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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生活与世界的关系——虹影与何小竹对谈

作者:文讯   2016年04月20日   来源:百道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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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影:著名作家、诗人、美食家。代表作有长篇《饥饿的女儿》《好儿女花》《K-英国情人》《上海王》等。现居北京。六部长篇被译成30多种文字在欧美、以色列、澳大利亚、日本、韩国和越南等国出版。她的许多作品被改编成影视作品。2005年获意大利“罗马文学奖”。2009年被重庆市民选为重庆城市形象推广大使。

何小竹:诗人,小说家。代表作有诗集《6个动词,或苹果》,小说集《女巫之城》等。


虹影:和尊重女性的男人谈女性

这个题目我觉得特别大,因为这个世界我们就分女人男人这两种人,所以女人最大的作用是给人生命的,创造这个世界的。我写《我也叫萨朗波》时,不只是想讲女人在这个世上给人生命,创造世界,而是带有一种在讲女人在这个世上有很多难处的一种初衷来写作。女人在这个世上的难处有很多,第一生孩子有死亡的风险,第二要养育她所创造的那些生命。可以说从古至今这些对女人的考验都没改变过。而最大的问题是:女人在这个世界没有地位,现在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我们女人相对男人来说,在现在的中国也是撑起“半边天”了,但国外有女总统,有许多女人在做男人主导的工作,如果女性受到歧视,可以诉诸法律,而且一告一个准,但在国内这一方面还不够完善。从很多事情看我们似乎看着非常平等,比如有女的政府官员,有女科学家,但这只是少数现象。在一些贫穷的乡村基层,女性是当牛做马地伺候一大家子,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这是中国的一种传统:女人是为男人服务的。所以我写《饥饿的女儿》《好儿女花》以及现在的《你照亮了我的世界》,也是深刻感觉到女人是有很多难宣于口的苦痛的。在中国一个我很尊敬的文学巨匠鲁迅先生的作品《祥林嫂》里,就是在为这种无法为自己苦难发声的女性来发出声音,其实我写作(这几本书)也是有这样一种想法在里面。台湾著名文学评论家王德威先生也说《饥饿的女儿》是在为发不出的声音的女性发声。所以今天我想和何小竹来探讨这样一个话题。因为他是个男人,而且是个尊重女性的男人,作为一个我十分认可的朋友,我想这点是毫无疑问的。所以今天我俩一起来和大家探讨女性和这个世界的关系,包括男女性作家写作的一些不同。

何小竹:男女不平等的实质问题只是被生活表层现象遮蔽了

谢谢虹影,刚刚虹影也谈到了,在我们国家好像女性的这种问题“不是个问题”,因为它被忽略了。现实生活中感觉男女是平等的,包括政治层面等都是这样宣传的,各种形式上也是这样落实的,比如一定会有女副局长,女副市长副省长,这是一个方面,另外在生活里,好像有时女性还强势一点,会管着男性,男性得为女性提包,尤其在成都,各大商场里已成为一道风景。但是我认为恰好是这些表层现象遮蔽了男女不平等的实质问题。正如前面说的形式上会配备各种女性副手职位,但很少有正的女省长女书记,甚至女主席。一个女性再优秀,到了一把手的副手职位,就算触到了天花板了。所以我认为现在的平等只是一种安排,是一种深入到我们制度的不平等。

虹影:文学就是人学

其实今天我们是谈文学,我觉得文学就是人学,就像中医学也是人学,也可以说是文学,你看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也可以作为文学作品来读。而无论人学文学,最根本的还是和我们这个世界的关系,所以今天这个题目我特别喜欢。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从我们睁开眼睛看到这个世界的第一眼,其实我们就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一回事儿。比如我们一出生就看到我们父母,而有的人一出生就是孤儿,就像我的作品《阿难》里的主人公,在他成长的岁月,从一个遗腹子慢慢长大,到成人,思想渐定的时候,这段时间里他的成长其实就是在对他出生那刻看到一切的一个反证,他出生那刻看到的组成这个世界的家具,声音,各种人等等。而诗歌也是这样的,诗歌不是我们现在所谓的诗歌,我们现在所谓的诗歌是我们创造的,但真正的诗歌就是把你和这个世界的关系喊出来,就像在出生时发出的第一声呐喊,这就是最天然最好的诗歌。

