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启蒙决不会消灭启蒙。启蒙的原则如果是有真正价值的话，决不会因批判而失去其价值。相反，当启蒙成为不能批评的图腾或禁忌时，启蒙实际上已经被埋葬了。
“启蒙”是“五四”以来读书人最喜欢挂在嘴上的词之一，可是，与此相比，有关启蒙的书却少得可怜。不要说国人的研究著作，即使是西方学者关于启蒙的著作的译本，也不是很多。一般人要了解启蒙究竟为何，要找一本合适的入门书，还真不容易。国内学者关于启蒙的著作也有一些，但往往观点因袭，看上去好像面面俱到，实际却理解不够深透，甚至了解也不够全面，尤其是对于启蒙本身的矛盾，因而难以使人真正把握启蒙思想的精义。而直接读启蒙思想家的原著，对许多读者来说会有些困难；且任何一个启蒙思想家最多代表启蒙的某些思想，而启蒙本身是一个非常复杂多样的思想运动，包括了彼此冲突的思想，因此，欲对启蒙有一个比较全面但又扼要的理解，读某个启蒙思想家的原著不是首选。
已经引进的西方学者写的关于启蒙的著作，像卡西勒的《启蒙哲学》、伯林的《启蒙的时代》（基本上是一部启蒙思想家的哲学选读），往往只涉及启蒙的哲学，且对于一般读者来说，也并不容易理解。康德的《什么是启蒙》当然是一篇关于启蒙精神的经典著作，但也只涉及启蒙精神的一个方面，要想通过它了解启蒙的一般精神，那还是远远不够的。至于《启蒙运动与现代性》这样的译作，本身是一部主要以专业人员为读者对象的西方有关启蒙的论文集，对于专业研究人员来说，这是一部非常不错的参考书；但对于一般读者来说，就稍嫌专业了一点，在此主张轻松阅读的时代，大概也只有少数非专业人士才会去认真阅读。而《剑桥指南：苏格兰启蒙运动》这样的书只是让我们对苏格兰启蒙运动有所了解，但启蒙却是一个遍及整个西方世界的运动。其实，西方学者写的关于启蒙运动的书不知凡几，要选几部全面介绍启蒙运动的书迻译进来，并非难事，却至今未见有此类译著问世。
最近翻译出版的托多罗夫撰写的《启蒙的精神》一书，当然也不是一般全面介绍启蒙的整体情况的著作，但却是我见到的一部对启蒙精神最简练到位的阐发之作。如果有人问我，一般人要了解启蒙运动和启蒙精神，先看哪本书，我会毫不犹豫地推荐托多罗夫的这部著作。托氏不愧是大手笔，在那么小的篇幅内，挥洒自如，从三个方面勾勒出启蒙最重要的精神特征，不但有广度，而且有深度。考虑到此书只不过是一小册子，就更为难得。
国内一般把托多罗夫理解为一个文论家或一个文学批评家，可在我看来，他是一个杰出的思想家，即便是在这本薄薄的小册子中，也可以看出他不凡的思想家品质。他对启蒙精神的阐发深入浅出，论述精到。于大开大合之中，启蒙精义全出，胜过许多有关启蒙的高头讲章。
启蒙从它出现以来，从不缺乏批判者。而现代世界的种种困境、悲剧和罪恶，更加剧了人们对启蒙质疑和批判乃至否定的力度。尽管如此，启蒙成为西方世界乃至现代世界的主流意识形态，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对于启蒙，仍然是信者多，疑者少。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启蒙的批判越来越全面、越来越深入、越来越有理有据，但为其辩护者还大有人在，如哈贝马斯、托多罗夫。与哈贝马斯主要用自由、民主、人权这些西方世界的成就为启蒙张目，以“未完成的规划”为启蒙辩护不同，托氏致力于解释启蒙的精神和启蒙本身的复杂性。在别人那里，可能非鸿篇巨制莫办，但托氏却在这样一本小书中做得游刃有余。
