种形式的影印版经典图书，如今随着数字化的进步，人们原以为电子版、网络阅读会替代纸书阅读；没想到时至今日，它们不但达到共存，而且数字化高清技术的进步，还改变了影印的意义，为纸书的再造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比如一些科技类、教育类图书的出版，已经取消了库存的概念，因为数字化带来的高清技术和即时印刷，每年都在降低成本，在开机数量、印刷质量与人工成本等诸多方面，都向传统印刷发出了挑战。由此带来的出版品类，也在发生着全方位的改变，诸如仿真、复刻、激光版等，都为经典图书的再造，创造出多样化的可能。
三是传统书籍装帧艺术的复苏，也为经典纸质书的制作，提供了更多的可能。这是一种向后看的创新，它的触角直接伸向中西书装两界，其中有材料的进步，有手工与现代制作技术的结合，还有文化的交融与互补。这方面的工作，对于经典著作的再造与传播，也有重要的意义。
总之经典的再造，不单是一项商业活动，更是一种文化追求，为此我们应该做更多的思考与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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