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专稿】中国出版的新气象将从教育出版开始，而不是靠几本畅销书。就如当年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和开明书局，既是应一个鼎故革新的时代而生，又是那个时代的推波助澜者。今天，我们要做好教育出版工作，也是配合一个伟大的时代的到来。具体的说，我们如何行动？其实，我们已经开始了行动，只是没有明确地表达出来。今天破这个题，就是立品新的发展阶段的开始。
刚写下这个题目的时候，有点时空倒错的感觉。大学毕业入出版这一行，在江西教育出版社待过的八年里，对如何做教育出版是没兴趣的。那时候谈不上有什么雄心，主要还是年轻人的虚荣心在起作用，做什么事情都有点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味道，所以出版《陈景润文集》、王元院士的《华罗庚传》、大型科学文化类丛书“三思文库”的同时，也会冒出一本《狗日的工作》这样令人感觉突兀的书，其实，这是一本非常平实的职业指导性质的书，中文版的副书名才是作者的本意——“知识社会的职业原则与个人自由”，原作者美国人伯纳德·霍尔丹若知道他的书在中国出版时被加上了这么一个书名，估计要气得半死。
非常感谢当时出版社的领导周榕芳社长，给了年轻人充分发挥的机会。这种机会不是每个刚进入出版业的年轻人都能遇见的。1998年至2000年，江西教育出版社派我一个人在北京主持“三思工作室”，在两年多时间里，出版了40多本科学文化类图书，印前的所有工作（策划选题、组稿、联络版权、落实译者、录入排版、外编外校、装帧设计）以及后期的宣传都由我一个人来协调。今天学术界、媒体界的许多朋友都是在那个时期结下的友谊。
我出的书没给教育出版社赚到什么钱，倒是花了不少钱，周社长很乐意地让我花，用教育出版的丰厚利润补贴学术出版。只是我自己到后来花这个钱花得有点不好意思了，投入了这么多精力、辛辛苦苦出版的书大多数都躺在仓库里，这些书关心的议题与广大的读者没有什么关系，我自己感觉有点不对劲儿，所以我离开了教育出版社，来到琼版图书经销部（海南出版社北京分部）重新学习如何为读者出书。所以，今天写下“如何做好教育出版工作”这个题目，当然就是站在利益读者的立场来说话。
众所周知，出版可大致分为教育出版、大众出版和专业出版三大范畴，而教育出版在任何国家都是占大头，只是中国的教育出版所占整个行业产值的比例过高。个中原因，大家也是非常清楚的，那就是我们的教育出版与应试教育捆绑在一起，教育出版社和学校是利益相关体。教育出版社是配合学校来出书的，那么这些书是真正符合读者利益的么？可能未必。这其中的偏差，也就是当前教育的目标与受教育者真正的需求之间的偏差。
因此，我们在谈如何做好教育出版工作的时候，必须回答一个前提：什么是真正的教育？
有了六年小学老师的经历之后，目前我对幼儿教育、筹办高中和创办大学同时都产生了兴趣，并且都在同时推动和孕育。为什么这几件事情是可以同时思考和实践的？那是因为人的教育一以贯之。
2014年的最后一期《新华文摘》刊出了一篇文章《为什么需要学校？》，作者系美国著名后现代哲学家、美国国家人文科学院院士、美国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院长小约翰·柯布。这篇文章写得非常清晰，值得向所有关心教育的朋友推荐。文章开篇讲道：这里谈的是“为什么需要学校”，而不是“为什么需要教育”，因为教育是人类生活中极为重要的部分，而学校却不同，千百年来，人类没有类似的体系却也存在下来了。即使到了几百年前，地球上的大多数人没有学校也行。今天有些人仍然如此。由此，作者从三个层面开始论述：一、对学校历史的一些评价；二、学校在哪里出了错；三、回归常识。
作者在论述学校历史的时候提到中国：“中国目前的学校体系更多的是反映着西方学校的历史，而不是中国自己教育的历史。”这句话由一个美国人说出来，是有力量的，因为当我们的教育仍然在往所谓“国际接轨”的方向迈进的时候，西方人已经在做深刻反省：“我们的社会正在走入迷途，而学校显然也参与其中，只有重新思考它们的目标和将精力都集中到实现这些新的目标上，学校才会对目前人类社会的发展有建设性的贡献。”
这位美国学者很清楚：“在目前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学校只为了服务于经济而存在，而面对未来生态文明的需求，要求我们学习如何与他人和自然界和谐相处，这与学习如何竞争更有限的资源与机会大相径庭。”
