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学者朱正 （秦颖/图）
我很幸运，是《温州读书报》的长期赠阅户。别看它只是一个月才出一张的四开小报，容量不大，可是格调高，时有可读的文章。编者自述办报方针：“侧重筛选反思性质的题材，兼顾可读性，但决不媚俗”，我看是做到了的。2010年12月，报纸出到163期的时候，出了一个精选本《瓯歌》，就很受欢迎，给没有能够读到早期报纸的读者如我者很大便利。这以后报纸刊发的佳作又有很多了，现在编者决定编选《瓯歌二集》，嘱我作序，并且把所选各篇发来，给了我先读为快的机会。我看了这些文章，很赞成编印《瓯歌二集》这个主意，以为这又将是一本读者欢迎的书。
这里，我又读到了不少可喜的文章。像黄鸿森先生的那些字数不多的考证文章，就很耐读。以前我读过黄先生的大著《文章病案》（副题“献给编辑记者的书”，200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就很受教益。我不但自己读了，还推荐给读编辑专业的大学生读了。即如入选《瓯歌二集》的《说说酒筹》这一篇。指出有的辞典解释“酒筹”为“喝酒时行令用的竹片”是不全面的，引用了唐元稹《何满子歌》、《红楼梦》等作证：“其实，酒筹的材质是多种多样的，有木制的，骨制的，象牙制的，金属制的，等等，亦不限于竹制。”书中有趣的小考证还不少，像潘猛补先生的《同名王祚昌 故事不一样》一文，指出媒体上有人把明朝两个都名叫王祚昌的人当做一个人的错误。余振棠先生的《陈黻宸不是心兰书社的创办人》一文查明了相关人物的年龄，指出时年只有13岁的陈黻宸，不可能像一些出版物说的，是心兰书社的创办人。针对期刊上有人提出“慧能是一位大思想家”这个说法，林志坚先生在《不得不多一点心眼》一文里引用了对禅宗历史特别是对神会和尚深有研究的胡适的著作来和此说相对照。我看是足以取消慧能的“大思想家”的地位了。
王春南先生的《通读<胡适全集>》也是一篇我很感兴趣的文章。他是把“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9月版《胡适全集》。此书44册，两千多万字，花两年时间，一字一句认真读了一遍”之后写成的。对于这一部书，我也花过一些工夫阅读，以为它在编辑校勘方面有待改善之处甚多，也曾经发表几篇文章指出。王先生这一篇却提出了一些我没有注意到的地方，例如他说：“《胡适全集》季羡林《序》云：‘我再套用赵瓯北的诗说：江山年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十天。’所引清代赵翼的两句诗错三字：‘年’应为‘代’，‘十天’应为‘百年’。”他还指出：“我读《胡适全集》，特别注意此书漏收了哪些文章。果然发现了好多篇‘逸文’。例如，西安事变发生后胡适写的一篇指责张学良的文章（见1936年12月20日《大公报》，又见中国国民党中执委宣传部1937年2月编印的《陕变与全国舆论》一书），《胡适全集》失收。又如，1949年胡适撰《〈独秀最后见解〉序》，《胡适全集》失收。再如：胡适1947年7月26日致傅斯年信，《胡适全集》虽然收了，但系经过删节的（删除三分之一）；胡适1951年致蒋介石的四千多字长信（载1997年台湾《联合报》），《胡适全集》失收。”一部号称《全集》的书漏收了这许多文章，叫人怎么说才好呢。前年，我为花城出版社编选四卷本《胡适文集》，也以为胡适的《〈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序》这一篇太重要了，所以把它收了进去（第4卷，第199页）。
张乘健先生的《使命与赤忱》（遥思王重民先生）一文更可以说是给读者提供了独家资料。对于王重民这一位有很大成就的学者，《辞海》1999年版有他的词条：
王重民（1903-1975），中国目录版本学家，字有三。河北高阳人。1929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长期在北平图书馆任职，1934年作为交换馆员赴法国国家图书馆，继又受聘至美国国会图书馆工作。1947年回国，任北平图书馆研究部主任。建国后一度代理北平图书馆馆长。1952年起，专事教学工作，曾任北京大学创办图书馆学系主任、教授。编著有《英伦所藏敦煌经卷访问记》、《敦煌古籍叙录》、《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善本书录》、《中国善本书提要》、《敦煌遗书总目素引》等。
真是写得太简单了，像他1941年从美国秘密潜回已经沦陷的上海，历尽千辛万苦将两百箱善本书安全装上轮船运到美国的事，就没有提到。对于他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投水自杀身死这些情况，更是一字不提。张乘健先生的这篇文章却把这些写得很详细。张先生曾经帮助王重民的妻子刘修业先生整理她手写的《王重民年谱》草稿，所说应该是可信的。从这篇文章里，读者不仅看到了一个爱国的、敬业的学人的高大形象，也增进了对这一段历史的了解，知道反右派斗争是怎么一回事，文化大革命中的所谓“评法批儒”是怎么一回事。
王重民是知名的、有成就的学者，《辞海》上都有他的词条。而反右派斗争中打出来的那五十多万名右派分子，绝大多数是从默默无闻的普通人里打出来的。这许多人又是怎样生活的呢？沙开胜先生的《一名“右派”的回乡劳作日记》一文，就给我们讲了一个被划为右派分子的普通人的故事。这人是他外公周良松的三弟周铭（1913-2008），原名良图，浙江省青田县吴坑乡章山村人。他是平阳郑楼浙江省立温州师范学校毕业的，在永嘉县桥下区六龙小学任教的时候被打成右派，开除了公职，只好回山村老家种田了。一个右派分子要受些什么折磨，不必细说。只说一件事：农村闹饥荒的那时节，周铭一家已经是餐餐吃不饱了，只好在一处山坡地种了一点番薯，可是这事被说成“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为此挨了批斗，并要罚一笔款。这岂不也正是历史的一页吗？
谈到增进对历史的了解，还可以提到游修龄先生的《大跃进水稻丰产验收记》这一篇。今天的读者或者会把它当做笑料看了。我这个过来人要说，这一点也不可笑，这是历史。
方韶毅先生的《忏悔》一文提供了温州托派运动史上的一些人和事的情况。托派运动史应该算是党史的一个部分。方先生的另外一篇文章《中国正史编纂法》，介绍了董允辉编著的这本书。这是一位很努力也很有抱负的作者，可惜没有机遇，终于“老死在江南，默默无闻”。方先生笔底也流露出了一点惋惜和同情之心吧。
这本书可说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一篇短序不可能把其中精彩之处罗列无遗，这要请读者诸君在阅读时自己品味欣赏。不过书中疏漏之处也偶有发现。像夏素琴先生的《夏鼐和吴晗的相识与相交》一文中说的：“1935年夏鼐由安阳实习后返北京，准备出国留学，顺便参加在清华工字厅举行‘史学研究会’的年会，吴晗在会上宣读了论文《建文生母考》。当时正值抗日战争初期，华北地区乌云满天，大家心情很是沉重。他俩在古月堂握手凄然告别，不知何时何地才能相见。”就是误说。大家都知道抗日战争也是1937年七七事变才爆发的。不过1935年这时，中日关系已经很紧张，战争危机已经迫在眉睫就是了。在全书里，这只是一句话的小毛病，完全无损于全书的价值。
2014年4月13日朱正序于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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