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向关注关于文革史研究的文字，看到《中华读书报》刊载王海光整版文章批驳贾舒云关于九一三事件的文章的时候，正在读这位女士编著的《林豆豆自述》，倍感失望迷惑，刘家驹的批评文章更加印证了我的这种感觉，而王海光的这篇文章学理性更强，言辞也很犀利，没有留任何情面。据说，舒云女士也注意到了王海光的文章，与报社交涉，大概还有中央党校的教授乱打棍子云云，这倒有点令人不以为然。还是要依据文章本身说话，到底是倚势凌人还是就事论事，至于作者的供职机构，固然有庙大欺客的潜规则在，但党校也好，研究院也罢，即使是党史机构、文献机构，如果是昏话连篇逻辑混乱缺乏常识以势压人，如今又有多少人会买账啊！读书报王总编辑征得王海光先生同意后告诉了我他的联系方式。已是深夜凌晨，与王先生联系，他正在上海出差，参加一个当代史研究的小范围会议。彼此通话、短信漫聊，看法大体接近，也说到某人关于周恩来研究的文章，王先生直言这是政治表态，不是学术研究；也谈及他将要在四川出版一本书，也许就是指的这本《时过境未迁》吧。
《时过境未迁》的副标题是《中国当代史采薇》，全书由三部分组成，分别称作撷史篇、评史篇、治史篇。撷史篇是王海光先生公开发表过的六篇论文，评史篇是王海光先生的5篇书评，而治史篇则是王海光先生关于当代史研究的5篇史学方法的探讨与心得。这样的体例安排，老老实实，本分规矩，类似于高华的《革命年代》的样式，实际上也是在彰显出不搞噱头凭文章自身说话的一种凛然自信。
王海光先生的《撷史篇》中的文章，篇篇可圈可点货真价实，都是功夫老道令人钦佩的好文章。“中国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出台的制度背景分析”，看起来是论文气息很浓烈的大题目，但作者对问题的分析、对资料的选用、整篇文章的一气呵成，尤其是在此大背景之下对反右运动的解读，真是别具只眼，独辟蹊径。城乡冲突、人口矛盾、户籍制度、反右派斗争，这样的既扎实深入具体而微而又高屋建瓴宏观捭阖的研究，远远超出了停留在资料整理层面上的简单罗列或者仅仅是着眼于政治解读的肤浅粗疏。王海光关于“1957年整风鸣放中的民瘼舆情：来自民众生活感受的‘右派’言论”一文，也是这样的研究路径，不仅仅着眼于生活于社会上层的所谓“大右派”的言论，而是着眼于来自于民众生活中的对统购统销的不满、农业合作化的问题多多、人民生活严重下降等重大关节点，引起领袖人物的高度重视，唯恐上下联动搅动风潮，这才有了各个击破分化瓦解，也才有了敲山震虎反右扩大化的甚嚣尘上。经济从来就是政治的基础啊！“红卫兵运动事略”是来自于王海光一本书中的摘录，基本上厘清了这个在十年文革中青少年造反运动的来龙去脉，尤其对血统论、西纠、联动等问题，简明扼要地触及到了他们的本质和要害，不知道王海光先生说到的彭小蒙此人如今在做什么？他可有反省文字留存于世？1967年11月13日的工体大会，除了陈毅叶剑英讲话外，贺龙也讲话了吧？陈小鲁的所谓忏悔也仅仅是引发一阵涟漪而已。“红卫兵”情结至今也不能说已经真正消失，而这个称谓存在了12年，比文革又苟延残喘了两年多，但“红卫兵”思维红卫兵的“团团伙伙”各种“山头”真的退出中国政治舞台了吗？“试论‘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与中国改革的缘起”，试图从理论上说清楚，正是因为文革的彻底破产才促进了人们的觉醒，从而为改革提供了可能，邓小平也是从这个角度来说，“文化大革命变成了我们的财富”，否定之否定，螺旋式上升，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大道理啊。而“噩梦后的反思”，则是依据中央党校许迈扬教授的资料，回顾胡耀邦主持中央党校期间推进思想大解放的，这篇以中央党校“三次路线斗争”讨论汇报材料为蓝本，几乎是以备忘录的形式告诉人们，走出束缚摆脱桎梏是多么的筚路蓝缕千辛万苦，也正是因为党内一批先知先觉者的醒悟自觉，才开启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才有了后来的改革开放啊。
而最为令人惊心动魄的则是王海光对“文革”初期一份“传单”的解读和考辨。真是有点令人匪夷所思难以置信，在举国上下大都在陷入迷狂之中的时候，居然也有头脑清的高人志士对领袖人物的政治意图洞若观火一语中的，而这样的一份“传单”的作者，迄今无可考。王海光先生对这样的一篇《给全体共产党员的紧急呼吁》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对能够在1967年2月份的中国产生了这样一篇3800字的全面否定“文革”而且对“文革”的意图“文革”的实质“文革”的危害有如此尖锐深刻全面的认识相当震惊和钦佩，要知道这样的信件不是在“九·一三”事件之后，不是在“文革”结束之后，而是在“文革”才刚刚爆发一年多的时间啊。据说，作者疑似一位二野高级将领的儿子，但此人已被处于极刑。王海光把他所发现的这篇“紧急呼吁”全文附于文章之后，让我们重温这样的文字，临风想望感知一位莫名的肝胆之士的胆识兼具舍生忘死无所畏惧。
王海光先生评点的5本书，分别是杨奎松的《“中间地带”的革命》、林蕴晖先生的《国史札记事件篇》、张素华的《变局》，都是相当知名的文本，而关于《康生与“赵健民冤案”》、刘丽英的《往事回首》，则虽然多有耳闻，并没有认真看过。“内人党”也好，“赵健民冤案”也罢，当年曾经有满坑满谷的书陈列书店，而王海光先生作为一个学者进行认真解读，试图从省级的大案要案中辨析出它与中央的某种深度关联，是历史问题？是政见不同？是“文革”进行中的反目为仇半途分道扬镳？这样的不人云亦云不随波逐流地独立读书，才是明白人啊。刘丽英在当年的中纪委曾经是知名度很高的人物，却原来这样的被誉为“女包公”的党内高级干部，并不是树大根深的什么“官二代”，也仅仅是沈阳市公安局内很普通的一名干部，在文革期间也遭受了不少的磨难与坎坷。这样的“文革”回忆，尤其是在当年谢富治担任公安部长之时的公安局，叙述砸烂“公检法”的种种细部描述，实在也是极为罕见的一种文本吧。
《时过境未迁》的第三部分留待明年再细细拜读。值得大家注意的是，韩钢先生和瑞典人沈迈克先生为《时过境未迁》所作的两篇序言，当然还有王海光先生的前言和后记，都是一改时下诸多序言的胡拉乱扯言不由衷，都是切实平实有见地有温度的好文章，犹如读高华为自己的书所做的序言一样，充满见地与细节，还有真诚。
恩牛怨李谁家事，白马清流异代悲。王海光先生一再说当代史研究还非常幼稚。但在这样的幼稚阶段的当代史领域，有这样的一批清醒而自信板凳甘做十年冷的学者，也是中国当代史领域的稀薄的曙光所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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