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场才子与小报文人》，蔡登山著，金城出版社2012年1月版，29.80元。
蔡登山 1954年生，台湾台南人，淡江大学中文系毕业。曾任高职教师、电视台编剧，年代及春晖电影公司企划经理、行销部总经理。沉迷电影及现代文学史料达三十余年，近年来致力于中国现代文人的研究，在内地出版图书《人间四月天》、《张爱玲色·戒》、《鲁迅爱过的人》、《民国的身影》、《那些才女们》等。
几天前，蔡登山去了趟台南，为某医护学校做了一场关于“民国文化名人”的通识讲座。下午讲罢，又马不停蹄赶回台北。作为图书公司的副总编辑，今年全年，他要负责一百本文史类书籍的出版工作，这其中有九成是大陆学者的书稿。从往返大陆联系作者，到审稿、校稿、付梓，每一环节他都深度介入。工作之余，还要见缝插针复刻史料，并为多家报刊撰写文史专栏。
对于这种高频的生活，58岁的蔡登山显得颇为淡定———大学毕业后，他就以“双重身份”开始平行生活，直至今日，依旧乐此不疲。三十多年前，蔡登山从淡江大学中文系毕业，每天上午在一所高职学校教授国文课，午饭后，又匆匆赶到电影公司上班。他从最底层的片库管理员做起，兼顾影片宣传、预告片剪辑。5年后，他辞去教职，除在春晖电影公司的工作外，开始利用闲暇时间，到中央研究院和台湾大学图书馆进行文人研究，并有计划地搜集《新文学史料》旧刊。
蔡登山告诉南都记者，对新文学的兴趣与大学时代看“禁书”的经历密不可分。在戒严、镇压的“白色恐怖”时期，国民党规定：若作家1949年之后留在大陆，未随其一同撤退，则作品一律查禁，鲁迅、周作人、曹禺、沈从文等人都榜上有名。关键人物的缺席，便造成文学史的尴尬。蔡登山说：“大学修现代文学，两个学期只讲了朱自清、徐志摩、郁达夫等三四个作家，就觉得很奇怪，越读不到越饥渴。”他清楚记得，在台大附近新生南路有位书商施老先生，五六十岁光景，用简易木板搭成书架，将各类翻印的禁书掺在正版书里一起卖。遇到熟悉的面孔，老先生会领去骑楼下的某间店铺，在犄角旮旯看更多“好货”。为躲避警察搜查，许多禁书不得不将作者改名换姓，比如用“本刊编辑部”代称，而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则把名字直接改成了真名“周树人”———“因为警察的黑名单上只有笔名‘鲁迅’二字。”蔡登山笑呵呵地说。
作为禁书情节的延续，为了给台湾年轻人一个“翻开书本接触经典”的理由，1993年，已是电影公司行销部经理的蔡登山开始筹拍《作家身影》系列纪录片，任制片人及编剧。这部作品耗时四年，采访了当时还健在的曹禺、巴金、冰心、萧乾等人。该片曾在央视十套《人物》栏目转播，红极一时，至今仍是台湾“教科书式”的经典影像。蔡登山也因此成为电视剧《人间四月天》和李安《色，戒》的幕后推手。
近年来，蔡登山将主要精力集中在现代文人的研究领域。年初，蔡登山在大陆出版了新作《洋场才子与小报文人》，方法论上，依旧是他最拿手的“私生活”考古———即通过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家家世、情感以及交际圈子史料的搜集与考证，知人论世，以探究其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微妙关联。
“洋场”与“小报”的意义
南都：你的新书分为“洋场才子”与“小报文人”两辑，这种划分出于什么考虑？
蔡登山：我所谓的“洋场才子”，其实就是“鸳鸯蝴蝶派”作家，但“鸳鸯蝴蝶派”到后来已成为一个贬抑的名词，连他们都不愿被如此称呼，因此我把他们称为“洋场才子”。“洋场才子”和“小报文人”是我为了方便叙述而加以区分的，其实他们不一定有明显的划分，甚至还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为这些小报文人通常也是洋场才子，而洋场才子到后来有的也变成小报文人。若硬要分，则“洋场才子”当时都在大报的副刊如《申报》的《自由谈》、《新闻报》的《快活林》或杂志上写文章、写小说，也有不少著作出版，研究者把他们称作“通俗小说家”；而“小报文人”就只在小报写文章，除了几位，他们的著作根本没有结集出版，比起前者更加寥落。
