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网·汪家明专栏】美国著名编辑家伯金斯说过一句话：有两种气质使编辑名满天下，一是对于一本好书能越过缺点看到优点，不管这些缺点多么让人沮丧；二是任凭困难再大，也能不屈不挠地去挖掘书稿的潜力。第二点说的就是要有毅力，要有笨劲，你得下决心把好东西挖掘出来。
我认为在三联书店做的比较重要的几本书，一本叫《那年那天》，一本叫《协和医事》，还有一本是我走了以后才出的《凤凰咏》。这三本书重要在什么地方，我简单介绍一下。
《那年那天》写浙江美院的历史。浙江美院现在叫中国美术学院，它是中国现代派艺术、先锋艺术的大本营，林风眠、吴大羽是那里重要的教授，朱德群、赵无极这些了不起的抽象画家都是他们的学生。现在法国一个了不起的艺术家黄永砯也是浙江美院毕业的。
解放后，我们在艺术上主张现实主义，只讲写实，画抽象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画法，野兽主义、达达主义根本不可能。派去了一些干部，让这些画油画的画家们改画国画，像周昌谷、方增先后来成为国画中画人物画得很棒的。当时这种画法很意识形态化，在浙江美院有很多人甚至牵扯到生死存亡的事情。比如说吴大羽被开除了，最了不起的大画家开除了，没有生活来源；林风眠被赶走了，赶到上海住在阁楼里边，据说“文革”中他把2000张画用马桶给冲掉。即便到改革开放以后，1982年即将毕业的77级大学生林琳，毕业创作画了一幅野兽派作品，一幅女人体，就不予毕业，没毕业就不能分配工作，没有工作就没有饭吃。最后，他辗转到了美国，在美国时代广场给人画像为生，结果和一个黑人起纠纷，被黑人一枪打死。当时阿城他们还在那儿给他打官司，把那个黑人抓起来，结果又放了，说有精神病。那也没有办法。意识形态对于个人命运以及整个艺术史产生的影响是《那年那天》想要表达的主题，就是写整个几代人的遭遇，表现新中国艺术在发展过程中与意识形态间的复杂关系。
再一本书就是《协和医事》。协和医院大家都知道，在北京生活的人就更熟了，因为协和医院是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建立的。洛克菲勒是美国的大富豪，他的钱太多，要交税，他就搞了一个慈善基金。洛克菲勒做慈善不是把他的钱零散地散给别人，而是做影响世界进程的大慈善。他当时看中国很落后，于是1926年，在中国建了一所医学院，目标是培养中国的医学领袖，改变中国的卫生状况。他那10年投出去的慈善资金，90%就在这一个项目中。学院建设前几年盖了55座楼，前3年只培养了3个学生，而那时候老师、教职员工有100多人。学生的培养过程中要读8年，先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再来读医学院，上医学院的过程中，有一年要在美国的霍普金斯医学院读。读完了8年你可能毕不了业，也可能当博士，也可能是一个硕士，也可能是本科。现在知道他的目的是好的，但是解放初期，因为政治的原因，美帝国主义这种背景造成了整个协和完全变味，工农兵大学生要进来，不用考试。过去的做法被斥为资产阶级的培养方法，贵族的培养方法，学生住那么好、吃那么好，老师一个人一幢小楼，怎么可以？这本书讲了协和医院90年代的历史。
这两本书都是下足了笨劲，两位作者不会写这类历史著作。《协和医事》的作者常青（讴歌）前边出过一本书叫《医事》，卖得很好。她毕业于协和医科大学，有美国留学的经历，文笔很好，写散文、小说都可以，但是她不会写历史。可是，讲协和医院的历史，没有她还真写不了，因此这个责任必须落在她头上，协和医院90年要出这么一本书。他采访了无数的老先生，只要在世的，其间的恩恩怨怨，文革中的你争斗我的事太多了，很多人老死不相往来。她整个采访了一遍，把历史梳理了一通，但是写出来的文章不合格。
