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她扶助亲戚，施展慈善，也与其作为公共知识分子所鼓吹的自私伦理格格不入。对兰德身上存在巨大张力的这两股力量，作者准确而又尽可能同情地写道：“她的弱点是所有知识分子共有的，而她的优点仅仅属于她个人。”
安·兰德也许是20世纪下半叶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右翼知识分子，甚至在中国也颇受欢迎。在Kindle尚未流行的年代，如果你在地铁上想和一位手捧厚书的姑娘搭讪，那么猜她读的是兰德的小说，有很高的概率可以开个好头。然而兰德自诩甚高的哲学，却一直未能得到学者们的认可。甚至有人评价道，兰德之于哲学，就相当于马克思之于经济学。
不论其文学和智识造诣如何，作为文化史上的一个现象，兰德值得被书写。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套用“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句式说，一切传记都是本地今人之传记。《安·兰德传》丝毫不掩饰这后一点。书中随处都能发现这样的句子：“纳博科夫父女喜欢顺手拿出身边的政府文件，支持自己的论点”——翻阅过《炎黄春秋》的读者会立即想起杂志上频繁引用的，1957年前和80年代各种已不再被任何人当真的法条、文件和讲话。作者甚至不惜直接提到中国社会与培育兰德的俄罗斯的相似：“这样的文明把保身避祸视为世俗智慧的最高境界，融化在血液里，构成无须论证的前理解。把‘当家作主’视为类似‘好人上天堂’的彼岸世界特征，跟他们的世俗生活没有直接关系。”这样的社会中，找不到几个勤劳发家后热心公益，参与治理的社区领袖，但有大把“为宪法和权利的概念争得你死我活”的论政者。
在这种“学究政治”环境下成长起来，未得到美式社区浸润的兰德，其思想顺理成章地走向了绝对理性主义，也就是哈耶克在《个人主义：真与伪》中批评的后者：对人类的理性抱有无限的信心，对宗教报以敌视，对生机勃勃的自治精神不屑一顾，对经受住了历史考验的法治、政治传统毫无敬畏。她的小说都是她这一思想的载体。对其价值，作者以他常用的口吻写道：“客观主义哲学的小说载体并不比柏拉图的对话载体、尼采的诗歌载体更差。”事实上，兰德的绝大多数读者对她的思想兴趣寥寥，更在乎的是小说那热烈的情节。真正对其思想俯首而拜的铁杆粉丝，仅能构成一个小团体，与当今各类阴谋论网站上的活跃分子相仿。
兰德的粉丝里也有若干企业家。他们对小说中的英雄人物有了代入感，觉得自己也应该有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历史意义。这不奇怪，中国的商人里崇拜毛或邓的加起来说不定要超过半数。就像罗宾逊夫人那个因为被科斯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引用而倍加出名的比喻所说的，企业是市场这一“无意识合作的大海”中“有意识力量的小岛”。至少在张五常认识到企业与市场只是不同的合约结构之前，很多人觉得，企业与计划经济体有着表面上的相似。企业领导人对员工发号施令，与历史人物对臣民生杀予夺，在一些商人看来或许就只有程度的区别。但实际上我们明白，资本主义比任何资本家都要伟大。而伟大到能让兰德们白手起家的资本主义，很多时候恰恰是靠她瞧不起的，周日雷打不动地上教堂的红脖子民兵来保卫的。
无论如何，在如何看待苏联这一问题上，盛年时的兰德与小威廉·F. 巴克利等保守派做到了求同存异，支持美国对苏联的遏制政策。这一态度显然更多地出自其少女时代的经历，以及她逃出苏联后家人的遭遇，而不是她本人的客观主义哲学。她扶助亲戚，施展慈善，也与其作为公共知识分子所鼓吹的自私伦理格格不入。对兰德身上存在巨大张力的这两股力量，作者准确而又尽可能同情地写道：“她的弱点是所有知识分子共有的，而她的优点仅仅属于她个人。”信哉斯言。
（本文编辑 乔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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