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晓群的“日知录”——并非一个人的出版史

1982年春节前的一周，学数学出身的77级大学生俞晓群，骑着自行车，来到他新分配的单位——辽宁人民出版社报到。

在此之前，这位懵懵懂懂的理科生，对“出版”没有任何概念。“出版”这条人生之路，到底对不对？俞晓群心中一片茫然。

这是刚刚出版的新书《一个人的出版史》开篇为我们讲述的故事，也是如今已成为出版界成就显赫的“大佬”——著名出版人、学者、专栏作家俞晓群的事业起点。

出生于1956年的俞晓群，身上有太多的标本意义：被“文革”耽误的“50后”一代，经历过铁杵淬火的锻造、创业精神在骨子里的一代，和改革开放30年共同成长的一代，当下中国各个领域里金字塔尖上的一群人。

读他的故事，就是读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故事。

在上个月的深圳读书月上，俞晓群被授予“2015年度致敬出版人”称号。授奖词是这样说的：“既是成就昭彰的出版人，又是术业有专攻的文化学者，还是广受欢迎的专栏作家，当今中国出版界除了俞晓群，没有第二人。从煌煌千卷的‘新世纪万有文库’到《万象》杂志，再到海豚丛书，俞晓群以他编的书刊和因他而聚集的人文能量，影响了中国数不清的读者。他从业30余年的成长记录，在2015年汇聚成三卷本新书《一个人的出版史》，折射出改革开放后中国出版业乃至一个时代广阔深邃又丰富复杂的面貌。”

今年11月，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了《一个人的出版史》第一卷，从1982年讲到1996年。明年1月和8月，第二卷和第三卷也将陆续面世。至此，俞晓群在退休前，将以三卷大书，完成对自己出版生涯的一个交代。

值得注意的是，这套书甫一上市，迅速引起读者关注，求书的、买书的和议论的人纷纷扰扰，其热烈程度，大大超过他以往出版的任何一本著作。

《一个人的出版史》在出版界颇受瞩目，或许因为这套书不仅仅是俞晓群个人记忆的呈现，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新的角度，使阅读者能够从更微观的层面进入一个更加生动的中国出版史，甚至，一个更有血肉的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史。

本期《读书周刊》独家专访俞晓群，听他讲30年出版故事。

俞晓群，1956年9月生，著名出版人、学者、专栏作家。曾任辽宁教育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辽宁出版集团副总经理，现任海豚出版社社长。

他提出“书香社会”的出版理念，主持策划了很多具有很高思想与学术价值的丛书，如“国学丛书”、“书趣文丛”、“新世纪万有文库”、“万象书坊”、“海豚书馆”等，从国外引进“探索书系”、“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系列图书”、《工商管理大百科全书》《牛津少年儿童百科全书》等世界著名品牌图书。其中“新世纪万有文库”10年中每年出书百种，积累至千册，影响颇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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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是私人记载的一种，按照年月日记录作者的亲身经历和见闻，以及作者对人对事的看法，历来被认为具有直接史料的价值，是治史者必须参考的。

日记体，是《一个人的出版史》最独特之处。俞晓群把《一个人的出版史》称作“日知录”，正因为它由一篇篇日志组成。入行以来，他坚持写《生活日记》；后来，又开始写《编辑日志》；逐日连年，从不间断。他从1982年到2002年间的两种日记入手，“一面整理，一面搜集，一面做笔记，几年下来，竟然得到近百万字的资料积存”，这便是《一个人的出版史》一、二卷的雏形。

由于日记记录的是当天发生的事情，而不是事后的追忆，故比较准确；又由于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故能比较真实地反映作者的个性。因此，日记中谈到的作者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情况，就具有了填补官修史书空白的作用，能与书信、回忆录等其他私人文件互相参照比较，丰富我们对一个时代的认识。《一个人的出版史》正是如此。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能否回顾一下这部书稿的写作过程？

俞晓群：2002年年底，我离开辽宁教育出版社，到辽宁出版集团工作，有了空余时间，我首先完成两本书稿的整理，一是《人书情未了》，再一是《数与数术札记》。接着做什么呢？除了继续给报刊写文章，后来在台湾结集出版《一面追风，一面追问》（即后来浙大出版的《这一代的书香》），我还开始读二十五史五行志，准备写《五行志研究》。另外我有一大摞日记、几大箱书信和重要文件，也可以整理成书。此时柳青松在我身边工作，他为人坦率，我问他该做什么？他当即指出，“工作日志”是一个好项目，但出日记不好，太落俗套，最好整理一下，每个问题汇于一起，才便于阅读。