托氏一反我们熟知的对启蒙的解释，即启蒙是一个历史的断裂，是与过去的一切实行彻底决裂。相反，托氏一开始就指出，启蒙并非重新开辟历史，并非寻常意义的“思想革命”，它“是一个结束的、概括的、综合的年代而非彻底革新的年代”（第13页）。启蒙吸收并表达了过去有争议的见解，它根本不是截断众流，而只是把一些过去已有的思想加以强化和极端化而已，这当然是吸取了以往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不过他想强调启蒙的意义不在思想创新，而在它的历史影响。启蒙对后世的根本影响，主要体现在托氏此书所揭示的它的三个根本精神上。
在托氏看来，启蒙的根本精神主要有三，就是自主、人类行为的终极目的和普遍性。这三者中，最主要的是自主性原则。所谓自主性就是以人（个人）为最高的权威和万事万物的尺度。这就必然要尊崇理性，反对宗教。尊崇理性，是因为从古希腊开始，西方人就把人定义为“理性的动物”。既然人凭理性就能为一切做主，当然就要推翻一个凌驾于人之上的上帝，就要反对宗教。上帝是人造的，也为人所弑。而杀死上帝的凶手，正是启蒙。托多罗夫说：“启蒙运动的伟大洪流依靠的不是无神论，而是自然宗教、自然神论，或它们的众多变体之一。”（第16页）这种观点早就有人提出过，但不管怎么说，启蒙之后无神论在全世界大行其道，宗教权力日趋式微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自主性原则也是人民主权与个人自由这两个现代政治的基本原则的根据。正是自主性原则使得人们认为一切权力源于人民，个人对于其自身的事务有绝对的自由。
也正是从自主性中，导出启蒙的第二个基本精神，这就是追求幸福，而不是灵魂的救赎，乃是人生的最终目的。但由于把灵魂的追求排除在幸福之外，幸福就只是七情六欲的满足。除了这个最终目的外，其他的一切都是手段或工具。理性不再衡量善恶是非，而是达到人生目的的工具，成为工具理性。而为公民的福利服务，也成了国家合法性的主要来源。康德“人是目的”的命题之真正内涵虽然不尽如此，但却简洁地表达了启蒙的第二个基本原则。
一切要由人（我）做主，人和人的幸福才是终极目的，这是天赋人权说的原理根据，而天赋人权说则赋予它们以超验的绝对性和普遍性，即“除公民在他们的社会范围内享有的权利之外，他们还拥有别的权利，这些权利对于地球上的所有居民是共同的，因此对每个人也是共同的，它们虽未成文，但一样必不可少”（第21页）。另一方面，“如果所有人拥有全部相等的权利，那么他们在权利方面将是平等的：平等的要求源自普遍性”（第21页）。
一般谈启蒙精神的人往往会忽略普遍性原则，而托多罗夫却凸显这一原则，的确有见地。对于古希腊人来说，希腊人以外的人都是野蛮人；而对于中世纪的欧洲人来说，基督徒以外的人都是异教徒，都是化外之人。野蛮人也好，化外之人也好，都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而启蒙的普遍性原则则在西方第一次确立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信念。从此，西方人总是喜欢以全人类的名义说话，相信他们的原则就是人类的原则；而非西方人也有很多认同此点，以西方的观点为普世观点，以西方的价值为普世价值。其实，只要真是普世的，就一定不会专属某一人群。
在启蒙语境中讨论真理概念是托多罗夫这本小书让我最感兴趣的地方之一。“真理”概念当然不是启蒙的发明，而是早已存在。与西方以往的真理概念不同的是，启蒙的真理观是主张真就是真，与善和美无关，真自身就有绝对的价值。这种被今天许多人认为是天经地义的、最为科学的真理观，最初却并不像它的提倡者声称的那样，除了它自身没有其他的目的。托多罗夫的书让我们看到，启蒙思想家宣传这种真理观，是为了摆脱宗教对人类和知识的影响，是为了培养“个体自主以及以批判的方式审视现存规范的能力和自行选择其行为准则的能力；手段是控制基本的知识权限以及认识世界。