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国内的出版事业，相信很多作者是一肚子苦水无处说，比如内容很好的书，但因市场太小众，就无法正常出版。遇到诸如此类的事情，作者最后常常是买一个书号，出版了事。没渠道的，干脆做个自印本。如此说来，这出版原本是人人都可以做的事，变成了少数人的“事业”。
山东某编辑吐槽绝不是个案。国内的出版虽然极度繁荣，最近几年的出版数据显示，中国每年出版40多万种图书，是美国的两倍，连续多年成为世界第一出版大国。而与之相对应的是，中国也是名符其实的“第一库存大国”。可仔细观察这庞大的数字后面有几多精神营养或食粮，也许得到的答案是数字越来越少。这说明，在出版繁荣的背后，依然存在着诸如同质化严重，以经营为导向的出版方式，在某种程度上，这让许多图书因太小众而无法面世。
由此，我想到一个著名的案例。乔伊斯在推出《尤利西斯》时，在美国的《小评论》文学季刊上连载被告上法院，在英美国家受限，但莎士比亚书店却力排众难，推出了第一版。正是它的推动，才有了《尤利西斯》的未来。倘若是这家书店看不上《尤利西斯》，无疑会让这本书至少更晚一些才与读者见面的。国内的出版机构在出版图书时，是否有勇气和智慧能推动让出版更大众一些，至少在目前还是一个疑问。
具体到出版的未来，那应该是出版的分野，一部分偏向学术出版的机构将在小众阅读中求生存。而另一部分则直接面对读者，做畅销书。畅销书与小众阅读在本质上是同样促进阅读，可在具体做法上肯定是有细微的差别。这其实是反映了当下的读者阅读需求的差异化所致作为阅读者，是希望能读到自己感兴趣的读物，而不是出版物的面目上的千篇一律。当我们只注重畅销书时，诸如地方文献、史料却有可能因小众而无法正常出版，这损失的是文化的传承和延续。
如果我们熟悉近代出版的历史，不难发现张元济、王云五、邹韬奋、赵家璧等的所作所为，并非仅仅是追求利润，还是有着不同的文化理想和人文情怀，他们为科学知识的普及、文化教育的发展、中西文化的交流、传统文化的抢救和保护以及国民素养的提高所做的贡献，在今天看来，依然是弥足珍贵的。为何在今天，我们重提他们的文化贡献，就在于今天的出版仅仅着眼于商业经营，于文化积累上缺乏更多的识见。
当我们注意到一些出版机构醉心于作者的自费出版，谋求一时的利益而忽略出版社会的功用时，难免会有心痛之感。最近微博上，也有人感叹，出版人的特殊性在于，你首先是一个文化人，然后才能是一个生意人。这其中所牵涉的不只是身份界定，更有着传承文化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不过，出版的繁荣是一方面，其中的乱象也值得我们有所警惕，当我们的阅读中只有于丹、余秋雨等读物，或某些励志读物时，我们的阅读和思考能力就可能有所下降。而对阅读来说，最美好的是，能够读到自己想读的图书。诚然，这也是中国梦的一部分。
书评人思郁说，在中国做出版，不但要考虑文化意义、市场价值、畅销前景，更重要的还要考虑政治敏感度。所谓“曲线出书”，不值得鼓励，却值得我们反省，因为出版业承载的价值也许就在你放弃争取自由，主动阉割的那部分文字之中。话虽如此，也其实是在提醒我们，做文化出版，依然需要开放的心态，毕竟其所坚守的应该是一份良心事业，需要坚韧不拔的勇气和智慧，不断地推出优秀的作品。如此，文化才能更好地延续，这才能起到促进文化发展的可能。
（原文标题《首先是文化人 然后才能是生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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