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编按】一位知行合一的出版人，他现在更愿意自称小学教师。黄明雨第十次去台湾，此行归来，他如何看待两岸书业的发展、两岸的文化落差、两岸的思维模式、两岸对经典与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回归？
刚从台湾回来，这大概是我第十次去台湾了。去的路上，在读一本书——《台湾四百年》。我对书中的最后一章很感兴趣，这一章是谈台湾的现状与未来，标题叫做“积患重重，当共建世界新文明”。
该书的作者是台湾中央研究院的著名学者，我以前读过他写的中国历史，通俗易懂，很受启发。可是这一次，当我想通过他的笔端触碰台湾的现实和前途时，我只感受到了某种“担忧”和“无奈”。台湾对于中国大陆意味着什么？台湾对于中国大陆甚至整个世界，将起到怎样的示范作用？我带着这个发问，与台湾的朋友们作了广泛的讨论，现把我通过这些讨论得到的收获，以及我多次台湾之行的观察和思考整理出来，供更多的朋友参考。
两岸的文化落差
第一次去台湾是在十年前，有两个最深刻的印象：一是二十四小时营业的诚品敦南书店，二是坐在夜幕下的台北街头和当地朋友畅饮。
头一回到诚品淘书，我在里面一口气待了整整十七个小时。由于我是做图书编辑出身，对版本学有些了解，所以用目光扫视每个书架、每一本书的时候，对两岸出版物的异同特别留意，十七个小时下来，基本上对当时台湾出版界的状况有了一个整体的掌握，能够感觉到两岸出版界水准有明显差距。但近几次去台湾，进到诚品书店，却感觉没有什么可看的。尽管相对十年前，书籍的装帧更加精美，出版品更加丰富，但耐看的东西很少，许多书的主题过于精致，似乎台湾真的进入到了一个所谓的“小时代”。
内地的出版界是一个什么状况呢？在图书的装帧制作质量、引进国外版权的迅速反应和行销能力等方面，两岸的水平愈来愈靠近，但某些领域的内容质量仍存在明显差距。比如，于丹的书在内地可以畅销几百万册，但在台湾却反映平平。这个现象至少说明了两个事实：一是内地读者对于丹所谈的主题（中国传统文化）有极大热情；二是台湾读者对此类书籍有更严格的要求。
繁体字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台湾朋友热情好客，而且善饮，更主要的是沟通起来没有语言障碍，尽管招牌上、菜单上到处写的是繁体字。有人说，中国大陆之所以推行简体字，是因为当时的文盲太多，繁体字比较难学，所以把字简化了便于推广。当你去台湾走一走，你会对这个说法产生怀疑，因为台湾的文化普及程度不比大陆做得差，繁体字似乎也不比简体字难学。当我这几年从小学一年级一直教到五年级，更可以确认这一点，繁体字甚至比简体字更容易记忆，因为它更贴近汉字的根源。
这些年，大陆兴起“国学热”，有人说要恢复繁体字，这样才可以读得懂古书，才可能与中国古人心灵相会。这个提议有一定道理，但问题是使用繁体字写文章，就一定能与中国的传统精神接续得上么？
台湾一直是用繁体字的，但今天台湾的学者研究中国的问题未必是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比如《台湾四百年》一书中，作者说到台湾的民主，他指出：“族群偏差分化，是台湾社会史上长期的痼疾。如果这一现象没有更正，台湾的民主永远不会是真实的民主。……民主政治有它的好处，是公民自己做主。但是，台湾的民主政治，竟然存在族群对立的先天缺陷，公权力在这样的制度之下，无法顺畅地为全民的福祉推动和执行一定的措施。……台湾的教育制度虽然让每个人都接受十二年的基础教育，却没有使一般的老百姓懂得如何行使自己的权利。这是令人十分忧心的事情。”
从作者的这番论断中，可以看出他的观点：第一、民主选举制度是台湾社会的唯一之选，这是毋庸置疑的；第二、由于国民的劣根性（族群对立的先天缺陷），台湾无法实现真正的民主；第三、民众需要启蒙，民众需要通过教育从而懂得行使自己的公民权。
这个论调，我们听起来非常熟悉，可以讲自“五四”之后，接受了西方现代价值观的中国学者们都持类似的腔调。那么，台湾的民众又是怎么来看他们的选举制度的呢？
对传统的伤害
这一回到台东，有幸结识了一位两度当选过乡长的李先生。这位李先生很特别，不做乡长之后，投身教育，考上公务员，做了台东县的督学。李先生六十多岁了，开车陪我们游览金针山。到了山上的餐厅，他摘下墨镜，露出干练的眼神，一看就是经历过风雨的人。李先生谈起台湾的选举，他说最大的受害者就是台湾的原住民。本来，原住民有他们的酋长，有他们传统的价值体系，但台湾直选之后，原住民内部的信仰体系崩塌了。每年的“丰年祭”，本是原住民最隆重的传统祭奠，向祖先、神灵祷告，祈求丰收，但现在神圣感已经荡然无存，大家在一起只剩下了喝酒、狂欢。
