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网·俞晓群专栏】韬奋先生的才华是公认的。所以有人让他加入国民党，他说：“我觉得以国民的立场较国民党员的立场为佳。”有人劝他做陈布雷那样的“文胆”，他却叹息陈先生不再是那个有责任、有文字修养的“畏垒先生”，只做一个消极的起草人，即使做到独善其身也是不够的。
邹韬奋
邹韬奋：大众的“文胆”
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四日，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在邹韬奋先生不到五十岁的时候，他因为罹患癌症离开这个世界。
一九四九年后，研究邹韬奋先生的文字一直很多，尤其是改革开放后，著作有《邹韬奋》《忆韬奋》《邹韬奋传》《邹韬奋的故事》《邹韬奋传记》《少年邹韬奋》《邹韬奋谈人生》《韬奋新论》《邹韬奋全集》（十四卷）和“走近韬奋丛书”等等，达数十部。
近些年，当人们再度评说那段历史时，韬奋先生的名字依然熠熠闪光。二〇〇九年，他被列为“一百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称赞其“以犀利之笔为人民大众服务”。 二〇一四年，他被列为“第一批三百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身份是“新闻记者、出版家”。二〇一五年，十四卷《韬奋全集》（增订版）在他诞辰一百二十年之际出版。再有，他的相关著作如《出版家邹韬奋》《忆韬奋》和《韬奋六讲》等等，还在不断面市。
近日又读到韬奋先生两部选集《转到光明的反面去》和《生活与我》，上海交大出版社出版，聂震宁先生选编。前一册为政治随笔、散文游记、书评书话及序跋，后一册为生活与工作自传。聂先生称赞韬奋先生“在写作上自成一家”，一生致力于创造一流的文化事业，从而“浸润千万普通大众的心田”。
我为这两部韬奋著作的出版而感动。它们是从近千万字的韬奋作品中遴选出来，选编者的工作主旨，既是一种导读，也是一种表达，因为韬奋的名字已经化作一种精神，融入于我们这个时代之中。它经历政治风雨的冲刷与洗涤，经历某些因素的修正与锈蚀，此时确实需要加以磨濯，消除后来者的麻木、无视、无知或曲解，使那些本真的东西，闪现出固有的光芒。总之，我们试图了解一个人的思想本质，阅读原著是最好的办法，有时也是唯一的办法。
其实几十年来，人们解说“韬奋精神”时，产生过许多赞美之词，我曾把它们收集起来，感叹其“几乎可以覆盖中华民族全部的传统美德和进步思想。像：真诚、自由、创造、硬骨头、独立、认真、献身、革命、爱国、大公无私、嫉恶如仇、不屈不挠、坚定、虚心、公正、负责、刻苦、耐劳、同志爱、群众观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直至共产主义精神。”但韬奋先生是如何解说呢？他说自己最敬佩“傻子的勇敢”，正如高尔基《鹰之歌》中写道：“我们唱着歌，赞美傻子的勇敢”！ 其中蕴含着两个要点：独立与真诚。
为了了解“韬奋精神”的实质，在韬奋先生诞辰一百二十三周年之际，让我们认真读一读他的原著，倾听他的故事，真实地领会他的思想和行为，实在是最好的纪念。在这里，我列出三段难忘的阅读记忆，与大家共享：
六次流亡
一九二一年，韬奋先生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就认定未来要进入新闻界，做一名记者。做什么样的记者呢？他最敬重梁启超先生。当年袁世凯想当皇帝，以二十万元贿赂梁先生，希望他不要撰文反对。梁先生答道：“我诚然是老于亡命的经验家，但宁愿乐于亡命，不愿苟活于此污恶的空气中。”韬奋先生对此大加赞赏，将梁先生奉为人生导师。一九三一年韬奋先生任《生活》周刊主编时，也曾遇到类似的事情：有读者来信，揭发当时的交通部长王博群贪腐丑行，王博群闻讯送上十万元，请韬奋先生不要刊载，遭到严词拒绝。
这样的人生追求，也使韬奋先生不断受到恶势力的迫害，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他曾流亡六次，有“流亡记者”的称号。第一次是一九三三年七月，他为逃避迫害流亡海外；第二次是一九三五年三月，他为逃避蒋介石邀请流亡香港；第三次是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日寇入侵上海，他流亡武汉；第四次是一九四一年三月，生活书店五十多家分店几乎全部被查封，他为逃避迫害流亡香港；第五次是一九四二年一月，日寇占领香港，他流亡广东抗日根据地；第六次是一九四二年末，韬奋先生病重，且被特务跟踪，他流亡上海。
比如第一次流亡，韬奋先生谈到两个原因。一是他主编的《生活》突飞猛进，由一个几千份的内部刊物，几年内每期销量达到十五万份，成为当时销量最大报刊。苏雪林女士写信将此事告诉胡适先生，胡先生不信，说出版界邵某说不过二万份而已。韬奋先生开玩笑说，如果那些人也像胡先生那样看不懂就好了，可惜他们看懂了，最终查封掉生存八年的《生活》周刊，蔡元培、黄郛等人出面求情都没有用。二是蔡元培、宋庆龄发起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有鲁迅、胡愈之、林语堂、王云五、沈钧儒、郁达夫、叶绍钧、茅盾和邹韬奋等名流参加，杨杏佛任秘书长，曾营救过陈独秀、邓中夏、廖承志、陈赓、丁玲和潘梓年等志士。后来杨杏佛先生被暗杀，杨先生刚与小儿子杨小佛上汽车，子弹四面飞起，杨先生用全身包围住儿子，被打得满身弹孔。据传暗杀的黑名单上，还有韬奋先生的名字，因此他开始第一次流亡。英国、德国、苏联和美国，韬奋先生分别写四本书：《萍踪寄语》三卷和《萍踪忆语》。他说有一次见到周恩来先生，周先生偶然提到《萍踪忆语》，称赞这本书写美国“亲切有味，内容丰富”。
