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网·俞晓群专栏】我国近代新闻出版史上，出现过很多文人办报、办出版的，大半为文化进步。他们秉七寸之笔论衡时政，曾发生无数光、热、影响，但罕见能长期维持或建立规模。因为知识分子对经营大都一窍不通，生存维艰，更遑论发展了。王韬在香港经营书报十二年，回到上海又经营多年，经营必然得法。
回顾中国百年出版史，通常观点：中国新出版第一人，必称张元济；中国新出版第一家，必提商务印书馆。
何谓“新出版”？此语出自沈雁冰的一句话。他在晚年回忆录中说：“张元济是新出版的辟草莱者”。汪家熔站在史家立场上，将此语做细致考证与分析，指出最早实践“新出版”者是王韬。他从一八七三年编译出版《普法战纪》，是第一本让中国人了解西方的著作；接着他又出版黄遵宪《日本杂事诗》，这些出版活动堪称中国“新出版”的开创之举。此后几十年间，新出版从形式到内容逐渐完善丰富。一八九七年商务印书馆成立，一九〇二年张元济投身商务印书馆，又为“新出版”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关于王韬（一八二八——一八九七），胡适称之为近代译书事业“一个重要的先锋”；汪家熔称之为真正的“新出版第一人”。以往出版史对王韬研究不够，其实他早在一八四八年受聘于教会出版社墨海印书馆，在那里工作十三年，主要为宗教读物文字润色、加工。一八七三年他在香港集资成立中华印务总局，创办《循环日报》，出版《韬园文录外编》等；一八八四年他回到上海，翌年成立韬园书局，以木活字印书，也用美华印书馆的铅字印书。两地前后可以考察到的书目有六十种，诸如《板桥杂记》《吴门画舫录》《雪鸿小记》《秦淮画舫》《白门新柳记》和《竹西花事小录》等。
研究王韬，汪家熔感叹：“我国近代新闻出版史上，出现过很多文人办报、办出版的，大半为文化进步。他们秉七寸之笔论衡时政，曾发生无数光、热、影响，但罕见能长期维持或建立规模。因为知识分子对经营大都一窍不通，生存维艰，更遑论发展了。王韬在香港经营书报十二年，回到上海又经营多年，经营必然得法。”
以上王韬故事提示我们，一是百年商务印书馆不会凭空产生，其前还有一段鲜活的历史，需要我们正视和客观评价。二是对于历史人物不可凭空拔高，当然谁是第一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于一段历史演化过程，我们更需要真实性的再现。
当然，有时弄清一段历史很难，即使没有时事政治的干扰也未必能做得准确。依然以汪家熔研究为例，他在《研究出版史个案必须见书》中写道：“出版史是写书的历史，千万不能离开书来写。”比如通常观点认为，一八九七年商务印书馆诞生时，它的创业者只是几个“梦想发财、文化低的工人”；一九〇二年当张元济加入之后，才开始出版一些优秀著作。所以许多名著初版并不在商务印书馆，像《天演论》《茶花女遗事》等，都是后来经由张元济等人之手，转到商务印书馆出版。
按照这样的观念推断，汪先生在撰写《商务印书馆九十年大事记》时，经过版本对照，认为马建忠《马氏文通》在商务印书馆的初版时间是一九〇四年。但根据该书的使用情况判断，此书在十九世纪末已经出版，一九〇三年还被清廷将文法列为课程。因此汪先生认为，《马氏文通》也像《天演论》《茶花女遗事》一样，刚问世时不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后来由张元济等转过来。但汪先生写道：“不久在一个图书馆的线装书目录里找到真正的初版，竟然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出版于一八九八年！”为此汪先生连声感叹，声言低估了当时的总经理夏瑞芳，“这才对夏瑞芳钦佩不已。”不过直到《商务印书馆一百一十年大事记》，才将此记载改正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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