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网·俞晓群专栏】第一家称“出版社”的企业，正是中共创办“人民出版社”。一九二一年成立，负责人李达，地点在他的寓所。出书十八种，包括《马克思全书》《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入门》《列宁全书》《女性中心论》《马克思主义和达尔文主义》和《进化》等。
土山湾印书馆的铸字车间
近日研究晚清以降“中国书籍史”，可惊可叹之处不少。
先是“出版”一词的产生，一直来路不明。《辞源》没有此词，只有“出品”，词意是“作品”，其中引宋米芾《画史》曰：“杭僧真慧画山水佛像，近世出品，惟翎毛墨竹，有江南气象。”《辞海》有此词，却只谈近现代的词义，未谈出处。另外《辞源》有“版本”一词，称“古以雕版印刷之书为版，手抄之书为本。”可见“出版”在古代中国，也是有其实而无其名，或曰另有其名。
据言十八世纪中叶，日本已经有“出版”一词产生，中国却迟到十九世纪末，即晚清年间，才开始出现零星使用“出版”和“出版社”的称谓。即使那一百年里，西学东渐、戊戌变法一类事情闹得沸沸扬扬，即使那一百年里，极具现代意义的出版机构纷纷涌现，但“出版社”一词真正全盘占领出版领域，还是在上世纪中叶之后。
读《上海出版志》，二〇〇〇年上海社科院出版社，将上世纪中叶前上海的出版机构分为四类：外资、民间、官办和中共创办，从创于明万历年间扫叶山房（一八八〇年在上海设分号）开始，到一九四九年止，上海先后有三百余家出版机构，那时的名称有书馆、书局、画馆、书楼、山房、翻译局、学会、公会、译书局、印书馆、书院、社、书社、馆、书室、公司、图书公司、书庄、书店、图书馆、印刷公司等。无论这些机构叫什么，都从事编辑出版工作。比如：
土山湾印书馆，一八六四年上海耶稣会开办，虽称“印书馆”，实则以出版业务为龙头，以印刷与发行为两翼。一八六九年重刊利玛窦、南怀仁、艾儒略著作；一八七四年出版刊物《益闻录》《格致益文汇报》；拉丁文《中国文学课程》五册；科学著作《形性学要》《五洲图考》《物理推原》《中国学丛书》《扬子江上游图》和《江苏省份图》等。一九五八年，土山湾印书馆才并入上海中华印刷厂。
元昌印书馆，一九二〇年张才良创办，也是一家出版社，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还出很多书，如《库页岛的早晨》《难忘的一九一九》《蓝色的多瑙河》和《暴风雨》等。
良友图书印刷公司，一九二五年伍联德创立，虽称“印刷公司”，实为出版社，曾出版大批优秀书籍。如出版中国第一本大型画报《良友画报》，伍联德、周瘦鹃等主编，月销三万册。赵家璧、郑伯奇任编辑后，出版“中国新文学大系”“良友文学丛书”和“一角丛书”等，作者有鲁迅、茅盾、巴金、老舍、郑振铎、周作人、郁达夫、朱自清、洪深、阿英等。
那么，从晚清到上世纪中叶一百多年间，上海存在的那些出版机构，他们的名字是否有叫“出版社”的呢？十九世纪没有，进入二十世纪才有。
第一家称“出版社”的企业，正是中共创办“人民出版社”。一九二一年成立，负责人李达，地点在他的寓所。出书十八种，包括《马克思全书》《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入门》《列宁全书》《女性中心论》《马克思主义和达尔文主义》和《进化》等。为防止迫害，出版时署名“广州人民出版社”。两年后迁往广州，与新青年社合并。
此后称“出版社”的公司逐渐多起来，诸如：创造社出版部，一九二六年，叶灵凤、潘汉年；红黑出版社，一九二八年，胡也频、沈从文、丁玲；独立出版社，一九二八年，季灏；潮锋出版社，一九三四年，卢春生；文化生活出版社，一九三五年，巴金；读书生活出版社，一九三六年，艾思奇；北雁出版社，一九三七年，杨朔；大众出版社，一九三八年，赵朴初；群益出版社，一九四二年，郭沫若；上海出版公司，一九四五年，郑振铎；大孚出版公司，一九四五年，陶行知；晨光出版公司，一九四六年，赵家璧；星群出版社，一九四六年，臧克家；鲁迅全集出版社，一九四七年，许广平等等。
