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编按】有着六十余年历史的上海古籍出版社是新中国最早的“两家半”古籍社中的一家，多年来一直坚持古籍出版的专业方向。日前，由该社出版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详考》荣获第四届中国政府出版奖，这套340万字的巨著，被著名学者邵毅平称为“东亚古典学研究的杰构”。在接受百道网采访时，上海古籍出版社总编辑吕健为我们详细介绍了《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详考》的出版价值，以及他们在2018年即将推出的重磅产品。
上海古籍出版社总编辑 吕健
百道网：《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详考》获得了第四届中国政府出版奖。请您介绍本书内容及出版价值。
吕健：《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详考》是孙猛教授对一位日本人编纂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一书的研究和考证。
《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以下简称《见在目》）由日本学者藤原佐世于宽平年间（889-897）奉敕编纂，是日本现存最早的汉籍目录，距今一千一百余年，即日本平安时代的前期，其时日本大规模输入中国文化告一段落，以此书对输入日本的汉籍作一总结，堪称中国文化影响日本的一大结晶。
《见在目》模仿中国《隋书·经籍志》分类的结构和次序，共收录唐及唐以前汉文古籍一千五百七十九部。此书的价值体现在文献学与史学两方面，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成书时间早。据孙猛教授考证撰成在日本宇多天皇宽平三年（891），相当于中国唐代僖宗末、昭宗初，所以考察唐代及以前的中国书籍，《见在目》也是必不可少的。二，著录书的数量比较多。全书收录汉籍一千五百七十九种，接近《隋志》的一半，也就是说几乎是8世纪前中国图书的一半，更占了当时传入日本汉籍的近九成，并有约三分之一不见于《隋志》。三，《见在目》的“见（现）在”，就是宽平三年，是一部记录实存图书的目录，书名、卷数和撰者，都按实存图书或当时目录忠实著录，因而可信度很高。四，它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以及日本文化学术史，尤其是早期日本汉籍史的研究提供了可贵的史料学依据。所以在文献学上，此书价值不亚于《隋志》，在东亚史学方面，其价值更是无可替代。
《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详考（全三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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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作者：孙猛
出版时间：2015年09月
《见在目》虽为日本国著作，但系汉文撰著，反映的也是中国古代古籍的存佚情况，对考察唐前著作流传与中日文化关系都有十分重要的文献价值。自从清光绪十年（1884）黎庶昌把这部目录刊入《古逸丛书》以后，也逐渐为中国学者所了解。大概因为此目录属日本汉籍，撰者又是日本人，国内比较详细评价、研究这部目录的学者不多。这么重要的一部汉籍目录，本来似乎应该成为显学的，但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在孙猛之前，几乎很少有人深入研究。专著只有日本人写的寥寥二三种，文章包括稍有所涉者在内，合计中日也仅有二三十篇。显而易见，已有的研究与此书的价值不成比例。孙猛教授利用在日本大学工作之便利，费二十余年时间，收集了大量资料，对《见在目》的撰者、成书、流传、版本以及有关研究的现状及其学术价值，作了深入的考证、研究，成就这部340万字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详考》（以下简称《详考》）。《详考》堪称有关《见在目》的集大成式的整理研究成果，它的出版为中国学者进一步应用研究《见在目》提供了详尽的资料，必将推动中国学界这一领域的学术研究。
《详考》的出版，得到了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的资助，使得出版经费得以保障。本书出版之后，国内外知名学者如邵毅平、李庆、陈尚君等纷纷撰文，予以高度评价。邵毅平称《详考》为“东亚古典学研究的杰构”，李庆从资料的收集丰富、史实的考证详实、见识的精到谨严三方面盛赞《详考》。《详考》分《本文篇》、《考证篇》、《研究篇》、《资料篇》四部分，陈尚君读后逐篇述感：《本文篇》实际上是一部室生寺本《见在目》的精校本；《考证篇》是全书的重心，具备古典解题目录的所有特点，是一部很有价值、富有特色的解题目录；《研究篇》是专人（藤原佐世）专书（《见在目》）研究的论文集，属于日本古典文献学范畴，孙猛的论述澄清了一些重要问题。日本有关人员也表示，今后讨论、研究《见在目》，想绕过《详考》是不可能的；而研究“日本文化之宝”（指《见在目》）的著作，没能经日本的出版社出版、没能用日文出版，“真感到遗憾”。
百道网：出版一部340万字的巨著，对编辑来说必然是巨大的考验。在出版这套书的过程中，编辑力体现在哪里？
