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编按】大部头的鸿篇巨制《牛津英语辞典》经历了怎样工程浩大的出版历程？不断补充、更新、修订的版本经历了怎么样的编辑故事？本文介绍了《牛津英语辞典》编纂的历史演变、数字化过程等，也从辞典编纂的历史中揭示了“框架”运用在出版行业的重要功能。
《内容机器》出版于2013年10月，本书探讨了出版行业诸多方面：如今出版行业深陷危机，因数字化的创造革新而发展受阻，却仍然在克服诸多困难继续发展。这本书的作者是迈克尔•巴斯卡尔，他是Profile Books的数字出版经理，这本《内容机器》对一个出版理论进行了概述，这个理论提出：出版商在困难时期，应关注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同时扩大自己的能力范围。
巴斯卡尔对内容容器有一个专门的形容词——“框架”，他选择这个词来更好地体现内容和平台是如何联系起来的。
框架并不是一个静态的概念。它们可变化，且注重实效，跨越文化和技术的界限，既可用于iPhone手机上的游戏，也可用于纸莎草纸上的古代寓言。我们不能把iPhone手机称为游戏的载体，而是称之为“框架”。
谈到“框架”，以《牛津英语辞典》为例，这是出版界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历经七十年的辛勤工作，《牛津英语辞典》于 1928年首次出版，第一版辞典的数据就十分惊人： 15,490页； 414,825个单词；从 500万条意见中选出 1,827,306个词条； 227,779,589个字母和数字；用了10册巨大的摩洛哥羊皮卷制成10公里长的活字字体。显然，《牛津英语辞典》并不是一本书，也不是另外一个表达体系，而是一个需要驯服的学术怪兽，是一个张牙舞爪、几乎难以框架化的大项目。
然而，也有不同程度上的框架。最基本的层面上，那10卷内容可以说是辞典的一个框架。在某个元级别上来说，《牛津英语辞典》的目标是为英语语言建立一个定义性的框架。《牛津英语辞典》的历史排版预示了将来辞典的框架，牛津大学出版社（OUP）的首席执行官宣称的、可能永远无法有的完整版本，在将来可能也会实现，这在之前被认为是难以置信的。
牛津英语辞典项目最初由语言学学会发起，历经多位编辑之手后，最后由一位博学的教师——詹姆斯•穆雷接手。辞典需要通过特殊的方法，全面实现其最终目标，即对英语有一个全面的研究。西蒙•温切斯特是《一切的意义：牛津英语辞典的故事》一书的作者，他在书中讲述了词典中的体系，这一体系由早期一位编辑赫伯特•柯勒律治创造，柯勒律治发明了一套标准化的方法，通过一系列引文条例，能够将所有的单词整理成体系，这是整本词典的基础。同时，他组装了很多鸽笼式分拣台格架，用来盛放辞典初稿，词典初稿词条数目达60,000至100,000条。
重新修订辞典会比原来的内容多40倍，这对于如此浩大的工程来说，仍然是不够的。詹姆斯•穆雷将盛放有大量分拣台格架、词条以及词典相关材料的房间称之为“写作间”。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牛津英语辞典》一直存放在这间写作间里，辞典在1895年之前也一直被称为《新英语辞典》。如果我们把一本书比作一个实体“信息建筑”的话，那么这本辞典真的可以这么被形容，那些分好类的词条，纷繁复杂的定义，文件夹以及那些分拣格架，可以算得上是信息建筑。
编辑一本词典是非常有组织的学术项目，为这样的项目准备充足的材料并非易事。牛津大学出版社代表团为了完成整本词典，初步预算9,000英镑，董事会对此也熟知。初期，显然《牛津英语辞典》编纂工作急需现金，后来，需要花费出版社大约30万英镑。减少负担的方法之一便是暂时放过那些与辞典章节关系不那么密切的内容，把这些分册在后期拼凑成一个完整的版本。这里的框架和已经完成的部分非常不同，（与之相比）它更便宜、更小、更琐碎。然而，（正是）通过这些分册内容，排版和设计得以最终完成，构建了整个内容的次级框架，也就是你在某一页上所看到的内容（这在无意之中为后来的词典编纂确定了标准）。
词条、分册、以及最后成行的大部头作品都是字典可选的框架。像《牛津英语辞典》这样耗时漫长、覆盖面广的项目，出于不同的目的，在不同时期，需要不同的框架层次。在1928年出版的那几册内容主要是反映了穆雷、他的团队以及他们的后继者的成就。然而，即便是在那个时代，他们也发行了不同版本的辞典——你可以买到有不同内容、一半册数的辞典，当然你也可以买到“完整的”版本。但是，一门活的语言是不可能去用框架固定的。英语是千变万化的，这使得英语辞典很快就会过时。《牛津英语辞典》的第一个修正版在辞典发行五年后就出版了。曾经看似完整的内容突然就多了附录部分。
到20世纪80年代，迫切需要管理辞典数据方面的新突破。有了IBM的帮助，《牛津英语辞典》的第二版修订方法被彻底改变。内容被拆分，重新录入、转变成代码，最后终于在1989年大张旗鼓地印刷、出版发行。这次版本的辞典内容依旧浩大——20册，615，100个词条，定义部分引用了将近2,43,600条引用，超过21,370页，使用了59,000,000个词，印刷一本词典所需要的纸不低于63公斤。
这次辞典的出版过程实现了数字化，得益于此，比以往任何一个时候都大的数量级出现了。这次出版的数字化不仅从打印的限制中解放出来，而且也为辞典提供了一个新的框架（更加灵活的框架），在1989年出版时，就重新设置了词典的框架。然而，从2000年开始，牛津英语辞典线上版本就可以使用了，辞典的内容每三个月就会更新一次。
如今的《牛津英语辞典》不是一本书或者几本书，也不是系列图书，甚至不再是大量词条的集合，而是一个数据库。也就是说，通过屏幕、代码、数据库软件、信息管理工具、服务器以及显示器，辞典已经有了新的框架结构，但这并不代表辞典毫无框架，杂乱无章。在颇具纪念意义的历史演变进程中，辞典有一套不断优化的分布机制，也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在不断增加能够将内容框架化的方法。每一种方法都能把辞典的内容清楚地表达出来，但表达方法可能略有不同，每一种方法侧重整体框架的某一具体表现方面。每一种都可以充当字典的“内容载体”，但是，“内容载体”这个词几乎很难让我们联想起“写作间”、前后关联的数据库或那些数量颇为可观、在图书馆的书架上积满灰尘的书。
框架的范围非常广泛，包括数字的、模拟的，成堆的纸张，大量图书，CD、乐谱，明信片，毕加索的作品，MySQL数据库以及物理存贮等等。在很多方面，包括四开精装本、B形平装本、封面设计、页面设计、排版、印刷版式等，出版商会选择不同的框架，与此类似的，在面对IOS苹果系统还是安卓系统、界面设计、呈现品质等方面，他们同样也会选择不同的框架。不同框架可以让我们在一定范围内查看数字媒体以及类似的媒体内容，而不是像孤岛一样互不相通，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出版内容表现形式极具差异，需要不同的表现体系，还可以看到这些体系能够用不同的方式呈现作品内容。
不同框架更多的是在表象或者外在特征方面；它们不仅仅呈现一部作品，而且从不同方面来呈现一部作品。《牛津英语辞典》装订精美，封面上凸印着牛津大学出版社的金色穹顶，似乎是在炫耀封面上的剪纸图案，这一切都讲述着这本辞典是什么，用来做什么。这种外观上的品质也是为什么我们把框架说成是非特殊物体的部分原因，尤其是，框架既是表现形式，也是一种媒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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