说起这一点，我很有感触。中国大陆南方地区如浙江、福建、广东等地的农村，传统的祭祀还有保存，而北方地区经历了“土改”、“文革”等剧烈的政治运动，在农村地区基本上已经与传统的信仰和价值体系割裂了。我们的小学位于北京郊区的一个小村庄，去年9月28日孔子诞辰日，学校师生在果园有一个简单的祭祀活动，有路过的农民看到了，就去向村长反映，说这所学校的老师在搞封建迷信活动。我们所在的这个村庄，有300多户村民，主要由三大姓构成，但早就没有了宗族祠堂，逢年过节也没有任何的祭祀活动，只有结婚庆典还比较隆重，摆流水席，喝酒、送红包。
与李先生一起坐在海拔1300米的金针山上，眺望水天一色的太平洋，同行的老鲍说收到一条微信。微信的内容是薛仁明老师今年四月在北京大学的一场讲座，标题引用的是薛老师报告里的一句话：“我们被科学主义洗脑得多彻底，连拿三柱香都觉得愚昧。”有趣的是，我们在传阅这条微信的时候，薛仁明老师就坐在跟前，他的三个孩子在一旁安静地玩耍。
大历史观的建立
文化重建首先是信仰重建。人世间的事情若只用人世间的道理来解决，就只会在无穷的是非、对错中纠缠，要想看清红尘，必须要跳脱人世间，用“天心”引领“人心”。法制建设是必要的，但不充分。民主选举制度并不能安顿人的身心，也无法保证社会的祥和。
第一次来台湾的大陆朋友，都会被台湾人的诚实、谦让与平和感动。老鲍今年五十八了，第一次来台湾，一路上有许多感慨，最大的感慨竟然是：“到了台湾，吃什么东西都放心！至少不用担心地沟油！”作为大陆人，听到这句话，我心里很痛。我想，台湾人普遍的诚信和谦逊，不是科学启蒙和公民教育的结果，而是得益于中国传统文化信仰的影响。
这几次来台北，在奉元书院、德简书院听课，也把书院的老师请到北京去培训师资，彻底搞明白了一件事情——谈中国的学问首先是确立信仰，相信“天意”高于“人为”，相信我们的身体与“上天的身体”（我们身处的这个大自然）是一体的，相信上天赋予了我们每个人觉知的能力，而这种人人平等的“天赋”是不需要向别人去争取的。奉元书院的毓老先生活了106岁，是一个很有趣的人，他说：“有人说我讲的东西不是学术，而是信仰。我当然要讲信仰！没有信仰的学问还是真学问吗？”
这几年，大陆出版了不少关于解读传统经典的图书，这些书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把经典当作研究对象，从字、词入手做所谓客观的分析和介绍，这类书一般被归入“学术书”，读者面相对窄；另一类是借经典阐发自己的感受和思想，比如于丹和王蒙的作品，畅销一时。著名作家王蒙竟然可以根据老子五千言写出50万字的著作——《老子的帮助》，其想象力不得不令人赞叹！
《台湾四百年》的作者是研究中国历史的专家，可惜缺乏大历史观，所以无法对当前的现实问题发言，也把握不住历史发展的脉络。那么，大历史观如何建立呢？司马迁说得很清楚，必须回到“天人之际”。入世和出世之间就是“天人之际”，中国人需要用“天道信仰”来通古今之变。
接地气
说到“天道信仰”，就不能不涉及宗教信仰和民间信仰了。台湾人面对宗教的话题，比较放松，没有任何禁忌，与其说这是言论自由的结果，还不如说这原本就是几千年来中国人的态度。
先说民间信仰，这在台湾非常兴盛。上一回去台北，当地朋友专门陪我们去保安宫游览。保安宫供奉的主神是保生大帝，这位保生大帝历史上确有其人，姓吴名仐，北宋期间闽南人士，精通医术，救人无数，生前就受百姓景仰，死后百姓盖庙纪念他的功德，并乞求先生在天之灵继续赐福。所以，简单地来说，祭祀的实质就是感恩。生命是可贵的，生命的诞生不是一个无意义的偶然事件。所以，人要懂得感恩父母，感恩先圣先贤，更要感恩人类共同的父母——感恩天地。因此，中国人的祭祀体现的就是人之常情，怎么被认为是落后和愚昧的呢？
知识分子一般看不上民间信仰，对宗教信仰的问题倒不敢怠慢。然而，“五四”运动，我们着重学习西方的民主与科学，试图尽快地掌握这两个工具来实现民族自强，但其结果，一方面忽略了对西方宗教的认识，另一方面以科学至上的立场否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信仰，将中国传统文化的信仰一律归入“封建迷信”。平心静气地说，“打倒封建迷信”，不是毛泽东的发明，它肇始于“五四”先锋们。毛泽东发起的“文化大革命”，是“新文化运动”的继续和登峰造极。
科学主义不仅在大陆的意识形态领域占有绝对优势，在台湾的学术界也是主流的价值观，它深刻地影响了近百年来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用主、客二分，用实证主义的方式来研究个体生命和群体生活，这是现代西方人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的弊端已经越来越明显。我们要摆脱这种思维方式的局限，一方面要确立“天人”历史观，另一方面要接地气，从风俗民情中去找回中国人的价值观。