我受青松启发，先试着写出《一九九二年编辑日志》，拿出来给一些人看。柳青松说这样写下去能够流传，沈昌文说看来回忆真要趁早，王充闾说没想到出版人的文化生活如此丰富，一位北大研究生说这些史料太珍贵了，还想看到更多。有了这些鼓励，我才接着写下去。先从1992年写到2002年，再从1991年往前写到1982年。整整21年，我大约用一年时间整理出来，汇拢出一个“四不像”的东西，大约有50多万字。

在整理这些日志之初，我还未确定出版方式，只想将逐年文字尽量收全，以备不时之需。没想到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资料愈发难以见到，因此也愈发让我舍不得删除。更为有趣的是，这样按时间排序整理资料，许多文字翻阅起来，会让人产生一种极为独特的感觉，完全不同于通常独立文章的阅读。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沈公在序言里说：“我当年也不是不写日记，但是，没写多久，就全部销毁了事。那是因为我在‘文革’中为了自保”。在中国的某个特殊年代，日记曾是禁忌，也因此没有更多这样的史料留存下来。你的这三卷本脱胎于日记，可否看作时代的进步？

俞晓群：早年，我也没有写日记的习惯。我的父亲一生不肯写文章，不在纸上留只言片语。他也一直告诫我们，不要写日记，不要搞文学创作，不要热衷政治，最好学理工科，那样生活会安稳些。

可能是出于与生俱来的基因作用，我大学读完数学系后，最终还是投身于人文编辑工作。随着“文革”后社会环境的好转，我从1991年开始，打破父亲的戒律，写起了生活日记。但落笔时依然心有余悸，只记一些简单的事情，不写思想动态。就这样，一记就是二十多年。

除此之外，我还为自己设立一个计划，即把日常工作中写的文章、来往信件、所见资料、审读意见和重要日记等，按照时间排序，有目的地汇集起来，作为日常记事的另一条主线，期待日后有闲暇的时候，再结合自己的日记，做进一步的整理。

这本书最初叫《我的编辑日志》，后来还想改为《为书二十年》，最终确定为《一个人的出版史》。这样做，有商业上的考虑，也有我个人的一点调侃。波兹曼说：西方“活字印刷机诞生，使蒙田一些人，开始书写个人的历史与感受。他们赞美个人的历史，而不是公众的历史；他们赞美自己的特立独行，甚至怪癖和偏见。”我喜欢这样的观点，故而用了“一个人”这样貌似狂妄的定语。其实正确的写法，更应该是“一群人的出版史”，因为这本书中每一个名字都是真实的，我只是这一群人的记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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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出版史》第一卷近30万字，每篇有其独立性，但集合在一起又互为衔接。该书以年代为章，每章首页都会列举出当年所涉之事件、图书、文章及人物等几个要素。

以1990年为例，在12月30日的日志中，俞晓群写道：“这一年选题的重中之重，当然是‘国学丛书’。”他用素描般生动的笔墨，寥寥数语便勾勒出这个被称为“中国学术出版第一编委会”的全貌：

“葛兆光是那一代文化青年的偶像。我只记得，他身体很棒，像运动员；来时骑一辆单车，上车前把裤腿一扎，飞身而去。”

“冯统一极随和，善讲故事、广交名流，对器物收藏、纳兰性德、武侠等都有研究。”

“张岱年为人真好，即使到了老年，依然一副‘翩翩君子’的风度。”

“在编委之中，梁从诫的着装最随意而时髦。”

“袁晓园是编委中唯一的女性，她年龄大了，但风采依旧，言谈举止都是大家闺秀的风范。”

从这篇日志的内容，略可一窥《一个人的出版史》的全貌。俞晓群以个人在大时代中的学习、成长、生活与生命历程为线索，描摹了一幅时间跨度达30年的中国出版史。怎样读书、写书、编书、鉴书、做书、卖书？怎样联系作者？怎样争取资源？怎样筹划项目？怎样编组丛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出版业像是记录时代发展、社会进程的一部史传，而出版人便是史传的撰写者。

难怪作家王充闾在看过《一个人的出版史》后，高度评价它交织的“各种人物如此之多，人物的层次如此之高，文化热点如此之丰富，资料汇集如此之生动，实在太有意思了”。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一个人的出版史》里留下了许多时代印记，按时间顺序读下来，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你的出版活动几乎是贴着这30年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各个变革思潮走的。例如1986年，你还不满30岁就被任命为辽教出版社副总编辑，这种“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故事是上世纪80年代的一个缩影，1986年是否可以视作你出版生涯的第一个转折点？