有人说，中国应试教育的弊端来自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影响，鲤鱼跳龙门，激烈的竞争中国自古有之，怨不得西方教育制度。这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正如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我们当然要反“右”，中国若成为第二个美国，那是人类的灾难，但用“左”去反“右”未必是好办法。同样的，我们面对当今世界的问题，要向古人借智慧，但厚古薄今、以古否今也未必走得通。当前，无论是美国人、欧洲人，还是中国人以及世界其他各个地区的人，都面对同一个困境，那就是资本主义的消费生活只会把人类逼到山穷水尽的地步。至于有人已经在做移民火星的准备，那是科学主义者的妄想，毁掉一个地球再移民火星，这不是饮鸩止渴么？
当前人类面对同一个生存困境，需要来一个大的翻转，那就是在“人定胜天、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路上止步，回到真正的人的生活常态。需要注意的是，当人们谈论生态文明的时候，还是比较多的在谈制度、科技手段等解决办法，而忽略了一个最根本的动力，那就是每个生命内在的纪律——“知止”。真正的教育要帮助个体生命建立内在的秩序，而来自内心的纪律才是最高的纪律。所以，梁实秋的老师白璧德说，一个胜利者，哪怕如拿破仑，他的铁蹄踏遍了整个欧洲，但他不如一个征服了自己内心的人。
古人讲：“大智知止，小智惟谋，智有穷而道无尽。”《朱熹集注》曰：“止者，所当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则志有定向。”朱熹还是有过人之处的，他点明了“知止”的入手处，那就是“知天”，承认有一个高于人类意识的更高存在，面对上天，人类才有可能认错。当前教育改革最核心的问题，不是教育公平的问题，也不是该不该考试的问题，而是意识形态领域如何解套的问题。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就是用中道去反“右”，同时用中道反“左”，开出人类文明的新局面。
大概在两年前，我和老朋友陆智昌先生——中国最优秀的装帧设计师——见面聊天，我说中国出版的黄金时代还没有到来。陆先生大悦，他说我心里一直是这么认为的，只是不敢和别人说，怕别人说我疯了。
中国出版的新气象将从教育出版开始，而不是靠几本畅销书。就如当年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和开明书局，既是应一个鼎故革新的时代而生，又是那个时代的推波助澜者。今天，我们要做好教育出版工作，也是配合一个伟大的时代的到来。
具体的说，我们如何行动？其实，我们已经开始了行动，只是没有明确地表达出来。今天破这个题，就是立品新的发展阶段的开始。
首先，想做好教育出版，必须懂得教育。因此，立品的同仁要对面向未来的教育有充分的学习和体会。我们在做出版的同时，要去创办学校，培养师资。不仅做好狭义上的出版（以纸张为媒介，以印刷工艺为手段的一种商品的生产和销售行为），还应当做好广义上的出版，直接面对读者（教育者和被教育者），提供服务和支持。
其次，想做好教育出版，必须进行教育研究。而真正的教育的开始，是“内学”（内在的学习），而不是外在知识的获取。所以，我们在培养师资的同时，物色学修并重的先生逐步组建“内学院”，为社会提供精神的支持。回望天际下中流，“中体”才能“中用”。每次带六年级的孩子读《太史公自序》前三段我都振奋不已：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再次，想做好教育出版，服务社会，还应当深度地参与职业教育，为未来社会培养有用之人才。1915年9月15日，《新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初名为《青年杂志》，第二年9月1日改名为《新青年》。百年之后的今天，试想《新青年》如果复刊，它要解决的问题不是疗救病弱的中国，而是以天下为己任，拨乱世反之正。关心的议题不再是“人权”和“科学”，而是“人格”和“中学”。中国人的历史观不是简单地否定前人，而是继往开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百年之前曾经影响中国的《新青年》将转身成为影响今日世界的《新青年》。跨越“五四”迷思，不仅将帮助中国重新接续我们自古以来的精神传统，以中道来治理我们的国家，而且重新担当大国的责任，协和万邦，真正倡导和平与发展，鼓舞人类朝大同世界的方向迈进。——这是我们这一代中国人的历史使命，做好出版、兴办教育、培养人才，一定要配合这个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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