……捍卫个体自由意味着人们要承认事实和诠释、科学和观点、真理和意识形态之间的不同；正是通过召集这些对立词组中的第一个词语，即不受任何意志，从而也不受任何权力干涉的词语，这场斗争才有成功的机会”（第89-90页）。可见，启蒙的真理观本身并非初看那么中立，它是包涵政治意向的。主张真理独立是为了保护个体自主，因为“个体面对权力要仰仗真理。真理高于法律。同样，国家的法律不是来自一个牢固的真理：它们是公共意志的表达，总是随时可能变化。追求真理不属于公众决议，反之亦然”（第92页）。启蒙思想家自己毫不讳言他们真理观的政治性质：“真理因此既是权力的敌人也是权力执行者的敌人。”（孔多塞语）
但这种真理观也会导致唯科学主义，即在知识积累与世界完善之间画等号。我们有足够的认知就会知道怎样才能生活得好，人世的种种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根据知识和通过知识掌握的“客观规律”来改造世界。尽管孟德斯鸠早已表明，“任何想完全控制世界的雄心都是徒劳的”；卢梭更是断然否认在知识积累与道德完善之间存在着一种自动延续的幻想，但根据知识来改造世界的思想还是成为启蒙留给这个世界的一份挥之不去的遗产，各种此类计划从那时起就不绝如缕，超越左右。
虽然托多罗夫是启蒙的忠实捍卫者，但他并非没有看到启蒙思想的幽暗面与盲点，他不是像我们经常在某些高喊“启蒙”的人那里看到的那样，是以反启蒙的精神对待启蒙。他认为：“正是通过批判启蒙思想我们才能始终忠实于它，才能发挥它的教益。”（第29页）这说得非常好。但就他此书而言，基本还只是停留在表态，而未付诸实施。相反，他把迄今为止人们对启蒙的批判，统统归结为对启蒙的摈弃与曲解。他这部书的目的既是揭示启蒙的精神，又是要为启蒙辩护。他不但用一章来直接讨论对启蒙的摈弃和歪曲，而且在各章几乎都少不了为启蒙辩诬的文字，有时甚至让人觉得他这部著作是围绕辩诬的目的展开的。虽然他的辩护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也的确是澄清了一些由于粗枝大叶的了解导致的误解，但不能根本打消人们对启蒙的质疑。
西方学术界早就发现，启蒙思想并非铁板一块，相反，正如托多罗夫所指出的，启蒙本身是异质性的，“启蒙时代更是一个争论不休而非意见一致的时代”（第14页）。甚至可以说启蒙是悖论性的，因为它往往把不同乃至相反的元素组合在一起。此外，启蒙思想家本身就是充满矛盾的人，美国著名史学家贝克尔在其名著《18世纪哲学家的天城》对此有精彩的描述：“他们抛弃了对上帝的畏惧，却保持着一种对神明的尊敬态度。他们嘲笑了宇宙是在六天之内创造出来的这种想法，但仍然相信它是被一个至高无上的存在者按照一个合理的计划所设计出来的一架精美的机器，作为人类的居留所。……他们否定教会和圣经的权威，但对自然界和理性的权威却表现出一种天真的信仰。他们鄙视形而上学，却对被人称为哲学家感到自豪。他们看来似乎有点过早地就毁掉了天堂，因为他们还保留着自己对灵魂不朽的信仰。他们勇敢地讨论无神论，但却不在仆人面前。他们勇敢地捍卫宽容，却很难宽容教士们。他们否认曾经出现过奇迹，却相信人类的完美性。”这使得任何对启蒙的辩护都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除非出于辩护者本身的意识形态立场，实际上把启蒙作为一种现代性的意识形态来辩护。这是我们在众多启蒙的辩护者那里看到的。