再如第二次流亡，最初由国民党高官刘健群、张道藩来探听韬奋先生的口气，后来杜月笙先生出面，邀请韬奋先生去南京见蒋介石。杜先生拍胸脯说，安全没有问题，保证陪他同去同回。临行前夜，韬奋先生因故取消此行，杜先生很不高兴。第二天戴笠在南京车站接他们，天降大雨，戴笠没接到人，半路上车子还翻掉，弄得满身泥污。韬奋写道：“实在对不住他。在他们看来，我是一个最不识抬举的人。”此后经人劝说，韬奋先生出走香港，开始第二次流亡。
韬奋先生通过两件事证明，自己不去南京是对的。一件是此前发生过吴稚晖等四老担保，李济琛先生去南京，结果被扣留在那里的事情。另一件是三年后，韬奋先生在重庆见到张群先生，张先生说那次请你去南京，是因为陈布雷太忙，想请你去做“陈布雷第二”，帮助政府做事。韬奋先生说，如果我不做，要被扣留；如果我做，一定做不好，那比扣留更糟糕。
七人之狱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深夜，韬奋先生与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王造时、史良和沙千里为组织救国会而被捕，在苏州度过八个月的铁窗生活。
韬奋先生几次写文章记叙那段遭遇，一位大记者的视角如此与众不同，留下极其生动的记忆。一是李公朴先生，为在法庭上发挥效果，他把材料背得烂熟，在号子里大练其嗓子，发言时震动房瓦，他们在待审室听到李先生哗啦哗啦的声音，不禁失笑。李先生回来赶快问怎样？韬奋先生回答：“一两千听众一定会对你的救亡伟论听得清清楚楚。”二是王造时先生，一位博士，教授，大演说家，他出庭时口若悬河，挥手大作其演说家姿态。讲着讲着就由面对法官转三十度，逐渐面对听众。法官提醒，他转回来，过一会儿又转过去，引得全堂大笑。三是沈钧儒先生，一副美髯，蔼然仁者，岸然道貌，配合起来让人肃然起敬。法官也不忍老先生久立作答，专门安排一张椅子。但他要与救国同志同甘苦，不愿独坐，始终未应允。四是章乃器先生，他在法庭上大声狮吼，历数日本人把中国工人像猪猡一样虐待，引得在场法警们连连点头。五是沙千里先生，他在狱中研究英文，研究法律，学唱《苏武牧羊》。六是史良女士，她最初被认为证据不足，允许律师保出，公安局仍坚发拘票，她拒绝到案。但她见到上述同案六人解送苏州入狱，她于十二月三十日到苏州自行投案。
七君子事件，韬奋先生还记载一段“胡子的故事”：沈钧儒先生是美髯公，李公朴先生的胡子像板刷。在去法庭的路上，每两人共乘一辆车，史良独坐，汽车的踏板上站着持枪的宪兵。沈李同在一辆车上，沿途警察加双岗，他们不知车上是何人物，因此不理别人，只给有胡子的沈李二位敬礼。李先生一路还礼，累得够呛，回来后还大拉其胡子，认为这把胡子不可不留。
谁的“文胆”
韬奋先生的才华是公认的。所以有人让他加入国民党，他说：“我觉得以国民的立场较国民党员的立场为佳。”有人劝他做陈布雷那样的“文胆”，他却叹息陈先生不再是那个有责任、有文字修养的“畏垒先生”，只做一个消极的起草人，即使做到独善其身也是不够的。有人提出将生活书店、正中书局和独立出版社三家合并，他说，这样做会使生活书店失去店格，“我认为失去店格就是灭亡，与其失去店格而灭亡，还不如保全店格而灭亡。”
就这样，韬奋先生主编的“六刊一报”被禁掉，即《生活》《大众生活》《生活日报》《生活日报周刊》《生活星期刊》《抗战》和《全民抗战》。韬奋先生出版的图书，仅抗战时期被查禁的书目，就有二百多种。韬奋先生主持的生活书店，在一九四一年二月，五十六家书店被查封五十五家，四十多位经理被捕。此时韬奋先生还在参加国民政府的参政会，他只有辞去参政员，含着眼泪，愤然离开会场。
二〇一五年，韬奋先生的小女儿邹嘉骊接受采访时说，她在编《韬奋全集》时，想到父亲被扣留的稿子，曾去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查找，结果在国民党档案里，找到十一篇被查禁、扣留的父亲文章，“一看原稿的毛笔字，我就知道这是父亲的字。”
其实韬奋先生的追求并非高大上。他说：“作为编辑，我只是为读者服务，一生乐此不疲。”读者是什么？就是大众。所以称韬奋先生为“国之文胆”，他只想做大众的文胆，替大众生活奔走呼号。正如范用先生所说：韬奋先生“毕生做人民大众的喉舌，替老百姓说话，……”正如韬奋先生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当有人问，抗战胜利后，中国会成为什么样的中国呢？他说：“人人有饭吃，人人有书读，人人有民主权利。”
（新京报2017年7月22日）
(本文原载于：新京报2017年7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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