另外，那些年办“出版社”的名人真多。除去上面那些，还有：夏瑞芳、鲍咸恩商务印书馆，梁启超大同译书局，张元济南洋公学译书局，黄宾虹神州国光社，俞复文明书局，陆费逵中华书局，汪孟邹亚东图书馆，沈知方世界书局，陈独秀新青年社，郑振铎、顾颉刚、胡愈之、周予同、顾颉刚、沈雁冰、王伯祥、俞平伯朴社，毛泽民上海书店，张静庐光华书局，章锡琛开明书店，平襟亚中央书店，徐志摩新月书店，张竞生美的书局，蒋光慈、钱杏邨春野书店，鲁迅、柔石朝花社，周佛海新生命书局，邵洵美金屋书店，姚名达女子书店，鲁迅三闲书屋，邹韬奋生活书店，胡愈之复社，阿英风雨书屋，姚蓬子作家书屋，胡风希望社，储安平观察社，等等。
上世纪中叶以后，可能是计划经济逐渐强势，最终除几家老牌出版社保留原来的名字，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三联书店等，其余一律统称出版社。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有所改变。
最后说一说“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名字。它一八九七年由鲍咸恩、夏瑞芳、高翰卿和鲍咸昌几个年轻人发起创办，后来成为中国百年出版史的一面旗帜。那么它为什么叫“印书馆”呢？看一下本文上面的历史介绍，原因不言自明。胡愈之先生也说过：“那时连印刷厂的称谓都没有，所以叫印书馆。”胡先生一九一四年十八岁时，经张元济先生批准，以练习生身份进入商务印书馆理化部。
商务印书馆最初的厂址
有言“印刷”一词为外来语，《辞源》和《辞海》均未说明出处。其实在宋沈括《梦溪笔谈》十八卷中已见：“常作二铁板，一板印刷，一板已自布字。”由此可知，“词”非外来，只是近现代“印刷厂”概念的使用，大约源于日本（近日我曾向李长声先生请教）。不然国人最骄傲的“四大发明”都不知所云了。上面的绍介也可以看到，晚清至民初，东西文化碰撞交融，法律混乱，西方出版与中国传统印书作坊混淆，导致所谓出版社与印刷厂等混为一体，比如美国长老会的美华书馆，他们在封面上签署“出版”的地方有印刷所、发行所、藏版、活字版、镌印、总发卖处、擺印、重印等称谓，反映出当时“版权”概念的混乱，其表达方式也很有中国特色。
这里要提到鲍家的贡献。当时在上海，身为牧师的鲍哲才参与创建美华书馆，他育有三子三女，包括咸恩、咸昌、咸亨、鲍大姑（佚名）、翠玉等，均就读于美国长老会举办的清心书院。鲍咸恩等人为商务印书馆启动，希望筹集四千元资金，最终有八位投资人入股，其中有六位都是鲍氏一族的人，共积得三千七百五十元。投资人张蟾芬的夫人鲍大姑是鲍家长女，她从清心书院毕业后，留在书院教书。她建议起名上海商务印书馆，英文名字为The Commercial Press。此中用“Press”，一定是受西方教育的影响。当时西方传教士在上海开办“Press”，有名的“墨海书馆”，英文是The London Missionary Press，直译“伦敦传教士出版社”；还有“美华书馆”，英文是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直译“美国长老会出版社”，用的都是“Press”， 有印刷机、印刷厂、报刊、报业、出版社、通讯社之意。中译名为“书馆”，他们都出版很多书籍。鲍大姑为商务印书馆用“Press”，本意是走上述两家的道路。
（本文首发于2017年7月4日 《辽宁日报》。）
(本文原载于：2017年7月4日 《辽宁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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