对启蒙的批判和质疑当然也可能是出于批判者自身的意识形态立场，但不会纯粹是由于个人的主观取向和背景，也不能简单归结为人们对它的故意歪曲；是历史与现实使人们不得不对它持批判态度，这一点托多罗夫其实也看到了：“20世纪带给人们从前形成的所有希望一个决定性的否定，以致他们不再仰仗启蒙，诸如人道主义、解放、进步、理性、自由意志等词语所涉及的思想都声誉扫地。”（第23页）如果现代世界很大程度上是在启蒙的规划下形成的话，那么根据它的种种灾难和困境追究启蒙本身的问题，难道不是合理的吗？主张批判一切的启蒙难道不应该首先对自己展开批判吗？主张宽容的启蒙难道不应该容忍对它的批判？这才是以启蒙的精神对待启蒙。
但是，托多罗夫在提出要批判地对待启蒙的同时，也提醒我们：“过多的批判谋杀批判。在启蒙运动的传统中，批判只是一种批判和重建的双重运动的初始阶段。”这话说得好。但是，至少在这本书里，不要说过多的批判，连一丁点批判都没见到。相反，我们看到的是对启蒙的哈贝马斯式的辩护：“我们今天离启蒙运动的理想还很远。”（第83页）在此之前，哈贝马斯说，启蒙是一个未完成的规划，说法略有不同，意思是清楚的：启蒙不该对现代世界的种种罪恶负责，现在的问题在启蒙允诺的美好未来可以得到解决。这其实是用一个可以无限延伸的未来为当下的罪恶背书。这种手法基督教神学家和左翼理论家在解释他们的美好世界为什么会有罪恶时都用过。
在这部书中，托多罗夫对当今世界的种种罪恶有严厉的批判，但这种批判与对启蒙的批判无关。对于启蒙，他只有辩护，没有批判。他解释说：“如果我们今天想在启蒙思想中找到应对当前困难的依据，那么我们就不能原封不动地接受形成于18世纪的所有主张，这不仅因为世界已然改变，还因为这种思想是多元的，不是只有一个。”（第29页）这也说得不错。但托氏没有提到，多元的启蒙思想中有一些对后世影响最大者其实是相互抵消，甚至是相互否定的。这些相互抵消、相互否定的思想当然不可能同时对现代性发生影响，而必定有一个最终对现代性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因此，不但要看到启蒙思想的多元性，也要看到启蒙思想有相互否定和抵消的一面。
就拿自主性原则来说，它说的是我们人凡事都应该，也能自己做主，这就必须以承认人的自由意志为前提，没有自由意志的自主性就像圆的方一样荒谬。然而，启蒙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却都不太相信自由意志，因为启蒙哲学大都将机械因果观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正是启蒙思想使得各种决定论在现代大行其道。伏尔泰早年还通过常识论证来证明自由意志的存在，但到了写《无知的哲学家》时（1766年），完全变成了一个决定论者，他说：“当我能做我要做的事时，我是自由的；但我要的是我必然要的东西；否则我就没有理由要，没有原因要，那是不可能的。”休谟虽然不承认因果必然性，但却把心灵的作用与物质的作用同样看待，自由意志只不过意味着做我们被迫要做之事的自由。他的同胞洛克明确反对笛卡尔的心灵学说，认为所有心灵状态都是因果决定的，我们没有必要为了保持对人类自由的信仰而假定心灵的非因果决定性。斯宾诺莎把人比作一块有意识的石头，以为自己在空中自由运动，实际只是因为不知道它运动的原因。霍尔巴赫则把人比作马车上的苍蝇，以为自己就是车夫。
所有这些否认自由意志的思想，从根本上掏空了启蒙的自主性原则。启蒙思想家对自由意志的实际否认，预示了一个与他们期待相反的现代事实：现代不是自主性高涨的时代，而恰恰是自主性日趋式微的时代。托多罗夫自己也看到，在启蒙后的现代社会，“不仅是国家可以剥夺国民的自由，就是一些强权的个体同样能够限制人民的主权。这里，危险不是来自独裁者，而是来自一些财势显赫的人”（第58页）。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人民主权对经济控制无能为力；相反，经济控制却在限制政治自主。经济机器“具有命定性非个人的形式并阻止个体使用他的意志”（第60页）。公众舆论也在限制个人自由。遗憾的是，启蒙与这些现代现象有何关系，启蒙精神应该如何应对如此严峻的现实，托多罗夫只字未提。实际上，这决不是一句“从反面意义上对启蒙运动的曲解”（第58页）可以解释的；而是启蒙运动本身与这些现象有亲缘关系。启蒙思想家中很多人（著名如狄德罗、孔多塞）相信应该以理性和知识来控制社会。现代社会的科层制与理性化同样也是启蒙自主性原则的产物。这恰好应了卢梭的那句话，“善恶同出一源。”