南都：书中提到新的小报、期刊与图书出版使文学走向民间，“洋场”对“新文学”意义何在？
蔡登山：当时由于有“十里洋场”（外国租界），使得外国，尤其英、法、欧陆等文化进到上海，产生“新感觉派”作家———刘吶鸥、穆时英、施蛰存等人，当时施蛰存就翻译过匈牙利、波兰的小说，是相当前卫的。而西方文化的进入，外滩洋行的兴起，造就了“都会”文学。新感觉派一直到张爱玲、苏青等的新文学作品，都要拜“洋场”之赐。
南都：那么“小报”的意义呢？
蔡登山：一般人一提到“小报”似乎觉得那是消遣娱乐的，并无足观。这是大大的错误，其实它是研究社会史的重要资料，它是市井众生的“浮世绘”。小报是有意去迎合市民的一些口味，情色绯闻都免不了，甚至八卦，揭人隐私等等。但还是有不少可读的文章，像袁寒云、张丹斧等等人的。学者李楠有专著讨论过。又如我书中提到的“中医才子”陈存仁，他也是个小报文人，后来到了香港就写了《银元时代生活史》、《抗战时代生活史》、《阅世品人录：名中医旧上海见闻录》等作品（广西师大出版社近年重新出版），都是我们了解当时上海社会、经济以及沦陷区时期的上海的重要参考见证。
南都：小报是因为什么原因消亡的？
蔡登山：在大陆方面是政策上的原因，在1952年11月报纸收归国有，《亦报》并入《新民晚报》，小报终于落幕。而在香港还有《上海日报》、台湾还有《华报》，都可算是小报，它们还延续一段时间，到最后则是这些小报文人的凋零，而终告结束。
张爱玲是小报的忠实读者
南都：张爱玲与小报关系十分纠结，比如你书中提到她与周瘦鹃因为《沉香屑》发表篇幅的争议，在你看来她对小报的立场究竟是怎样的？
蔡登山：张爱玲从小喜欢看小报，她说：“我一直从小就是小报的忠实读者，它有非常浓厚的生活情趣，可以代表我们这里的都市文明。”从小报，甚至通俗小说，她切入了“庶民”生活的精髓，她要在“在传奇里面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因为她认为“正是这些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时代的总量”。因此她的生活、小说、社会观，无一不是落实于“庶民”，尽管她有着簪缨贵族的血液，但追求人生的所谓“生趣”，是她不变的基调。
张爱玲作为一个作者，急于求成，恨不得她的文章能一期刊完。但周瘦鹃基于编者的立场，好的文章他能分成三期登，对于刊物的销路是有帮助的，这是彼此立场的不同。
南都：当年你的《张爱玲色·戒》正好赶上《色，戒》上映，在内地十分畅销。对张的研究是因为什么机缘开始的？
蔡登山：我对张爱玲的研究蛮早，早在1993年我已经开始拍摄她的纪录片。2003年我出版了《传奇未完张爱玲》的研究专书，其中有一章就专谈《色，戒》这篇小说，这可说是两岸最早谈到《色，戒》的文章。之后我的亦师亦友的制片人徐立功先生要拍电影，我把《色，戒》推荐给他，他也是李安导演的制片人，之前他们合作过《卧虎藏龙》，于是李安拍了电影《色，戒》。我总认为张爱玲写《色，戒》时有个故事原型是郑苹如暗杀丁默邨的故事，为此我到上海走访了相关的景点，包括已经拆掉的“七十六号”等等，试图还原历史的真相，当然也要探知张爱玲改写的过程。针对《色，戒》这一小说的幕前幕后，我出版了《张爱玲色·戒》一书，它和电影完全不同———电影是演绎了小说，我是探究了小说。或许是时机上的巧合，不能说是完全是市场的考虑。
南都：有评论说你的研究角度向来“八卦”，史料多涉及情场往事，你认可吗？
蔡登山：我完全不认同我写的是“八卦”文章，所谓“八卦”是毫无根据、捕风捉影之说，是完全禁不起检验的。但我写这方面的文章，绝对是有根据的，我总是一秉“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的原则，一切实事求是。
像我从姜贵的一篇佚文，考证姜贵与苏青有过一段同居关系，该文曾在台湾《印刻杂志》及《南方都市报》同时发表，震惊两岸三地的文坛，香港的刘绍铭先生还为此写过两篇文章，称这是重大的发现。大陆在这之前有过三本《苏青传》，却无人提及，而这也解决了苏青《续结婚十年》和姜贵《三妇艳》作品所影射的人物。对于他们作品的研究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文献资料，何况姜贵以笔名“谢九”写的文章，从未有人得知。“八卦”记者，有此功力乎？