俞晓群：1986年7月末，出版局正式下文，任命我为辽宁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此时，距离我三十岁的生日还有两个月。在担任副总编辑之前，我一直在自然科学的圈子里活动。1986年，以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走向未来丛书”为先导，国内的“丛书热”风起云涌。这股文化热潮的主题是解放思想。文科编辑室的编辑王之江对我说，我们也应该顺应潮流，搞一套综合类的丛书，为当代大学生提供一些优秀的中外著作。

为此，我专门到上海去，寻找好的作者和选题。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这么多“上海人”，他们喜欢自称为“文化人”，他们有思想、有热情、有奋斗精神，也很开放、包容；与北方人比较，他们还具有更多的学术商业化精神，这是一种不容忽视的东西，更是不能藐视的学者心态。

上海之行让我一下子接触到许多自然科学之外的东西，大有“心灵回归”之感。

因为我很早就喜欢人文科学，尤其喜欢文学、历史学、哲学等。小时候虽然赶上“诗书扫地”的年代，父母被关进了牛棚，我却因祸得福，有机会随意翻读家中四处散落的书籍。我家的图书构成以中国古代典籍为主，尤其以文学名著和哲学经典居多，不料这样的书境至今还影响着我的阅读兴趣和学术走向，它使我感悟到文化空间对于塑造一个人的文化修养的重要作用。“文革”结束后，心头的余悸和厌倦之情，曾一度促使我试图削减自己对于文史哲的兴趣，转而攻读数学，并且就职于数学编辑岗位。但是早年读书的万种情愫依然萦绕心头，职务的变化又激活了我心底的欲望，只是一趟上海之行，就有了全新的感受和冲动。可以说，这成为了我职业生涯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

后来我编辑“人间透视书系”、“中国地域文化丛书”直至“国学丛书”，都是其来有自。那时的中国，以“走向未来”丛书为标志，出版界承接文化界、思想界的“思想启蒙”之理念，迎合改革开放之需求，“西学东渐”之风最为盛行。我们几个不满三十岁的人，由着心性，推出“当代大学书林”，也算无愧于这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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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深圳，俞晓群并不陌生。早在1989年，他就陪学者郭书春到深圳做《九章算术汇校本》繁体字版的校对工作。这本大书被尊为“算经之首”，标志着古代中国取代古希腊成为世界数学研究的重心和主流，在世界数学史领域也是一部不可忽略的经典著作。

在俞晓群定格的记忆里，深圳灯红酒绿，他和郭书春先生却闷在酒店房间里，没日没夜地死抠书稿。

这几乎是个隐喻，不管外界曾如何误解深圳是“文化沙漠”，在俞晓群的眼中，这里始终是一块可以容纳“冷板凳”、更可以考验耐心和毅力的沃土。2013年11月，深圳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全球全民阅读典范城市”称号，俞晓群撰文为深圳喝彩：“面对种种疑惑，我却想到深圳的读书月活动，一个貌似政绩工程的设计，一个毫无投机取巧的操作，一个最易半途而废的事情，他们竟然默默地做了十四年！”

这几年，俞晓群调任海豚出版社之后，来深圳更加频繁，几乎每几个月就能见到他的身影。他经常与来自香港、台湾出版界的朋友在深圳会面，海豚社很多重要的出版物（如董桥系列）就是在深圳谈下来的。深圳领先全国的图书印制工艺也让他赞不绝口，近年在读书圈里风靡的“布面小精装”系列，都是从深圳的印刷厂里走出来的。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你在1989年的日志中，记录了第一次到深圳的故事，由此牵出一项十分重要的出版工作《九章算术汇校本》，以及对学者郭书春和他那一代老学者的回忆。能详细讲讲么？

俞晓群：《九章算术汇校本》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郭书春的心血之作，1989年年初拿到深圳去排繁体字版。九月间，我陪郭先生去深圳校对，办边防证真是费了死劲。为了这次工作的成行，郭先生来来往往写了十余封信；我也打了无数次电话，真是比出国还难。我们几个人挤在一个房间里，没有去过饭店，每天吃盒饭；天气极热，酒店的空调只是晚间才开放几个小时。那时的深圳已经是花花世界，但是郭先生每天都坐在房间里埋头校对，他说：“此书的宗旨就是校勘古今版本的正误，自然不能再出一处错误。”