《那年那天》也是一样，作者没写过这类东西，他是浙江美院78级学生，林琳等都是他的同学，现在的院长许江也是他的同学。他写出来的文章也比较乱。这两本书，我都和作者一起改了好多遍，下足了功夫。我认为，这种笨工夫下得很值。做这些书的时候，我常常想起美国很有名的编辑家伯金斯说过的一句话：有两种气质使编辑名满天下，一是对于一本好书能越过缺点看到优点，不管这些缺点多么让人沮丧；二是任凭困难再大，也能不屈不挠地去挖掘书稿的潜力。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一你要有眼光，稿子很差，但是它是一个好东西，越过缺点看到优点；第二你要有毅力，要有笨劲，你得下决心把好东西挖掘出来。有时候折腾的时间很长。这两本书其实就是这么出来的，但是出来以后，《那年那天》因为面太窄卖得不好；《协和医事》可能现在还在印，印了大概五六次，卖得很好，因为大家都要看病，协和名气又大。
还有一本书叫《凤凰咏》，作者周光蓁是香港研究音乐史的，用10年的时间写出的一本书，书的副题就是“中央乐团史”。中央乐团成立于1956年，1996年改成国家交响乐团。中央乐团这个名字改得不对，中央乐团在我们的心目中很神圣，特别有品牌。可是这个中央乐团的问题在哪呢？有点像协和医院是美国人建的、浙江美术学院专门搞西方的绘画一样，中央音乐团是中国唯一搞西洋乐的，常常演奏的是贝多芬一类的作品。在越来越左的年代里，中央音乐团就有麻烦了，“文革”期间出的事就更多了，光自杀的好几个，内部斗争很激烈，意识形态的极左路线扭曲了交响乐团甚至现代中国艺术史的发展。这本书编辑也很困难，最后不是我编的，但书是我引进的，后来是三联书店的张荷编的，编了好几年，下足了笨劲，因为里边大量的恩怨要说清楚，像李德伦，大家都知道，是个很有争议的人，他确实曾经风光过，江青的红人；此外，书里边还有很多知识性的问题，这些都要下很大工夫去核实。
在三联书店时，我策划过一套书《中学图书馆文库》，现在出的册数很多。当时第一年第一批出了16本，后来又出了9本，然后我就调走了。当时也算使了一个巧劲，就说题目叫《中学图书馆文库》，不是中学生文库，图书馆、中学图书馆老师也用。当时我的想法是要选取一些经典的文史和语言方面的作品，对中学生有用的，有一定的知识含量，略高于中学生的阅读水平，但中学生只要想看就能看懂。比如第一辑选了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还有朱自清、叶圣陶、吕叔湘合编的给中学生的《文言读本》，还选了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7万字，很薄的小册子。
还有另外几本书，一本是孙犁的《故事与书》，一本是汪曾祺的《岁朝清供》，一本是周有光的《语文闲谈》，以及王世襄的《京华忆往》。这几本书，是我从孙犁的10本书中选了1本书，从汪曾祺厚厚的10几本文集里选了一本书，三联书店出了周有光先生6本《语文闲谈》，我觉得6本太多了，而且内容没有分类，让中学生再买再看不太可能，我从6本中选出1本，从4000多条中选出400多条；《京华忆往》是从王世襄的《锦灰堆》里面选的，那些中学生特别感兴趣的那些散文，讲他怎么玩鸟、怎么养狗、怎么养鸽子，写得特别精彩，文笔特别棒。这些针对中学生的选本，中学生看了就会写文章，选题的想法算是巧的，但是选的过程是很费劲的，下了很大的功夫去选。中国有“选本”的传统，比如《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都是杰作。古文和唐诗的流行几百年上千年，主要靠的是这样的选本。
其实我想无论是巧劲还是笨劲，其实都是来自于对书的热爱，我是从范用先生那里得到这个理念。范用先生认为做出版最需要具备的品质是，你看到一部好稿子，就迫不及待要推荐给更多的人。范用认为这是做编辑、搞出版最重要的一条，老想把好的内容分享给别人，而且迫不及待，恨不得第二天就见书。范用就是这个特点，只要他给你一个书稿，明明他知道出不来，他还是会很快给你打电话问：怎样了？什么时候出？过几天又打电话问：出了没有？大家听了都笑。范用先生就是这样。
讲这些故事有点自吹自擂的意思，其实，这些书虽然下了工夫，很多还是失败了，很多都已销声匿迹，像《那年那天》，在座的可能从来没听说过，借今天的演讲在这里发发广告，也许现在也买不到了。
（本文根据汪家明社长在百道网第19期公益性编辑沙龙上的演讲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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