吕健：《详考》一书的责任编辑谷玉女士在被问及编辑该书过程中做了哪些工作、有什么经验时，有这样一段话，应该说是道出了实情，也道出了责编工作的真谛：“我觉得所有的编辑在一部书稿上所做的工作，应该是大同小异的，无非是数量多少、难易程度的区别而已。如果一定要说的话，我想，记得以前曾经有人把图书编辑叫编书匠，不少人不以为然，我倒是觉得作为编辑就是要以‘匠人之心’对待每一部书稿，并且要与作者作有效的沟通，建立良好的互信，齐心协力出好每本书。”
当时，作者孙猛身体欠佳，迫切要求尽快出书，但作者撰写此稿时间跨度较大，前后常有体例不统一（还包括格式、标点符号、新旧字形及因作者电脑使用日本中文系统文中有大量日本汉字等），行文、引文亦多有重复之处，书稿中大量的引文，亦未做核校工作。如为赶进度，草草出书，必留无法弥补的遗憾，这对作者、对出版社都是不负责任的。而作者此时身体有恙，再做大量的修改工作，已无可能。于是，责任编辑与身在日本的作者作了坦诚的沟通。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抓紧时间”的原则下，为省去两国间邮件来往的时间，以电子文本审稿，编辑逐字逐句地阅读，将已修改的部分以绿色标出，有疑问之处则以红色标出，采取流水作业的方式，即编辑看完一部分，就交由作者复看。大量细致繁琐的工作之后，一部高质量的图书就此诞生。
百道网：从您的介绍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古籍出版对编辑的能力有着更加严苛的要求。为了培养出优秀的古籍编辑，保持人才的源源不断，社里是怎样做的？
吕健：一流的出版社需要一流的人才。我社长期坚持实施“人才兴社”的发展战略，通过多种合适的途径，积极营造人才发展环境，努力创造岗位成才的条件。
2007年起，我社党政班子专题研究了招聘编辑的办法，向社会公开纳贤，在对近百位应聘者严格筛选后，由本社资深编审准备考题，在专业笔试的基础上又进行了面试，最后录取了8位应聘者。专业笔试加面试的做法一直坚持至今，成效显著。
为了帮助新进出版社的编辑尽快胜任工作，我社会为他们每人安排一位资深编审作为带教老师，举行隆重的“拜师会”。带教老师负责三审该新编辑的稿件，一对一指出其问题所在与注意事项。
我社对新编辑的培训注重多层次与实效性。所谓多层次，是指从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层面的全国古籍整理出版编辑培训班，到出版社层面的新编辑校对培训班，到编辑室层面的交流会这三个层次。我社每年都要安排相关编辑参加全国古籍整理出版编辑培训班等各种业务培训和学术会议，让他们了解行业大势与学术动态，拓宽视野；我社举办青年编辑培训班，由资深编辑与相关部门负责人结合出版社实际为他们讲解社史、编辑流程、审校方法、图书成本及制作、美术设计及营销方案等，还不定期邀请业内资深权威和知名学者来社举办讲座，或分析出版态势，或追踪学术热点，或宣讲政策法规，提升编辑的业务素养和对市场的判断力；相关编辑室定期进行交流，每次由一名编辑主讲，结合自身工作实际，或涉及某一专门领域图书出版的操作，或探讨如何处理好加急书、改版书、排版设计等具体问题，分享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所谓实效性，是指我们的培训从编辑实务出发，结合具体实际与编辑实战，一般不空谈理论性或概论性的东西。因为我们认为编辑是一门实践的学问，结合切身感受、针对切身问题的学习，往往更有实效，也更为实用，因此我们注重在实践中学习，在实践中提高。
百道网：近年来有很多出版社涌入到古籍的整理和出版之中，作为一家在业内久富声誉的专业古籍社，上海古籍出版社在2018年会着重向哪些方面发力？
吕健：2018年，我们首先有四个方面的坚持：贯彻国家文化战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坚持致力于大型、超大型集成性资料的出版，坚持致力于高质量古籍整理的出版，坚持致力于原创性前沿性学术研究著作的出版，坚持致力于完善古籍基本面的各层次的图书出版。
其次，有四个板块的拓展：在这几年取得初步成效的基础上，拓展以出土文献文物资料集成、南方地区考古成果、古文字为重点的文物考古与古文字板块的图书出版，拓展以敦煌吐鲁番文献、地方志及地方文献、家谱、少数民族文献为特色的地域文献板块的图书出版，拓展文博类、艺术类画册（包括碑帖）、线装书板块的图书出版，拓展结合我社实际情况、契合自身特点的畅销书与常销书板块的大众读物出版。
此外，还有两个方向的突破：以积极而又稳妥的方式，努力实现在数字出版上的突破，努力实现在阐释传统文化当下价值方面的主题出版上的突破。
今年主要想着力推进的五大重要产品有：
《格萨尔文库》，含藏、蒙、土、裕固等多民族、多语种包括对应汉译的《格萨尔》，为国内首次全面汇集最为齐全的各种版本的整理，列入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中国少数民族家谱通论》《中国少数民族家谱总目》，前者分四个区域概述中国少数民族家谱存世分布情况、起源与沿革、种类、体例、内容及其价值等，后者为包含中国少数民族家谱信息资源的联合目录，两者皆属“中国少数民族家谱丛刊”，列入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中国海域史》，首部以海域为单位对中国海洋历史进行全面研究的系列专著，列入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民国上海市通志稿》，20世纪30年代初期上海市通志馆曾编修记载上海历史与民国时期上海情况的方志，其中存留大量珍贵文献资料，但尚未最终完成，本书是其稿本的整理本。
《韩国汉文小说集成》，属《域外汉文小说大系》之一部，汇集古代朝鲜用汉文书写的小说一百余种，并加以整理。
（本文编辑：Ju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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