何小竹:她是天生的作家

刚刚说到女性问题,现在可能只在一些偏远地区比较突出,现在网上也有很多关于女性问题的文章,但我觉得这些碎片式的东西反而不利于人们去了解整个问题,去思考去揭示。虽然这些东西会引起一时的话题,但他们最终还是比不上文学的力量真正深入人们的心灵。在这种情况下我就觉得小说诗歌等文学去揭示这种问题就尤为有力量有意义,哪怕很多时候人们是忽略了文学这种力量。

而虹影的一系列作品都是在以一种女性个人视角在面对这个世界,这是相对很多男性作家在写作时代苦难的时候非常难能可贵的一点。如余华的《兄弟》,我认为就是失败之作,因为他不是从一个作家自我体验和发现的角度去书写,他整个作品的水准没有超过一个深度新闻报道,他所做的这种编年体是我们曾经的一些媒体,一些历史学家做过的,他无非是更加细节化。而很多年前我读虹影的小说《饥饿的女儿》就在很多地方落泪了,其实这很不容易,作为一名男性,还是个成年男性,一般不轻易落泪的。但我感到受触动的地方一个在于,她书写的地方和我的家乡很相近,都是重庆江边的那种吊脚楼,除了这种地域性的熟悉感,更让我受触动的,则是她个人化的发现的视角。虽然我们一读这书会有这就是我的童年的熟悉感,但如果没有虹影来书写这个故事,我们是发现不了这种视角里的世界的。她用她眼光来发现了一个独特的世界,而这个世界里的故事唤起了我们的共鸣。这不只是一种公共的叙述,比如余华的《兄弟》虽然我们一读也有熟悉感,但作品的感染力不强,因为这不是他自己的视角。但余华的《活着》感染力强,素材也许是搜集来的,但他用了自己视角去购置这个故事,于是《活着》就很触动人心。

我认为虹影的作品在当代作家里有两点特色:一是个人化的叙事,这种叙事造就了作品的时代感的叙事,而很多男作家在心里总装着一种很宏大的情怀,在写作中不自觉就会把这种情怀带进来,而虹影是用女性天然的敏感来写作。但这点不是最主要的,有那么多女作家,为什么没有人写出虹影这种力度的作品呢,我觉得就是第二点特色,也是她自己说过的,我们从书里也能感受到的,那就是她是为写作而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她是天生的作家。

我记得之前看过杜拉斯说过,如果她不写作业她就是个妓女,那我觉得虹影不写作也可能是妓女,或者批发市场里的大姐大女商贩,又或许是个从政的女贪官,总之她不会是一个循规蹈矩的普通人。而作家恰好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诗人也不是,所以我觉得她天生是来写作的。