自主性原则在政治上表现为主权概念和权利概念，在社会管理和运作上表现为科层制和理性化，而在道德领域则表现为自律的概念。然而，正如麦金太尔在《美德之后》中深刻指出的：“为了保护我们珍视的自律性，我们力求我们自己不被他人所操纵；但为了把我们自身的原则和观点具体化在实践世界中，我们却发现，除了用自己力求避免的操纵性关系来对付他人外，无任何他途可循。”现代人异化的根源，恰恰在他的自主化原则。自主化要求自己用理性来操纵一切，包括操纵他人。但人事实上不是生活在真空中的原子式的个人，而总是生活在一个社会中。因此，主体用理性操纵一切的要求必然吊诡地体现为自己被种种理性化的制度操纵。这样的话，批判启蒙，首先应该批判启蒙基本原则所包含的自我否定的因素，分析其原因，而不是用批判启蒙的口号来代替或防止切切实实的批判。
其实，批判启蒙决不会消灭启蒙。启蒙的原则如果是有真正价值的话，决不会因批判而失去其价值。相反，当启蒙成为不能批评的图腾或禁忌时，启蒙实际上已经被埋葬了。启蒙的首要原则恰恰是怀疑与批判。恩格斯曾这样描述启蒙主义者：“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以往一切社会形式和国家形式，一切传统观念，都被当作不合理的东西扔到垃圾堆里去了；到现在为止，世界所遵循的只是一些成见；过去的一切只值得怜悯和鄙视。只是现在阳光才照射出来，理性的王国才开始出现。”这个描述可能有点理想化，但基本表达了启蒙思想的批判特征。启蒙的这种批判精神，恰是今天的世界所缺乏的。
不仅缺乏，而且根本就被一些高喊启蒙者抛弃。有些启蒙不离口的人，不但不知启蒙的批判精神为何物，反而是反其道而行之，他们把某些自己也没有完全弄清楚的东西当作绝对真理来宣扬，把自己当作“口衔天宪”的真理代表，以喊口号代替批判性思维，以独断论代替理性辩难，以必不容对手有反驳之余地来代替宽容与讨论。毫无疑问，这决不是启蒙，而是启蒙的反面——迷信和专制。
启蒙的维护者大都不否认现代世界是在启蒙思想的影响下形成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现代世界的种种弊端与启蒙毫无关系就是不可想象的。面对历史和现实，一味维护不但无济于事，而且也与过度批判一样，在谋杀启蒙。只有批判启蒙才是维护启蒙，也才能拯救启蒙。托多罗夫看到了这一点却不能做，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这也是许多维护启蒙者的通病。他把唯科学主义、个人自由、彻底的去神圣化、意义消失、相对主义都看作是对启蒙的曲解，而不认为它们乃启蒙所孕育，所以他对启蒙的批判只剩下了一个姿态。但是，无论如何，他没有背叛启蒙的批判精神，他相信：“人类注定要追求真理而非拥有真理。”（160页）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没有必要把启蒙神圣化。启蒙的精神不是真理，而是追求真理。启蒙是让真理之光照亮自己，而不是传教或布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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