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专稿】《荣荣的东村》不是抽象地将这些作品进行割裂的描述，而是将荣荣给妹妹写的信笺，他的日记，以及他与东村艺术家的交往，他们在创作这些作品之时的谈话，都收录进来，这提供了历史的深度和可信性，重新回到这段中国实验艺术源头的神话现场，探寻那些看来冷酷无情的实验艺术作品背后那些热切的历史原境。
世纪文景出版巫鸿先生的著作，已经有六年，陆续推出过两个方向的书籍。
一类是巫先生作为美术史家的艺术史专著，如《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2009）《重屏：中国绘画中的媒材与再现》（2009）《废墟的故事：中国美术和视觉文化中的“在场”与“缺席”》（2012），用长篇幅多章节集中分析中国艺术史上的典型问题。而巫先生宽广的学术视野，又使得即使是关于中国古代美术的论述主题，也能够吸收到最新的实物考古材料和学术观点，从而对美术史学科内外的读者产生研究方法论上的启迪。像《废墟的故事》，更是打通视域，讨论从古代艺术一直延伸到当代艺术，解释出历史的深层联系与内在逻辑，给读者强烈的思想震撼。
而另一类著作，则是围绕着巫鸿先生作为当代艺术策展人的身份展开。如围绕宋冬作品展开的《物尽其用：老百姓的当代艺术》（2011）。摆在我们面前的《荣荣的东村：中国实验艺术的瞬间》（2014）正是这一方向的最新作品。在这一类作品中，巫鸿先生常常会将艺术史家的观察与艺术家本身在创作作品时的文本、图像材料结合在一起，但其目的不在于为特定展览做惯常服务，而在于将艺术家具体的作品放置在其生命长线上，去观察和把握他们长期创作的内在逻辑。《荣荣的东村》正是这样一部著作。
北京的东三环和东四环之间，曾经有一座名叫大山庄的破旧村子。它的另外一个名字，“北京东村”，在非官方的历史，也就是中国当代实验艺术的历史中，却是一段神话。1990年代中期，张洹、荣荣、左小祖咒、马六明、段英梅，这群挣扎在贫困线上的艺术家与音乐人，被低廉的房租和毗邻北京的地理位置所吸引，把这个破败的村庄当作了自己的家园。一批中国实验艺术的经典之作《为鱼塘增高水位》《12平方米》《原音》诞生于此。
然而，当代艺术的读者往往会对这一时期的实验艺术创作产生畏惧与不理解，认为这些作品过分的血腥、残酷、恶心。我个人原先也对这段历史保持有距离的理解的态度。然而，从巫鸿先生处拿到这部书稿阅读之后，我的思考产生了完全的变化，关于这段历史，以及在这段历史中经过的艺术家、产生的艺术作品。视角不同了。
在这个新的视角下，我们不仅看到了摄影家荣荣用冷静的镜头对那些作品与生活的见证。同时更看到了那一批人鲜活的生存状态：一群怀揣着梦想的青年，来到这城市的边缘地带。外人眼中，他们是经济上的苟延残喘者。自己心中，他们雄心勃勃，将成为中国当代艺术的主宰者。这天上与地下的内心对峙，使他们游走在极度自傲与极度自卑之间，用身体和行动写下了石破天惊的分秒时刻。《荣荣的东村》不是抽象地将这些作品进行割裂的描述，而是将荣荣给妹妹写的信笺，他的日记，以及他与东村艺术家的交往，他们在创作这些作品之时的谈话，都收录进来，这提供了历史的深度和可信性，重新回到这段中国实验艺术源头的神话现场，探寻那些看来冷酷无情的实验艺术作品背后那些热切的历史原境。
2003年，《荣荣的东村》曾经出过豪华收藏版，是一本摄影家认定作品级别的英文画册。这套书现在只能在收藏家或国外重要学术机构的图书馆中才能看到。然而对于东村这段与中国当代艺术息息相关、绕不过去的源头性历史，中国之前并没有可信的出版物可供广大的学术研究者进行进一步的探讨。所以此次《荣荣的东村》中文版的定位，从一开始，就跳脱出精装大部头画册的陷阱，而直取平装图书的形式，提供经过梳理和思考的史料。这意味着更合理的价格和更广大的读者面向。
从巫鸿先生以及本书的译者毛卫东先生（同时也是荣荣创办的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艺术总监）手中得到书稿后，我约请了设计师马仕睿先生对此书稿进行总体设计。总体的思路，是将一份原来展览画册性质的材料，转化成为开本适当阅读书信、日记和历史论述等多种材料的形制。而这过程中，又需要尽量保证摄影作品穿插于文本其间，该看的时候看过瘾，不该看的时候，不能打扰文字的顺畅。而这本平装书所采用的裸书籍穿线装订的方式，并不是多么高深前卫的装帧设计，它其实比惯常的方式在装订上要麻烦一些，而且既要结实不能易散，还要避免硬邦邦，要好上手。采取这个方式最核心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平装书也得能翻得开，让很多作品可以用跨页的形式呈现，这样读者看得更到位一些。同时，从内容出发，我们把握东村时期的艺术家正是生活在一个“废墟”式的场所当中，有很大的粗糙感和未定型感，这和裸背露出些许装订线的感觉也正是恰当的一致，所以很高兴地这样采用了。近来出版界有一种倾向，是编辑不厌其烦地向读者告白自己在编辑设计上多么用心，设计多么出位，尝试了多少种纸张，等待了多少时间，其实也并没有比前人做出什么更有创造力的事情。若说是被老板逼着作商业上的推广，硬要制造些噱头出来，其实作为编辑是很无奈的事情。但如果确实是以此自矜，不免让人难过。从内容出发，选取合适的形式，真能做到位，就很好了。
这本书的调子乍看起来有些灰暗，所有的文字内文书页都垫了浅灰色的底，图片内文书页垫了深灰色的底。其实也设计过书中几大版块的内页所垫的灰底深浅度不同，以反映东村不同时期的气氛，但最终还是因为变化太过复杂而没有这样做。再一页一页改回来，也费了不少力气，真是活该啊。封面，只是在黑色卡纸上印了一个银色。这样远远看着时，或许不起眼（为这也没少受自己营销部的“挤兑”，当然都是善意），但走近，拿起，微微对光一看，便可以看到闪闪的明亮。或许这正如东村的历史，沉没在历史的尘埃中，但仔细看的时候，便从沉默中感到锐利。
有一群人，不在乎死气沉沉的现实，不在乎经济上的弱势，有自己的话必须要说，并相信总会有人听到，有人懂得。这是一群快乐的叛逆者，这是一群拒绝和解的破落英雄。忧郁的时候，你必须敢想敢干。
和陆智昌先生交流过这本书。他说这书内容真精彩，但换是他处理，或许前半部分会采用更为明亮的气氛，那些年轻人当时疯狂的想法，其实是很灿烂的。他啜了一口咖啡，又出神了一会儿，说，还是很喜欢封面黑卡印银的方式，很过瘾。我说，要是那银色能够再印亮一点，再锐利一点，就更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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