虹影:写作让我忘记在这个人世间的不公平和冷漠

(大笑)确实是何小竹说的这样的,当时我辞职前在重庆市团委,团委书记一直催着我交入党申请,我说为什么要交,领导说了很多理由,说不入党就提不上去。我就觉得很麻烦,最终就决定辞职了。其实在很多演讲里我也说过,我真的是很多人转世而来的一个人。大家也许读过《饥饿的女儿》,当时整个四川饿死很多人。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居然没有一本小说来讲述,所以我觉得我是上天选中,成为这些亡灵的代言人,来讲述他们的故事。我的大姐是最早一批下乡的知识分子,她曾说她要是写故事会比我写的好,我就在想那为什么你不写呢?其实人人都想成为一个作家,却未必那么容易。我想除了上天选中我外,还有就是我非常用功。在我们那片地区是没有出过一个作家的,当时我的家里很穷,哪怕我在家写作业父母都不允许点灯的,于是我常常在路灯下看书。可以想象,在重庆山城那种破烂吊脚楼下,长江边的路灯下一个小女孩坐在木凳上读书,那种情景。当时我并没有怀着写作的梦想,我只是对书里的故事感兴趣。当有一天我对我妈说想成为作家,我妈妈说你千万别做这个,你当个厨师最好。我问为什么,她说因为写字很危险。那时很流行写反标,公安局隔一段时间就会来检查,来对笔迹,要是抓到了,学生会被学校重罚,而他的父母会被判刑,起码两年徒刑,所以父母常警告我们千万别写反标。我妈妈就这样觉得写字是很危险的。还有就是她当时在厂里宿舍的女工,是国民党小老婆的女儿,“文革”的时候就被检举揭发了,这个女工又很倔,天天写上诉到省里去,所以我母亲也觉得写字是很危险的。但我是无知者无畏,那时我就开始无意识地写东西。最开始是日记,写一些别人看不懂的东西。后来我同学看到我课间一个人在那写东西,就举报说我在写变天账,但是老师检查后也看不出什么东西,所以你看文学就很好,你写的东西别人不懂。老师就质问我是不是被潜伏的间谍特务收买了,我当然不承认了,后来也不了了之了,因为没有证据。让我写检查,我也不写。

所以我觉得写作对我来说一开始就是一种冒险,而这种冒险能让我忘记在这个人世间的不公平和冷漠,这种生存环境。这是种挑战,也是刺激,使我感觉到这种那么多人不喜欢的东西,对我和世界却是个不偶然的事物,所以我我要继续做下去。

何小竹:现代男性作家应该担起思考的责任

所以我觉得虹影是为写作而生的,同时也是用生命在写作的,她虽然是职业作家,但她不是职业写作。有很多作家是职业写作,是为了市场需求而写作。而真正的写作是有使命的,是会用一本一本书一以贯之地去实现这个使命的,去靠近自己的最终的文学目标。

我还想到这样一个问题,虹影固然是因为她本身的女性身份而去关注女性问题,但现在中国文学本身就存在着“阴盛阳衰”的问题,近20年,10年都没有一个男作家能达到虹影这种写作的力度。也不是说中国男作家都是男权思想,包括我很多男作家甚至自我标榜是“女性的爱慕者”,但我面对虹影时我就在思考,这种标榜其实是一种虚伪和逃避。因为在这种不公平的环境里,女性来写作来解剖这些问题,是确实存在这些问题,是应该的,而男性作家最应该做的不是自我标榜为“女性爱慕者”,而是担当起责任来写作这些问题,来面对这个世界。所以现在很多男性作家在这种问题上是虚伪的,也是偷懒。因为不面对这些问题不承担这种责任,他可以写作一些好玩的东西,或者文学形式上的新东西。

关于生活,关于年龄,关于文学

读者:我想问何老师,一个男性如何在写作中做到虹影老师那种个人化的写作呢,比如是要写一个几代人女性家族的故事,就算够了解故事里的人,但一个男性视角如何去写作这个故事呢。第二想请求虹影老师帮个忙,就是我一位年长的长辈已经忍受了三十多年的婚姻,她虽然对生活有其他很多爱好,但她总觉得年龄到了六十岁了,生命已经快要到头了,现在也没有孩子需要她操心,感觉很空虚,想请虹影老师对她说几句话劝导一下呢。

何小竹:现在很多人都会有这个问题,现在很多人身边也有很多有故事的人,也很精彩。我的建议是,如果你没有做过充分的文学准备和实践,但又特别有冲动要写出这些故事的话,你可以像记者一样去做口述实录。你去听他们的讲述,然后以一种自己的形式做后期剪辑。但这也有一种危险,就是我们认为自我的讲述都是真的,但从1949年过来以后,活着年龄比较大的人,他们的记忆其实已经被不自觉的毫无痕迹的改造了,这是值得警惕的。