又过了6年，由中国科学院与法国国家科研中心合作的中法对照版《九章算术》才终于面世，这是《九章算术》首次出版中法对照本，郭书春是这个项目的中方首席学者。可是在我1993年去西班牙参加第19届世界科学史大会时，我们相约在巴黎见面，他租住的巴黎第13区的住所，破旧得让我无法想象，而郭先生在那里一工作就是一年，每天用功至极，还省吃俭用，甚至家人都不能前去巴黎探望。

在被郭先生的学术水平和专业精神折服的同时，还勾起了心底对我国上世纪60年代走上学术之路的那一整代学人的思考。他们在现今的中国社会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提起这些人，我的印象尤其深刻，因为从我1977年上大学，到后来分配到出版社工作，我的老师、领导、同事、作者等等，大都是由他们构成的。虽然朱学勤曾经说，“他们是至今尚难从苏联文学的光明梦中完全清醒的人”；虽然那场突如其来的“文革”在他们的身上留下种种历史的印迹，甚至斑斑血痕；虽然社会的变迁铸成了他们复杂的“人格特征”，使他们的思想表现往往显得深邃而隐秘。但是，他们还是承载了一个时代的责任，他们中的优秀分子依然无愧于时代。

4

1997年4月28日，中央电视台二套播出“新世纪万有文库”广告：大风吹开了一片沙漠，依稀可见沙下的黄金；接着，一位老人向一对青年男女送“新世纪万有文库”。画外音是：“吹沙存金，价值恒久，‘新世纪万有文库’……”

此后的四周，每天一次，每次三十秒，播出时间在晚上黄金时段七点三十分。这是俞晓群经手做的最大的图书广告，当时花了五十万元广告费。也正是因为这套书，在那个年代的中国文化界，辽宁教育出版社一战成名。

为图书做广告，从来都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在中央电视台的黄金时段，为一部书做广告，更是我们现在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可那个年代的“新世纪万有文库”，创造了这样的出版传奇。

“新世纪万有文库”是俞晓群职业生涯中引以为傲的一个大型出版项目，至今仍被许多读者津津乐道。十年前有记者采访俞晓群，问做了20年出版，最让他难忘的项目是哪一个？他毫不犹豫地答：“新世纪万有文库”。十年后的今天，他已经做了30年出版，再问到这个问题，答案依然如昨。

一个观点，20年不变，不是因为他抱残守缺，也不是因为再无进取，而是因为“新世纪万有文库”的影响之大，波澜不断。俞晓群由此接受了那样一个观点：“文化是一个奇怪的东西，它的创新往往蕴含于守旧之中”。如今再回首，“新万有”二十年的记忆，令人唏嘘不已。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新世纪万有文库”对你的意义，不仅仅是职业生涯中一个最拿得出手的大工程，一次波及广泛的文化启蒙和文化普及实践，更重要的，是否它凝聚了你一生不可撼动的出版理念？

俞晓群：1995年，我主持辽宁教育出版社工作刚两年。一次到古旧书店淘旧书，买回一大摞当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万有文库”，翻阅中，我读到王云五在20世纪30年代为出版“万有文库”所写的总序《印行“万有文库”缘起》。此文对我一生影响巨大。首先，他让我知道前辈的伟大，我们必须抱着谦虚的态度亦步亦趋；其次，他让我找到一条从事出版事业的路径，即以普及大众的文库出版作为一生的文化追求；再次，他让我萌发了承继前贤的愿望，提出出版一套“新万有”的设想。

我开始向专家请教出版“新万有”的方法。首先是扬之水向我推荐杨成凯先生。京城真是一个藏龙卧虎的地方，你不知道在何时何地，会出现一位何等神圣。也是扬之水有眼力，初次见到杨成凯，他面上呆头呆脑，但讲起版本来，从古到今，从中到西，从南到北，条分缕析，头头是道，口若悬河，终日不倦。记得在1996年沈阳，杨先生为我们初论版本大势三分，篇幅数量应该在王云五4000册之上。由此引出“古代文化”部分，由杨先生亲自操刀；“外国文化”部分，由沈昌文先生操刀；“近世文化”部分，由陆灏先生操刀。三位统帅各取笔名曰林夕、王土和柳叶，身后还加盟一大批专家，如陈原、刘杲、傅璇琮、袁行霈、黄永年、王学泰、陈子善、傅杰等。当然沈先生及吴彬、扬之水等贡献极大，他们出面组织了一个庞大的编委会，成为丛书操作的重要基础。