去台湾这么多次，这一次时间比较空闲，于是去了一趟士林官邸。正好里面有蒋宋美龄“柔性外交”的展览，录像里放着蒋夫人面对美国人演讲的画面。于是，很容易理解蒋介石为何输掉了大陆，后来又失去了台湾的民心。——因为他不接地气。相比较而言，毛泽东更懂得乡下人的作用，他号召干部要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甚至要求知识分子接受农民的改造。
台湾最美丽的风景是台湾人，而台湾人的精神就在台湾的民间。感谢这些优秀的台湾朋友，他们帮助我见到了台湾的大器和坚韧！无论是30年前创办宜兰森林小学的陈校长，还是27年前告别台北、移居南横公路线、在海拔1500米的深山里创办农场的董氏夫妇；无论是台中大地震之后为照顾孤寡老人而创办了15年的菩提长青村的陈氏夫妇，还是从泥土里走出来的台湾书法第一人——杜忠诰老师——杜老师六十多岁了，个头不高，但精神矍铄，他说：“我祖上六代务农，我自己到了快20岁才接触中国文化，用了50年时间来学习了不起的中国传统文化！我经常说，像我这样的一个人都能做到，你们每个人都可以做到！”
回到常识
在台北期间，恰好碰到台北市长选举前的造势，看到电视、报纸上两军对垒，努力抬高自己、贬低对方的报道，忍不住请教当地朋友。我说：“两位市长候选人连胜文和柯文哲，他们都没有任何基层行政工作的经验，怎么能做台北市的领导人呢？连胜文为了显得自己有亲和力，去幼儿园给小朋友讲故事，又用刚学会的几句台语去和市民打招呼，这又什么意义呢？这样的选举办法似乎太幼稚了？”
或许是我的语气过于轻率，有一位朋友当场表示不满，他反对说：“不管怎么说，他们是我们选出来的，而不是强加在我们头上的。何况，我们还有稳定的公务员队伍。”
我说：“很抱歉！我没有任何贬低台湾政治的意思，我只是从常识出发来看问题。比如你自己有出版公司，也在别人的出版公司打过工，你若想把一个人放在重要岗位上，是否需要让他从基本的岗位开始熟悉，不断积累经验，而不只看他会不会演讲？”
另一位朋友表示赞同我的说法，不过也提出了他的认识。他说台湾基层的治理秩序很好，比如他住的小区，里长是大家选出来的，这位里长就非常称职，平日里大家有任何事情，都可以打电话给他，他一定会尽力帮大家解决，而不是高高在上，觉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
这的确是非常宝贵的经验。民心即天心，民意如何体现，为政者如何更好服务民众，台湾肯定有许多值得大陆学习的地方。
周永康被立案审查，人心大快，股市都跟着上涨，这就是民心向背。居上位者，若不谨慎自己的言行，干着祸国殃民的事情，一定没有好下场。陈水扁被拉下来了，韩国的几位总统都因贪污被判了刑，中国大陆也不会例外。我是一位小学老师，所以喜欢用小朋友的逻辑来看问题。小朋友是天真的，相信“多行不义必自毙！”人在世上所做的一切，老天爷都明明白白。
文化的力量
我经常和外国朋友说，毫无疑问，中国大陆正发生着最糟糕的事情，环境恶化、道德败坏、惟利是图，而且中国还会有变得更坏的可能。但我相信，中国也存在变得更好的可能性，但凡有一线可能，就会有无数中国人站起来为之付出努力。
我们把历史镜头拉远一点，今天的中国与1970年代末的中国相比，变化是惊人的；与1949年之前的中国相比，更是翻天覆地；与1840年的中国相比，中国人再也不是那个任人欺辱的“东亚病夫”了。
在大陆改革开放初期，两岸的经济落差是明显的，但目前这个落差已经拉平，“台商”的优越感不见了。中国大陆的市场经济像一个巨大的磁场，给周边国家和地区造成了一定的压力和焦虑。那么，对于两岸仍存在的文化落差，台湾对大陆是否也有可能产生一种巨大的吸引力？台湾人是否有这种文化自信和历史担当呢？
奉元书院的毓老生前就和他的弟子说过这么一句话：“大陆的孔子学院目前在全世界的布局是大手笔，不过，他们相当于放了一个大气球，后面就需要我们的跟进！”毓老是有底气的，中国人就是中道之人，几千年生生不息的中国文化是有天命的。文化不仅是优雅的美学，也不仅是生活的创意，它有力量解决现实世界的一切难问题和硬问题。
台湾能否成为一个可以吸引全球十几亿中国人的文化故乡、教育特区和精神高地？中国大陆的家长除了源源不断地、花大笔钱财把孩子送到美国和欧洲念书，是否也可以送到台湾来学习在世界其他地方无法学习到的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台湾能否在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发挥其不可或缺的作用，与大陆携手，共同创建世界新文明？
——这就是我对台湾同胞深切的期许和祝福！天佑台湾，天佑中华！
中霖 合十
2014年8月10日于北京辛庄
（作者系北京南山华德福小学老师、辛庄师范创办者、资深出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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