虹影:其实女性的年龄是每个女性在想的问题,因为女人过了30岁真的就不是“一朵花了”,但是人的容貌不是由外表来衡量的,你看发过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她很老但你不觉得她老,因为每个人在不同年龄段呈现的是不同的气质。英国有个女作家到70岁才开始写作,她活了88岁,而在这期间她都有在高速路上飙车,活的很精彩,写了很多畅销书,也没有男人,一个人过得非常开心。我想她的生命是从70岁开始的,所以你那位长辈也可以从60多岁开始,这也不是什么了不得事情,生命真的可以重来。

读者:文学是一个人精神的滋养,作家就像手握火炬的人,现实生活中, 女性的成长空间是很少的,所以说女作家手中的火炬就尤为重要,我就想问,现在的文学在当代有多大的作用?比如现在中国成功女性,像董明珠一类,她们的成长过程中,是不是有女作家的书给了她们力量呢?

读者:虹影在书里写到了她在重庆的童年,也让我们感到很熟悉,当时的中国和苏联一样,大家被称为“红色人类”。那么现在白俄罗斯有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女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她被称为是在为“红色人类”作纪念碑,那么你写的有反映了很多大陆华人的事情,现在很多俄罗斯地区很多人还在怀念前苏联的事情,根据某项调查也是,列宁仍然是他们百年伟人之首,我就想问这个女作家起了什么作用吗?

虹影:文学的作用我想是因人而异的,远不如政治作用大,可是政治是一时的,会被时间削弱的,是无力的,强制性的。而文学是自我的,它在每个人心灵深处是种下根的,是没法被政治或其他外在的力量所强制性控制的。所以你一旦爱上了文学,它在你心里就像一棵树一样长大。如果你是真的爱文学,比如诗歌,那在某一个时刻,你就能吃到这棵树结下的果实,以支撑你渡过一段特别艰难的时刻。别的不说,说我自己,如果我小时候没有读书,会变成怎样呢?我觉得我小时候特别幸运,在我们那个地区只有一家人家里有很多书,就是朱太太家里。那个时候没有人和我玩儿,而读书人会有种怜悯心,他会发现一个这样孤独的孩子趴在门边偷看他们读书,于是他们就招手让我进去,然后给了我一本书,于是我就开始不断地阅读。所以说文学改变了我整个人生。文学的力量就在于此,一旦你得益于它,你一生都受益匪浅,这也是我教育我的孩子的理念。我告诉她哪怕在逃难的路上,也要带一她最爱的书,因为有书就拥有了整个世界,就拥有了一种其他东西没法改变的力量。而我们提到的这些所谓的当代成功人士,他们就像风一样的,吹过就过了,谁也不记得他们的名字。但是你会永远记得莎士比亚,记得李白,记得何小竹,记得虹影,这就是文学不同于所有其他的地方。

何小竹:其实,相对于成功学,文学是无用的。你不可能读一本小说就当上了总裁。我的对文学的理解是,它是一种滋养。它是对于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的一种滋养。同时它又是无形的。文学有点像我们城市里的防空洞或者教堂,当生活很平和很优渥的时候,是想不到它们的。但一旦遇上灾难或特殊的时候,其作用就体现出来了。正如虹影所说,在她伤痛的童年,那个特殊年代的时候,一本书可能就会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当然在我们现在,信息非常发达,大家心灵的出口也很多了,文学就显得没那么重要。但我们不要忘了,现在已经有部分人感受到了困惑、焦躁,那他们就会去到文学里寻找安慰和启发。当然也有部分人会选择去寺庙烧香等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总会有人是从诗歌、小说里来寻找一种解答。哪怕并不是一种明确的解答,起码能获得心灵上片刻的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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