就这样从1996年到2003年间，我们一共推出“新世纪万有文库”6集，每集都在百种上下。后来我因故调离辽宁教育出版社，这套文库出版也逐渐销声。到2005年文库出版十年之际，我心潮澎湃，挥笔写下《“新世纪万有文库”十年祭》一文。直到今天，还有许多读者不断给我留言，希望能够重印这套文库；有些收藏者在网上拍卖全套“新世纪万有文库”，价格已经达到5万元以上。不过因为版权和出版能力问题，我一直没有办法满足读者的要求，深以为憾。尤其是今年8月间，杨成凯先生不幸病逝，让我深感岁月无情，从书到人，生死变迁，如此真实地在我眼前略过。

5

《一个人的出版史》第一卷始于1982年，止于1996年。

对俞晓群来说，这14年不管历经多少风雨，相对第二卷（1997年到2002年）的华彩篇章，第三卷的重头再来（2003年到2015年），始终只是他传奇人生的序幕。

在这一卷的最后几篇日志里，俞晓群人生中最重要的人物——沈昌文，是这样被记述的：“沈昌文在这一年正式退休……在这一年里，他把许多精力都投放到‘新世纪万有文库’上了。他给我写的信、发的传真，足足有一大袋子，信三十余封，传真更多。我经常叹道：‘赶上沈公退休，是辽宁的福分，是我俞晓群的福分。’”

凡爱书之人,都知道沈昌文的大名。他曾是出版界的旗帜和灵魂人物,被誉为“延续了一代人的精神追求和文化梦想”。

1996年，著名老出版人沈昌文退休，很多人都说，这成就了一个俞晓群。沈公将他半辈子的出版资源和经验转移到俞晓群主持的辽宁教育出版社，“书趣文丛”、“新世纪万有文库”，包括后来享誉读书圈的《万象杂志》，背后都有这位老人的身影。

此后的许多年，沈昌文与俞晓群堪称出版界的楷模师徒和默契搭档。俞晓群说：做出版，恐今生无法超越沈公；沈昌文则说：自己的出版黄金时代拜俞晓群所赐。

而这一切的起点，正是1996年。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你曾在《“一流”的体验》一文中，把沈公称为“脉望先生”。这位出版界的老前辈对你的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俞晓群：“脉望”并非真人的名字，但确有真人在；此“真人”也可能并非一人，但其中一人却是众望所归。他自称是“社外助编”，“职称”很低。他帮助我们编辑了“书趣文丛”、“新世纪万有文库”、“万象书坊”等；他帮助我们结交了吕叔湘、费孝通、黄裳、陈原、张中行、王元化、董乐山、唐振常、董桥、张光直、柯灵、陈乐民、李学勤、陈平原、葛兆光等；他帮助我们组织了《牛津少儿百科全书》、《陈原语言学论著》、《张光直文集》、《吕叔湘全集》等。其实，脉望是一种资源，历经五十年磨砺，已经炉火纯青。向他以及和他一样的老辈们学习，我们真可以少走许多弯路。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前辈”是你出版生涯的一个关键词。2011年，你还写了一本书，名字就叫《前辈》，记录了你对巴金、陈原、王云五等11位出版大家和学问家的考察和理解。对这些出版前辈的承继，似乎构成了你一生的出版实践。

俞晓群：我们平时经常说的“承继前贤”，绝不是一句空话，也不单是一种志向，而是一些活生生的人生经历。张元济先生以天下为己任，开创现代中国出版一代新风；叶圣陶先生兼教育家、作家和出版家于一身，把每一件事情都做得那样完美；王云五先生自学成才，被胡适先生称为“有脚的《百科全书》”，靠个人奋斗成为一代名家；周振甫先生一生默默耕耘，不计个人得失，被钱锺书先生赞为“小叩辄发大鸣”；张中行先生满腹经纶，却一生居身编辑，甘于寂寞，都市柴门，大隐于斯，等等，这些出版大家在思想与行为上都有共通之处。

跟出版前辈学什么？我有三句话：跟张元济学做人，跟王云五学做书，跟沈昌文学做事。后来又加了三句：学胡适做学问，学范用做书人，学钟叔河做杂家。我可能早期受张元济影响比较大，后来反而受王云五影响比较大。

（原文标题    俞晓群：我只是这一群人的记录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