我并无意去写这些文章，只是当时手边有些新材料才写，目前大概不会再写了，因为还有太多要研究的题材要做。
《作家身影》难以超越
南都：上世纪90年代你是纪录片制片人和编剧，《作家身影》系列纪录片在内地颇具影响力。当时怎么想到做这个系列？
蔡登山：《作家身影》系列纪录片，可说是我研究这些作家的成果。当我读大学中文系时，鲁迅、周作人、老舍、曹禺、沈从文、巴金、冰心、萧乾等人的作品，在台湾是禁书，我和几位朋友透过地下渠道买到翻印本，偷偷读。到1987年才解禁，年轻一代，已不知鲁迅、老舍是何人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这些经典作品，如此遭到漠视，使我觉得我有义务介绍给年轻的朋友，但在当时即使写书也没有出版社要出版。恰巧我在电影公司上班，该公司经营西洋影片的发行，我担任营销部的总经理，替公司赚了不少钱，于是老板拨了一笔款子，让我去拍摄这13集的纪录片，从筹备到电视台播出，前后花了四年的时间。
南都：过程中有哪些波折吗？
蔡登山：我们编剧小组都是对这批传主有研究的，但是我们还是花了一年的时间和导演讨论要拍摄的内容，事先我还和导演去大陆、英国等地探访，看当年的主要场景还在不在。像周作人住的八道弯只能拍外貌，内景在北影场搭景拍摄。
这套影集拍摄是需要大陆广电部的批文，国台办底下的制作单位协拍，由于巴金、冰心、萧乾、柯灵、林海音等5位文化界的“大佬”担任此影集的名誉顾问，因此广电部、协拍单位都挺配合，拍摄起来相当顺利。
我们的外景遍及世界各地，只要传主足迹所至的地方，我们都到过。连巴金在法国的小镇、老舍在伦敦的住所，我们都拍了。13集中访问过的专家学者近200人，不管他在美国、英国、日本，我们都循线而至。
我记得当我们拿着企划案去北京医院拜见曹禺先生，他不顾病体，激动地说：“这件事应该大陆的单位来做，没想到却是千里之外的你们来做，我一定全力支持你们拍摄。”他并握着我的手，久久不放。果然在一年后，他接受我们专访，谈了很久的时间。
张爱玲在接到我们寄给她的企划案后，走到她住的地方附近的杂货店，发来传真信函。虽然她一如往常地婉拒任何的采访，但她同意我们使用她《对照记》里的照片，并遥寄最深的致意。这些都增加我们拍好这系列纪录片的决心，也带给我们无尽的暖意。
南都：这个片子在台湾口碑如何？
蔡登山：影集播出后，在台湾获得空前好评，电视台不断地回放，并荣获1999年广播电视教育文化金钟奖。此外各学校、图书馆都有收藏，许多学校都拿来当作上课的教材，到今天依然如此。
今天我重看这系列影片，依然觉得它是很难超越的经典作品，因为它各方面做得太扎实了，非常专业，有叙述，有评论，有场景重现，有田野调查，连音乐都是原创的。
南都：做这个片子对你以后写作有什么影响？
蔡登山：做这套纪录片，开启了我对史料写作的极大兴趣，也知道该如何去辨别考证一些史实，田野的调查、与对当事人或相关人的查访，成了我相对更大的依据。它们常常被我拿来核对书籍所记载的东西，也证实某些前人的说法是不正确的。
南都：你目前手头在做哪方面的研究？
蔡登山：目前除了参与复刻一些史料价值极高的杂志刊物，如《新路》、《联合评论》、香港《大人》等，这些杂志刊物，我都要求整套完整无缺，并由专家学者在卷首写了长文导读，要集全整套有时是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找遍图书馆与藏书家，确实不容易。除此之外还在编辑港台两地的民国史料丛书及整理几部从未出版过的民国政要、报人的回忆录。还要出版大陆学者作家的书稿，每年近百本。其实已经耗尽我相当多时间，因此目前没有庞大的研究计划。零碎的时间，写些专栏的文章，也是文史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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